1912年2月，18岁的毛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这所学校是当年湖南最大的普通中学，集中了一批优秀教师，校长是符定一，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1912年6月，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主题是读史用史，题目自拟。毛泽东根据《史记》记载的“商鞅徙木立信”这个故事的内容和比赛的要求，并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挥笔写下大气磅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以抒发胸怀。原稿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同时在长沙市一中（即原湖南省立一中）校史馆，有复印件
商鞅徙木立信论
普通一班毛泽东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qí）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guǐ）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国文老师柳潜，阅后破例给了满分，并在最后写了一个总评，共计141个字的批语。
6个眉批共76个字：“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qīn qīn），形容进展很快）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文章末尾的总评计65个字：“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最后，全部获奖作文报到校长符定一那里审定，符校长不仅同意柳先生等人的意见，而且特地在毛泽东这篇作文的首页上批了“传观”两个朱红大字。
毛主席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柳先生。
24年后的1936年，毛主席在陕北窑洞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谈时，专门提及这个问题。他说：“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毛主席在一师时期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到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家中做客时，主席曾特地向我问起湖南省立一中的柳先生，并一再强调说，柳先生对我帮助鼓励很大，他是一位教育家。你回湖南后帮我打听一下我这位已阔别30多年的先生，并问候他。如果柳先生已不在人世，你也要替我打听打听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他们如有生活困难，请先代我进行帮助。
可惜的是，柳潜52岁就因病去世了。2005年6月，长沙市一中经过多方查寻，才在柳潜的故乡湘阴县三塘乡岳云村发现了他的墓碑。柳先生的一生，怀才不遇，境遇坎坷，但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胸怀发现了毛泽东这位“伟大之器”，从而也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