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案子破了，我们却高兴不起来。”12月25日，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副支队长李文燕告诉封面新闻记者，破案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此前，达州、甘孜、阿坝警方联手，成功侦破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扣押涉案猕猴1104只，涉案价值1.36亿元，挽回10个濒临灭绝的猕猴野外种群（封面新闻曾于12月24日报道）。
复盘这起公安部督办案的侦办全过程，李文燕多次提及“反思”一词。在她看来，案件背后，暴露出诸多问题亟须破解，珍稀野生动物保护，还任重道远。
犯罪嫌疑人指认涉案猕猴活体。
问题一：谁在大量收购猕猴？
“达州查扣1104只猕猴案”的侦破，斩断了一条从西部延伸至东部沿海的非法贩卖猕猴利益链。这条利益链条，末端伸向了哪里？
“猕猴末端收购者，主要是高校实验室、医药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办案民警介绍，合法收购猕猴需齐全的手续，同时须接受多个职能部门监管。上述案件中，具备合法养殖猕猴资质的重庆城口某养殖场，是非法售卖野生猕猴的关键一环。
经查，2022年以来，涉案犯罪团伙先后30次以每只2万元价格，非法收购野生猕猴467只。而后，以正规繁殖猕猴的名义，以每只13.5万元的价格出售到山东、重庆等地，非法获利2400万元。
警方查扣的部分涉案资金。
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2022年，国内多家知名生物医药公司疯狂“囤猴”，实验用猴身价大增，曾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这些实验用猴，生物学特性与人类极其相似，常被建立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其中有不少是猕猴。当年，一只成年猕猴，最高可卖到16万元。
问题二：野生猕猴如何“洗白”？
据《金融投资报》报道，在2020年，国内实验猴内需为4万只，超过国内实验猴每年出栏约3万只的生产能力。
“市场需求大，成交价格高，是一些人铤而走险的诱因。”李文燕举例说，上述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养殖场老板赖某伟，从事猕猴养殖时间长，从2007年就开办养殖场售卖生意。“2020年以前，养殖场收入比较稳定，而且都在1000万元以下。到了2021年、2022年，养殖场收入猛增到7500万元。究其原因，就是非法收购了野生猕猴。”
公安机关对涉案养殖场进行调查。
经查，赖某伟等人长期大量从甘孜、阿坝等地非法收购野生猕猴，与合法驯养繁殖的猕猴混合出售。在养殖场内，犯罪团伙通过伪造猴牌、伪造繁殖档案等手段，“洗白”野生猕猴身份后，再披着所谓合法外衣，堂而皇之地出售。
“合法养殖猕猴，需办手续非常多，出生证明、基因数据、身体健康状况数据等等，都必须依法采集、依法登记。”李文燕介绍，此案犯罪团伙对野生猕猴的身份进行“洗白”，主要手段便是对相关手续和资料进行造假。
问题三：监管漏洞出在哪里？
跨省作案、多次作案，是上述案件中犯罪团伙的显著特征。为犯罪行为提供掩护的养殖场，在整个非法贩卖猕猴利益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合法养殖的猕猴，必须有‘猴牌’，相当于是猕猴的身份证。这种身份证具有唯一性，是可以追根溯源的。”李文燕介绍，民警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发现，养殖场在“洗白”野生猕猴身份时，大多数工作都是由场内兽医一人完成，说明监管存在不到位的问题，或者特殊养殖行业监管机制上还存在漏洞。
公安机关查扣的部分野生猕猴死体。
“考究犯罪团伙对野生猕猴种群的损害程度有多大，是必要的，但不是必需的。”李文燕还提到，上述案件中，涉案人员多达32人，且涉案猕猴的数量、价值整体较大，本身已经能满足案件起诉条件。在司法机关没有提前介入或对案件侦办提出意见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侦办案件的过程和结果，对保护野生猕猴种群的作用有多大，无法预估。
鉴于此，李文燕认为，类似案件的预防、查处，仍需要在部门协作方面加强合作。只有多个部门和公检法等形成了监管合力，才能真正堵住漏洞。同时，还要加大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让大家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全社会参与进来。
问题四：行刑衔接能否破题？
“达州查扣1104只猕猴案”的侦破，成功挽回10个濒临灭绝的猕猴野外种群，值得庆幸。但也有遗憾，被公安机关扣押的1104只猕猴，因长时间被人工圈养，失去了野外生存能力，不再适合放归山林。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的猎捕人员，分布在四川省内不同的地方。而他们实施猎捕野生猕猴的违法犯罪行为，瞄准的目标都是野生猕猴种群，“定一个有猕猴种群的山头，然后长时间不停地捕猎，有些种群损失野生猕猴数超过100只”。
“林业、自然资源等行业部门，监管力度要加大，执法部门的‘行刑衔接’机制落地、落实，也需要加大力度。”李文燕认为，无论是哪个部门，只要有职责在肩，都应从类似案件中进行反思，不断改进工作。尤其是，要防止以罚代刑、有罪不究、降格处理等现象发生。
李文燕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积极探索“行刑衔接”机制在达州落地生根，与各级检察机关一道，探索与行政执法机关、行政监察机关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及时将行政执法中查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努力破解野生动物保护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