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
从喊话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个州”，到宣称要购买格陵兰岛，再到最近的要“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特朗普还未上任就开启了全球碰瓷模式，绘就山姆大叔版的“新时局图”。
网友给了句神评：他明明可以直接抢，却还要通知你。
到这里大家也才恍然大悟，原来当特朗普一开始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时，许多人以为他是在怀念20世纪90年代：彼时的美国刚刚赢得冷战，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独步全球。
但事实证明，特朗普眼中的“伟大”并不在1990年代，而是19世纪末——那个山姆大叔挥舞着“大棒”，美国外交政策由宏大的帝国主义野心、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对控制国际贸易路线的病态痴迷所定义的时代。
就像巴拿马运河这事儿，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很多人肯定很疑惑：美国不是已经根据《巴拿马运河条约》（1977年由一名民主党总统签订，1999年在另一名民主党总统任上生效）将运河还给巴拿马了吗？特朗普准备如何“夺回”它呢？退一步讲，美国总统上一次公开称这条运河为“美国重要国家资产”，已经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现在还是21世纪吗？
没错，特朗普的这番话，正是他的世界观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美国不仅是全球的领导者，更像是世界的房东，随时准备收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地产”。
特朗普就像一个误入21世纪的穿越者，而且出生的年代比人们之前设想的还要早。“让美国再次伟大”并非呼唤恢复冷战后的秩序，也不是为了重新巩固美国作为“民主堡垒”的使命，而是承继自“昭昭天命”——特朗普的偶像不是里根，而是西奥多·罗斯福。
因此，2024年，抛出“夺回运河”言论时，唐纳德·特朗普或许会回想起西奥多·罗斯福乘船前往巴拿马运河工地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是1906年秋天，老罗斯福由此成为第一位在任期间访问“外国”的美国总统。他迫不及待地登上轮船，连续数日焦急地在甲板上踱步；尽管抵达时正下着倾盆大雨，他还是满怀激情地踏上了码头，很快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这是一项“史诗般的壮举”！在这之前，法国和英国的尝试在无数的丑闻与失误后均以失败告终，而今，美国人却以其非凡的创造力和技术优势，展现了征服自然最严峻挑战的能力。
罗斯福将这条正在建设中的运河视为机械与物理工程的无与伦比之作，是巨型机械与人力的完美结合。难怪他会抓住机会爬上一台重达95吨的蒸汽铲车的驾驶舱，摆出一副亲自指挥作业、挖掘运河的姿势，留下诸多照片。
1906年罗斯福坐在挖掘巴拿马运河的挖掘机上
然而，这片土地到底有多“外国”？在罗斯福政府的一手操纵下，巴拿马不久前才从哥伦比亚独立，并立即以1000万美元外加每年25万美元的价码，授予美国对运河修建区的完全和永久控制权，“就像是其君主一样”。
美国人任命了一位总督领导地峡运河委员会，乔治·华盛顿·戈塔尔斯（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一位工程师兼退伍老兵，被选中承担此任。他以铁腕进行统治，对民主形式漠不关心，对劳工的不满也毫不容忍。
与美国领土不同，运河区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由总督一手掌握，不设陪审团或司法审查。因各种违法行为而被捕的工人（绝大多数劳工是来自牙买加、巴巴多斯“及其他英国属地”的非洲裔加勒比人）通常会被关进区内的监狱服苦役，他们只能向其祖国的大使馆提出上诉，但成功的希望渺茫。与其说运河区是“外国”，不如说它是位于一个主权国家内的美国领土，是美国对巴拿马本身施加影响力的跳板。
快进到今天，特朗普这番“夺回巴拿马运河”的言论，不仅仅展露了他对20世纪早期帝国主义的怀念和向往，也揭示了美国政治文化中蕴藏已久的一种毒性思维：即美国有权随意干预西半球的事务，主宰世界的关键点。
显然，特朗普怀念那种美国可以一手包办全球事务的时代。在他看来，“伟大”的美国并不需要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也无需考虑国际法或者地区主权，只要美国觉得合适，哪里都能伸出手来。虽然历任美国总统实际上都是这样想的，但他们至少懂得“只做不说”的道理，只有特朗普大大咧咧地跳出来充当“真小人”。
特朗普的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在他支持“修建边界墙”、多次暗示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甚至退出一些国际条约时，实际上都透露出这种“帝国主义复兴”的倾向。他似乎认为，若要恢复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不能通过外交，而是应当通过霸权和军事力量。这一思维方式正是美国政治文化中最毒性的部分之一：一种坚信美国有权单方面主宰全球秩序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与罗斯福一脉相承。当他提出著名的门罗主义“推论”时，罗斯福构想了一个“西半球保护国”，处在美国这个“班主任”的严密监控之下。他否认对“领土扩张”有任何兴趣（尽管只是因为嫌弃被征服的民族“永远无法融合”），但他警告新独立的国家，尤其是加勒比海国家，“长期不当行为”和“与文明社会的纽带变得松弛”会带来后果。这些国家将被允许自治，但是“不稳定”和“无能”将“最终需要某个文明国家进行干预”，而在西半球，出于门罗主义，美国将被迫“行使国际警察权力”。
1945年，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通过巴拿马运河，这艘船的尺寸就是根据船闸的尺寸所设计的
特朗普的“夺回巴拿马运河”言论，显然不是关乎运河本身，而是他对“强权政治”的幻想，正如他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欲，正是他对全球政治粗暴表现的一个缩影。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数十年来达成的国际协议都能够轻易抛弃，似乎只要美国总统一声令下，历史和国际法就都能被轻松抹去。
更为危险的是，这种心态并非特朗普一人所独有，而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顽固症状。即便经过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全球化进程的洗礼，这种单边主义的思想依然顽固地存在。
美国的“例外主义”理念使得美国人在全球事务中时常觉得自己有特权，尤其在涉及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时，这种想法尤其突出。美国似乎总是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其他国家的未来，而其他国家的主权与利益不过是次要的。
“不要忘记我们在夏威夷、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面临的责任”，罗斯福总是不忘强调这一点；“我们要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特朗普证明他的“美国优先”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意味着孤立主义，而是有着扩张主义的一面。
在特朗普看来，巴拿马运河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美国曾经的全球霸权。对于一个自诩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来说，放弃这样的“荣耀”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而他关于“夺回”运河的言论，正是在恢复美国传统的帝国主义思维，是对过去时代的怀旧，是对“我们来决定一切”的追溯。
然而，世界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美国一手遮天的地方了。山姆大叔早已没有后冷战时代独步全球的底气，手中“大棒”的威慑力也是大不如前。特朗普关于“夺回巴拿马运河”的言论，只会是一个梦呓，它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提醒我们，美国政治思维始终存在着一种既古老又危险的基因，即认为全球范围内的一切都能按照美国的意志来调整；如果条件允许，它随时都想回到那个以“大棒”为基础、无视国际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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