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是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和“长征四老”之一，也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被人们尊敬地称为“谢老”。
然而，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同志与世长辞。就在谢觉哉去世后不久，妻子王定国却出人意料地找到了中央，向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
那身为我国革命元老王定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谢觉哉的7个子女发展如何？
横跨了三个时代，官至副国级
谢觉哉，生于清光绪十年，年仅21岁时便考中秀才。他原本计划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清朝灭亡，光绪帝下令停办科举制度。民国成立后，谢觉哉进入一所西式学堂深造，毕业后投身教育事业，成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教师。
年轻时，谢觉哉怀有深厚的爱国情怀，立志救国救民。1917年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爆发后，谢觉哉积极响应革命号召，走遍各地组织学生、工农群众学习革命思想。
1921年，在何叔衡和毛泽东同志的介绍下，他加入了湖南新民学会，并主编了《湖南通俗报》，成为传播新思想与新文化的阵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谢觉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深受启发，决定投身到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
1925年，40岁的谢觉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长沙爆发“马日事变”，白色恐怖蔓延。面对生死危机，谢觉哉的好友们劝他退出共产党，保全自身，但谢觉哉毅然拒绝，坚定地表示将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哪怕为此付出生命。
1928年，谢觉哉前往上海，开始主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
在与毛泽民同志重逢时，毛泽民惊讶地问他：“你没死？”
谢觉哉回应：“革命没成功，死不得！”
在《红旗》和《上海报》上，他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号召人民推翻反动政权。谢觉哉的文章深刻有力，使《上海报》成为了民众中的权威之一。
国民党当局加大打压，报社被查封，财产被没收，谢觉哉也多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但他凭借冷静与智慧，最终化险为夷。
革命者不仅要经受外部敌人的考验，还要应对党内的严峻斗争。
1931年，谢觉哉被派往湖南、湖北一带的苏区负责文宣工作。此时，“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蔓延，部分政工干部在媒体上发表过于激进的文章。谢觉哉认为这些文章偏激，便决定压制其发布，结果被指责为“右倾”。
1934年，谢觉哉年逾五十，随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在敌人层层追击和长途跋涉的艰难环境下，谢觉哉与红军队伍一起历尽艰难，越过雪山草地，跨越万水千山。他坚定地表示：“宁可拖垮，也不离开党中央一步。”
抗日战争爆发，谢觉哉调任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竭尽全力通过各种途径，成功营救了千余名被马家军囚禁的红军战士。
1948年，谢觉哉转战西柏坡与毛主席会师，协助主席处理各项政务，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被任命为首任内务部长。上任之初，他便面临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遭遇特大水灾的严峻局面。长期的战乱和日军与蒋介石的破坏，使得大量堤坝被炸毁、河道被强行改道，导致灾情进一步加剧。再加上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财政拮据、物资匮乏。
在这种困境下，中央决定成立救灾委员会，由董必武同志担任主任，谢觉哉同志任副主任。谢觉哉在中央的指示下，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亲自过问每一笔救灾款项的分配，并督促灾区及时发放救灾款项，以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最终，灾区人民成功渡过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并重建了家园。灾区群众感激不尽，纷纷发自内心地称赞道：“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没有的好政府。”
1959年，谢觉哉同志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尽管年事已高，但在四年的任期内，视察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1个法院，包括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他每年有超过三个月的时间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审查司法工作。
尤其是面对涉及死刑的案件时，谢觉哉告诫部下必须慎重审核，确保公平正义，决不能草率决策，不能草菅人命。
有同志曾关心谢觉哉的健康，建议他减少外出视察，法院工作可以名义上担任就好。但谢觉哉并不同意，他坚定地表示：
“我们这样的国家不能靠‘名’吃饭，我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最重要的是务实。党和人民把重任交给我，我就必须全力以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5年1月，谢觉哉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他。有一次，他在吃午饭时突然感到右侧身体完全麻痹，手无法稳住筷子，连站立也感到困难。即便在病床上，他的心中依然挂念着工作。最终，1971年，87岁的谢觉哉因病情急剧恶化，离世。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谢觉哉去世不久后，妻子王定国主动找到中央，直言不讳地要求：“我是什么级别，就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
风雨同舟34年
王定国是谢觉哉的第三任妻子，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早逝，15岁时，王定国成为了大户人家的童养媳。然而，她的命运与大多数童养媳不同。
在那个时期，川东的地下党员来到她的家乡进行革命宣传，她的两个舅舅也投身革命，在他们的帮助下，王定国成功脱离了童养媳的命运，并改名为王定国，彻底与过去的生活划清界限。
当时她虽然不识字，但却用朴实的话语表达了自己解放的决心：“脚小了，走不动；辫子被拽着，跑不了！”她大胆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解开了缠绕多年的小脚布，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她那充满热情的言辞，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1933年，20岁的王定国带领上百名妇女加入了红军。
随着红军跋涉雪山，保暖问题变得尤为重要。由于物资紧缺，几个人往往需要共用一床被子。一天夜里，王定国不小心将一只脚伸到了被子外面，等她醒来时，双脚已经冻僵，失去了知觉，甚至有一个脚趾被冻掉。
尽管遭遇了如此严重的伤害，王定国却并未表现出丝毫悲伤，反而依然坚定不移，继续参与革命。
从此，“九趾女红军”这一称号便成了王定国的象征，伴随她一生。虽然她在长征途中失去了一只脚趾，但她也收获了人生中的另一半——谢觉哉。
一次，部队为了御寒，发放了羊毛，要求大家将羊毛缝入衣服中制作羊毛衫。然而，谢觉哉不擅长针线活，只得请求他人帮助。
当他看到王定国正在坐着缝衣服时，便轻声问道：“同志，能麻烦你把这两件衣服缝好，并装上羊毛做成羊毛衫吗？”王定国接过包裹，信誓旦旦地回答：“交给我吧。”
第二天，王定国便将做好并装有羊毛的羊毛衫交给了谢觉哉。临别时，谢觉哉特别叮嘱她要为即将跨越草地做好保暖工作，并建议如果缺少物资，可以多准备一些辣椒，因为辣椒有助于保持体温。谢觉哉的关心和细心让王定国对这位年轻的红军干部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的缘分再次交织，源自一次王定国被捕的经历。
1936年会宁会师后，王定国所在的剧社随部队西征，途中不幸遭遇马步芳的部队。剧社的30多人被俘。
幸运的是，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因此王定国等人得以幸免。得知此事后，组织立即展开了救援工作，而负责这项任务的正是谢觉哉。
于是，在这种偶然的相遇与机缘下，谢觉哉与王定国之间的情感悄然萌芽。
当时谢觉哉53岁，而王定国仅24岁，足足相差29岁，但爱情并不看年龄，而是心与心的契合。不久后，在组织的安排下，谢觉哉与王定国结为夫妇。
此后，他们一起度过了34年的时光，育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王定国不仅从文盲变成了有文化的人，还跟随丈夫学写诗词、练书法。
然而，在谢觉哉住院养病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席卷全国。由于王定国早年的西路军被俘经历，她被人指控为叛徒并被关进了监牢。
当谢觉哉得知此事时，心急如焚，他用仅剩的一只可以活动的左手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总理看到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王定国。王定国回到家中，谢觉哉正躺在客厅等待她。两人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眼中已满是泪水。
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王定国和谢觉哉继续相伴而行，直到1971年谢觉哉病逝。按照规定，谢觉哉的遗属可以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但王定国却主动找到了中央，表示：“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
在她的坚持下，退掉了原本为谢觉哉配备的车子和司机，并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虎父无犬子
谢觉哉作为一名为国为民、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他的精神风范深刻影响了王定国。
谢觉哉去世七年后，王定国有幸见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并向他表达了自己“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愿望。
胡耀邦当时回应道：“有一件大事正等着你做，那就是整理谢老生前的大批宝贵文章、日记和资料，这对党和人民将是重要的贡献。”
已经60岁的王定国被调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开始了整理谢觉哉遗留下来的资料工作。在接下来的六年里，王定国整理出了500万字的宝贵资料，这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83年，年满70岁的王定国从岗位上退休，但她依然积极参与筹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等事业。直到1994年，81岁的她才真正离休。
2004年，91岁的王定国决定重走长征路，庆祝红军长征70周年。由于年龄已高，她未能完全沿着原路线走完，而是选择与儿子一起挑选了几个关键的地点，完成了一个心愿。
2020年，王定国在北京病逝，享年108岁，结束了她坚定跟党走的百年人生。
谢觉哉一生廉洁奉公，是人民的好公仆。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同样对子女也很严格。
谢觉哉的大儿子谢飘，从小就受到了家中严格的教育，无论是在为人处事上，还是在工作态度上，都和父亲非常相似。
谢飘在1965年从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服役于空军部队。上世纪70年代起，他先后在北京市计委、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国家经贸部以及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工作。九十年代后，谢飘被派往国外从事经贸工作，现已退休，享受着安静的晚年生活。
谢觉哉的二儿子谢飞没有选择进入官场，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领域。1978年，谢飞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火娃》，正式开启了导演生涯。
此后，谢飞创作了许多经典的电影作品，斩获多个奖项，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电影行业进步的重要人物。
谢觉哉的三子谢列在退休前曾在国家远洋局工作，四子则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都是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五子谢亚旭目前仍供职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早年还曾担任母亲王定国的贴身秘书。
谢觉哉的两个女儿同样不逊色，大女儿谢宏曾担任财政部的处长；二女儿谢亚霞则早年留学德国，现在在德国从事医学工作。
回顾谢觉哉的一生，他始终把自己视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老倌”，无论面临何种困难，都保持着坦荡、光明的心态，从不畏惧、退缩。他的这种精神风范，不仅深深影响了他的子女们，也必将代代相传，成为谢家家风的一部分，影响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