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硝烟散尽之际，何健家族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
一方面，何健的儿子们跟随他逃往台湾，希望在岛上重建失去的辉煌。
另一方面，他的女婿选择留在大陆，投身于新生的共和国。
这种决定会不会导致他们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与何健的职务变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为了加强抗日前线的统一领导，对国民政府高层进行了重大调整。
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中，何健，原湖南省政府主席，因为其在湖南长达八年的统治，被认为具有一定的行政经验。
然而，蒋介石此时更需要在湖南安置自己的亲信以稳固军政基础，于是任命张治中接替何健的位置，何健则被调往南京，出任国民政府的内政部长。
在南京，他所面对的则是国民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权力斗争。
尽管头衔上看起来权重巨大，何健在内政部的实际影响力却大为减少。
他的日常工作多半被高层内的其他权力中心所干预，实际上成了一个有职无权的象征性职位。
在抗战最为紧张的时期，何健尝试通过其内政部长的角色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但往往效果不彰。
何健的职权受限，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对他并不完全信任，另一方面也因为内政部在国民政府体系中的实权被其他机构，如军事委员会所侵蚀。
何健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在这一阶段逐渐边缘化，甚至在特定时期，被情报局局长戴笠以政治安全为由进行软禁。
软禁期间，何健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甚至连日常的政务交流都需经过特定的审查。
尽管何健曾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恢复其在政府中的地位，但这种努力多半以失败告终。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健在国民政府中的角色越发显得名义化，他所能参与的政治活动也越来越少。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退标志着何健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新政治环境，何健与许多国民党的官员一样，选择跟随政府撤退至台湾。
在台湾，何健深知自己在大陆时期的种种争议和批评，这些都使他在新的政治环境中难以再有所作为。
他的生活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转而过起了更为隐退的晚年生活。
1956年，何健在台北去世，结束了他多事的一生。
何健家族的变迁与台湾岁月
何健一生中的家庭关系复杂而充满变故。在长沙担任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与首任妻子黄芸芷共同养育了六名子女，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家庭。
然而，黄芸芷女士不幸早逝，留下了何健与众多子女相依为命的局面。
此后不久，何健在政治与个人生活上都遇到了转折，他迎娶了王得庆的前小妾王仪贞，开启了人生的新章。
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的溃败，何健带着家人逃离大陆，前往台湾。
他的几个尚在世的儿子，也都随他一同过海。台湾对何健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但由于何健在国民党中的边缘化地位，家族并没有在台湾得到应有的重视或特殊照顾。
何健的儿子们在台湾的生活相对平凡，他们各自找到了工作，但都未能在职业生涯中有所突破，只能靠着普通的薪水维持生计。
何健的小儿子的儿子在家族中尤为特殊。
他自小就表现出了杰出的学术才能，终于赢得了前往美国深造的机会，获得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
在美国学成归来后，他选择留在了美国工作，几年后，当何健的小儿子健康逐渐走下坡路时，他的儿子将父亲接到了美国，为他的晚年生活提供了更为舒适的环境。
与此同时，何健的其他子女及其后代则选择留在台湾。
何健在台湾的岁月和他在大陆时的光辉历程形成了鲜明对比。
何健家族中的杰出女儿与政治婚姻
何健与原配黄芸芷所生的两位女儿何玫和其妹妹在家族中特别引人注目，何玫与“湘军系”将领李觉结婚。
李觉作为何健的政治盟友唐生智的部下，他们的婚姻加强了两家在军政界的联系。
李觉本人是一位作风坚决、能力出众的军事指挥官，在抗日战争及后来的国内冲突中屡建奇功。
解放战争末期，李觉在重要的历史时刻作出了关键决定。
他与唐生智、程潜等前上级紧密合作，参与了湖南地区的起义工作。
起义成功后，李觉的军事生涯和政治地位因此大幅提升。
他被任命为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这一职位标志着他在新成立的人民解放军中的重要角色。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李觉的职务进一步提升，他先后担任了中南军区的高级参谋、全国政协常委（正部级），以及民革中央委员等重要职务。
李觉的政治生涯直到1987年7月31日因病去世才告一段落，享年88岁。
何琏与汤飞凡：医学与家庭的共同奋斗
何健的二女儿何琏与中国著名医学家汤飞凡的结合，为中国的医学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何琏嫁给汤飞凡，这位被誉为“衣原体之父”的科学家不仅在医学领域有卓越贡献，更在抗战时期展现了其科研成果的巨大社会价值。
汤飞凡最著名的成就之一是研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
在抗日战争中，青霉素的出现极大提高了战场及民间的伤员救治效率，拯救了无数生命。
这种广谱抗生素的成功研制，不仅是医学上的突破，也是国家抗战能力的一个重要支撑。
随后，汤飞凡又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支狂犬疫苗和白喉疫苗，这些疫苗的问世大大降低了这些致命疾病的死亡率，保护了无数人民的生命健康。
除了在疫苗研发上的成就，汤飞凡还在控制传染病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研究让中国沙眼病毒的发病率从高达55%急剧下降到只有5%，为他赢得了“衣原体之父”的美誉。
1949年，在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的关键时刻，尽管何健希望全家前往台湾，汤飞凡却作出了留在大陆的决定。
他认为，留在大陆能更好地服务于民众，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对于正在恢复与重建中的国家更是如此。
何琏也坚定地支持了丈夫的选择，表明了她对家庭与国家责任的共同担当。
汤飞凡夫妇的这一决定，使得他们成为了新中国医学科研的重要力量。
1957年，汤飞凡的卓越贡献被进一步认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