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完成了艰苦的长征，于陕北顺利会师，在黄土高原上重燃红色烽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红色革命就此摆脱低谷、走向复兴，陕北的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极其薄弱，难以为革命活动提供后援；而且彼时的陕北的老百姓普遍不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红军抱有敌视态度，这导致革命队伍的处境愈发艰难、困苦，眼看着寒冬来临，红军官兵们甚至连一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只能挤在窑洞里靠着微弱的篝火勉强御寒。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很是焦急，连忙召集周总理、陈云同志等中央高干开会商议该如何解决当前的困境。周总理认为，眼下培养群众基础还需要一点时间，因此红军不能贸然侵扰当地的老百姓，以免生出事端，而要想让官兵们吃饱穿暖，只能私下找同情革命的民主人士筹措粮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毛主席觉得周总理所言有理，遂指示指示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远赴榆林、西安等地向民主人士求助。民主人士听闻革命队伍有难，虽然纷纷慷慨解囊、争先募捐，但总体来说，所得钱粮仍十分有限，只能接济红军一时，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方的经济问题。
就在此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知晓了中共的难处，索性主动分拨出八十万美元接济我方，这笔钱由一队苏联客商护送，从西伯利亚乘船南下，经过半个月的颠簸，最终泊至上海，由中共上海党委签收。彼时西安事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虽然签订了合作协定，承诺互不侵犯、一致抗击外敌，但蒋介石向来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因此中共始终对其怀有戒心，这笔数目庞大的资金自然不能明目张胆的穿越国统区、运往延安，必须要想办法“暗度陈仓”。
时任中共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毛泽民为了掩人耳目，便创造性的提出将这八十万美元“移花接木”，兑换成银元或者法币，再分批送到陕北去。巧合的是，1936年底的上海股市炒得正热，各路资本疯狂涌入，一派“牛市”的气象，毛泽民趁此机会，将八十万美元全部投入其中，先后购置了不少实业公司的股票，等到一个月后，他再将手中的股票逐一抛售，一举赚得一百万法币的巨款。
接下来，他将一百万分为三部分，其一直接由上海交通银行汇往西安，再由西安的中共党委支取；其二由伪装成走方商人、郎中、脚夫的地下党员们，随身护送至延安；其三直接换成粮食、布匹、药品等紧俏物资，以“爱国善捐”的名义，光明正大运往陕北，谅他国民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途拦截。
最终，在毛泽民的运筹帷幄之下，这一百万陆续抵达延安，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另外一边，蒋介石对此事浑然不知，他到死都想不明白，红军明明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可在1937初，红军又突然起死回生，仿佛有神仙相助一般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1937年下旬，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开始按照此前的约定，向中共中央以及改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划拨活动经费，共计一百余万银元，另附赠军装、武器弹药若干。同年10月，阎锡山为了督促八路军尽快入晋抗击日军，又以国民党山西省政府的名义，私下给了我方一大批银元、粮食被服和武器弹药，至此，红色阵营彻底摆脱了经济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共中央趁势宣传红色思想，成功感召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其中有不少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在革命之路上大放异彩。
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等到1939年抗日形势稍稍好转，蒋介石便按捺不住搞独裁的野心，居然调动关中、甘肃一带的国民党军，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将中共中央困死在黄土高原上。中共中央为了反制国民党，广泛发动八路军官兵和延安的老百姓，对南泥湾进行大开发，先后屯垦了上万亩良田，由此极大增加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至1942年，抗战进入到反攻阶段，中共中央随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主动攻击日伪军，蚕食其有生力量。而盟军也从太平洋、东南亚两个方向向日军发动了猛攻，日军在顽抗了三年之后，最终因资源耗尽、兵力不济而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宣告结束，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