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在此之前，欧美地区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中国，但晚清士人大多无动于衷，极少数留心时务的有识之士在对西方社会政治和风土人情做了一番了解和介绍之后，也未曾进一步推究掩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一场巨变。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僚士绅，对于西方的科技和物质文明一直采取贬低和不屑的态度，要么认为这些东西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要么断言它们纯属奇技淫巧，派不上实际用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一部分清朝上层官员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跟西人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深切感受到，现在所遇到的对手，前所未见。用李鸿章(1823—1901)的话说，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因此，中国已面临一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些务实派官员已朦胧地认识到，现代化是世界潮流，中国走现代化道路也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只有敞开国门，学习西方长技，中国才能生存于当今世界。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鸿章的主张，仅限于学习西方的技艺和物质文明，并没有涉及其他方面。事实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自强”运动，也一直是围绕着器物层面展开的。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务实派官僚对“洋务”的理解，后来被人们总结为这样一条公式，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批由旧式士大夫转化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比六七十年代的务实派进了一步。康有为(1858—1927)在谈到近代西方各国的进步历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然而是三百年间，适当欧人新世勃兴，科仑布则寻得美洲，渐乃觅得全地以增新识，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而旧教殕，于是培根、笛卡儿创新学、讲物质，自是新艺新器大出矣。突人得大炮火药于蒙古而输之欧，于是破封建万千之侯垒，而王权成，腾扬丕天之革命波，而立宪遍于各国矣。至近世百年，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其汽船、铁路、电线、汽球并出齐奏，绝地通天，欧人用以囊括四海，席卷大宇，无有留者。”
可见，康有为对西欧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线索(从科学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工业革命)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强调，现代化是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变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方今(中国)累经外患之来，天下亦知旧法之敝，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区分了“变事”与“变法”两个概念。“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所谓变事，就是仅仅在经济、技术层面进行变革，变法则是有“规模”、有“条理”、有“纲领”、有“节目”、有“宪法”、有“章程”，“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的全面性变革，因此，“不变则已，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本末并举，首尾无缺，治具毕张，乃收成效”。
梁启超(1873—1929)则把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变革理解为“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现象。他认为，欧洲各国近两百年来均处在过渡时代，英国算是其中“顺流而渡”的国家，法国“乱流而渡”，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则是“方舟联队而渡”，美国、匈牙利“攘臂凭河而渡”，东南欧小国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希腊皆为“借风附帆而渡”。至于中国，过去一直处在“停顿时代”，“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中国也已经进入过渡时代。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在过渡时代，有这样几件事有待国人去做：“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由此看来，梁启超把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社会风尚的变革，当成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完成的几个重要环节。
20世纪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以“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和30年代中国文化出路及现代化道路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五四”前后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东西方文化比较，以及东方化(孔化)还是西方化(欧化)之争展开的。30年代的文化论争，基本上是前者的延续，主要局限在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上，其中主张最为激进的知识精英，如胡适、陈序经等人，与“中国本位”的观点针锋相对，打出“全盘西化”的口号。这场争论表面上看跟“现代化”问题的关系似乎不大。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产生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的标志。这是因为，19世纪清朝官僚和士大夫精英的“现代化”要求，都是在外来冲击的刺激下被动地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出于自救所做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而“五四”前后的文化论争，从一开始便表现为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自觉的反思，并不是源自外界刺激，所以，这场讨论并没有针对紧迫的政治现实问题，而是把中国的根本出路当作主题。中国知识分子从20世纪对西方文明从器物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被动、消极借用的失败教训中，发现有必要从更深层的文化领域探寻中国的富强之道，这意味着一种主动积极的、自觉的现代化意识已处在孕育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五四”前后长达十余年之久的中西文化论战，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的肇端。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讨论也值得重视。在这场讨论中，国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化”概念。不少学者在探讨现代化的具体问题时，先对“现代化”一词的含义做了解释。有的把现代化做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别，认为广义上“现代化含有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的好，今日的人与物，如果真比从前的好，那就现代化了”。狭义的现代化则等同于工业化：“但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关系。……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之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其他学者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如有的认为：“所说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有的说：“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工业化。”还有学者把现代化理解为生产现代化，“生产技术自从十八世纪末叶发明纺机之后，就随着科学的进步，时间的推进，日逐翻新，向着现代化的路程走”，并认为生产现代化具有这样几种含义和特征：(一)生产机械化；(二)生产合理化；(三)生产计划化。
除了对“现代化”含义予以界定，参加这场讨论的学者均把注意力放在现代化的具体问题上，包括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非资本主义道路，是施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还是实行统制经济体制)，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的关系，轻重工业的关系，等等。
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过程，跟西方现代化思想演变过程做一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不少相似之处。首先，从观点上看，无论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西方现代化研究的一些先驱人物，都带有机械、片面的特征。在西方，从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和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演变而来的现代化理论，由于把现代化与传统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早已受到人们的批评。“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中西文化问题同样持僵硬的态度，要么主张复古主义的“中国本位论”，要么提倡“全盘西化”，认定中国文化(象征着传统)与西方文化(现代)相互排斥，不能共存。
其次，在方法上也有类似之处。在西方，从韦伯到“二战”后行为革命影响下崛起的以帕森斯为首的系统(结构)论者，均刻意追求不同体系的分类设计、抽象概括、概念的对比排列。同样，在中国，无论是陈独秀这样的改良派，还是如梁漱溟这样的保守派，对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分析，也都采用了机械地排列、对比的方法，甚至被人讥为“整齐好玩”。非历史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脱离实际、高度主观的观点，是上述中西学者共同的缺陷。
最后，从现代化认识过程的发展变化来看，西方现代化理论直接肇始于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过程的研究，时间上跟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现代化思想孕育阶段相差无几。也就是说，两者的起点相差不大。然而，韦伯学说的活力，直至战后五六十年代才充分显露出来。对比之下，中国知识界的现代化思想早在30年代即已明确产生。不仅如此，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对“现代化”概念的认识，对现代化过程复杂性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在某些方面所达到的深度，跟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相比，显得毫不逊色。例如，关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许多学者既不像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派发展论者那样，完全归于外部因素(帝国主义)，也不像自由派学者及现代化论者那样，专从社会内部寻找，甚至归于百姓的“愚、贫、弱、私”，而是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指出中国现代化不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传统和外来强权”。有的学者大胆指出，“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至于中国将如何具体实现现代化，某些学者甚至预见到在农业上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改革、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在工业上实行非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此外，诸如怎样处理自力更生与合理利用外资的关系，如何协调农业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在讨论中都有精彩的阐发。不言而喻，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界的现代化思想，是一份值得加以珍惜和认真总结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