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后，许多机关部门停止办公，很多老帅、老将停止接收文件，几乎所有大权都在“副帅”手上。这些权力不是谁给的，而是他强行“要来”的。比如“杨、余、傅事件”，说白了就是他们屁股下的位置被“副帅”盯上了。
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他们被抓撤职后，接替他们职务的分别是：黄永胜，王辉球（空军司令吴法宪曾经的下属），温玉成。黄、王、温三人，不说完全是“副帅”的人，起码跟“副帅”有着匪浅的关系，比他们的前任更听话。
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三人还都兼着副总长的职务，级别地位比其他总部机关的首长高上半截。1969年新的中央选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五人都进了政治局。
由此可见，“副帅”势力膨胀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尤其是在军队方面。但是毛主席为何还听之任之，丝毫不怕呢？是因为毛主席手上有个至关重要的小权力：调兵权。“副帅”配合黄、吴、李、邱等人，有着极大的统兵权，但真正领兵的不是他们，下面还有大军区司令政委、省军区司令政委、军司令政委等等。
不管是谁调兵要干什么，都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在彻底撕破脸前，“副帅”也有跟毛主席接近的调兵权力，但是有个部队是“副帅”永远动不了的，那就是8341部队，也就是俗称的中央警备团。
而且自始至终，“副帅”只调过一次兵，也是这一次，让毛主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警惕性，致使其再也不能堂而皇之地调兵了。
1969年10月中旬，“副帅”发出著名的《一号令》，近百万军队听他调遣动了起来。这是背着毛主席发出的，事先没有任何通气，就跟黄永胜一起擅自行动。老人家虽然没有发作出来，但内心还是很反感。
几天后，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下达全军必须执行的一份文件，其中有一条是军队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主席和“副帅”；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上报中央，经过毛主席、“副帅”批准才能行动。
这份文件指向谁，显而易见。“副帅”试试自己这个“军中第一人”的一号令灵不灵，试完就彻地不灵了。严肃声明调动军队必须经过毛主席和“副帅”两人的批准，也就是禁止“副帅”再单独发号施令。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不是调一个团都需要两人的共同许可了，而是调动一个营、一个排，都需要毛主席的批准才行。除了这项权力外，69年的中央进了三个新人，陈锡联、许世友和谢富治。三人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上将，历史上跟“副帅”没关系，不买“副帅”的帐，“副帅”也指挥不动他们。
毛主席想得很明白，也可以说做得很简单，他不需要安插很多个不是“副帅”的人，几个就够了，如李德生、纪登奎等等，只要不是清一色就行，有问题也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