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恶魔》：A面聪明迷人，B面杀人如麻

挨年近晚，各路妖魔鬼怪都出动了，最近收到的诈骗信息特别多，每次收到这些我都忍不住自嘲：“广撒网捞着一个是一个？也不看看我身家如何清白——一穷二白！”

玩笑归玩笑，无论何时何地，保护自己很重要。

《我身边的恶魔》是一部经典的真实罪案之作，是以一手资料写成的犯罪调查笔记和回忆录，多年来不断再版，还被拍成了多部影视作品。

作者安•鲁尔和连环杀手泰德曾经是朋友，曾经合作无间去救人。一个聪明迷人的高材生梦想是“做律师”，他是如何变成“怪物”，专门去残害年轻女性？

恶魔就在身边，甚至朝夕相处，你不会发现他们的另一面，想想是否不寒而栗？

泰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安•鲁尔不知道。

他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同的面目。他既是演员又是骗子，既是小偷又是杀手，他还是个阴谋家、跟踪者，甚至是个魔术师，他挺聪明，但并非才华横溢，他注定在劫难逃。
我想连泰德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吧。

先说说他们的“缘分”。

安•鲁尔21岁加入西雅图警局，五年后开始报道警方案件，1969年起全职写作，被誉为“美国最好的真实罪案作家”。

泰德•邦迪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连环杀手之一，他跨州虐杀素不相识的年轻女性，罪行令人发指。

两人相差十岁，相遇并迅速成为朋友本来没什么可能，但世事就是这样巧合。

1971年，安•鲁尔快35岁了，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正准备离婚；泰德24岁，是华盛顿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大四学生。

他们每周二在西雅图危机诊所值晚班，安•鲁尔是接电话的志愿者，而泰德是来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合作非常有默契。

诊所办公室共有51名志愿者和十几名勤工俭学的学生，轮班接听危机热线，保证24小时运作。由于时间表是错开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彼此从未见过面。泰德和我成为合作伙伴的情况也纯属巧合。之后的几年中，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巧合，想知道为何我会是51人中唯一和泰德•邦迪一起共事了这么久的那个人。

他们并肩作战，如果一个发现来电者确有自杀倾向，就会示意另一个立即打电话给电话公司，追踪那个来电。

如果——像今天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泰德•邦迪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但他也救过很多人的命。这一点我确定，因为我也在现场。

他们一起处理了很多生死攸关的情况，也曾经互诉心事，很快成为好朋友。

安•鲁尔觉得泰德非常聪明，大四修的心理学课程几乎门门都是A，心理学很多方面他都很熟悉。他彬彬有礼，对异性很有吸引力。

每当我在危机诊所的轮班在凌晨结束时，他总是坚持要把我安全送到车上。他就站在那里，直到我安全地进入车内，车门紧锁，发动机启动，才向我挥手告别。

安•鲁尔后来全职写作，以凶杀案为主，泰德知道她在写这本书，还是继续给她写信和打电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对泰德的矛盾情绪都困扰着我。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可以说我得到了一个终身难逢的好故事，一个任何作家都渴望得到的故事。大概没有其他作家比我更了解泰德的故事的方方面面了。
很多个漫长的夜晚，我都真切地希望事情会有所不同——我多么希望我所写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人，他的一切期盼和梦想也都和我无关。我还想回到1971年，抹去所有发生的一切，还把泰德想成是我当时认识的那个开朗的带着微笑的年轻人。

1980年，安•鲁尔出版本书的第一版时，还不太了解精神病和人格障碍之间的区别，当时以为泰德精神失常，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事实证明她错了。

泰德并非是精神失常。毫无疑问，他很可能患有自恋型、边缘型和反社会型等好几种人格障碍。有位心理学家把自己对泰德•邦迪的诊断一改再改，她一开始认为他是双向情感障碍，但最终判定为多重人格障碍。我个人并不认同这样的分类，因为哪一种都不符合泰德的行为和特征——除非是硬性归类。
我相信泰德是施虐型反社会者。他从别人的痛苦以及他对受害者的掌控中得到快感，而这种快感会一直持续到受害者死去——甚至持续到死亡之后。他是个孩子，是个少年，是个从未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有多少掌控力的年轻人。他选择了一种恐怖的方式来寻求这种掌控力和控制欲。
对他而言，他是最重要的。
有人格障碍的人通常具备分辨对错的能力——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是特别的，他值得拥有他想要的，做他想做的。他就是世界的中心，而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纸娃娃。根据法律和医学上的规定，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不知道对错之分，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其所为多么骇人听闻。
早些时候，我以为泰德会在某个时候因为内疚而坦白交代，但他从未表现出内疚，他没有感知内疚的能力。

这本书之所以好看，因为安•鲁尔既是泰德的朋友，又是犯罪记者，她以丰富的细节串起了泰德的一生，全方位展示了泰德的“双面人生”。

1946年11月24日，泰德出生在佛蒙特州伯灵顿的“伊丽莎白•隆德未婚母亲之家”，他的出生证明上印着“非婚生”的字样，生父从未实打实地确认过，母亲路易斯说泰德的父亲是个“水手”。

1946年，路易斯才22岁，那时风气保守，女孩有婚前性行为会被认为滥交。她不可能堕胎，这不仅违法，而且违背她的宗教信仰。在怀孕7个月时，她离家出走，去“未婚母亲之家”产子。

之后，她把儿子泰德带回费城的父母家，儿子叫她“姐姐”，叫他的外祖母、外祖父为“妈妈”和“爸爸”。

1951年，路易斯和约翰尼结婚。很快，泰德就有了四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最小的男孩在泰德15岁时出生，他经常不得不在家照看孩子。

奇怪的是，路易丝从未直接明确地告诉泰德，她其实是他的母亲而非姐姐。而泰德有时叫她妈妈，有时只叫她路易丝。

泰德学习出色，1965年在普吉特海湾大学就读，之后转学去了华盛顿大学。

1967年春，泰德遇见大三学生斯蒂芬妮。他不可救药地迷上了斯蒂芬妮，但斯蒂芬妮对他来说太高攀了。

泰德恋爱了。斯蒂芬妮比他大1岁左右，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富裕家庭，很可能是第一个让他了解性爱的女孩。泰德当时20岁，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赠予这位在一种把金钱和名望视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而她却和他在一起一年，这一年可能是泰德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

斯蒂芬妮是个务实的人，来一段校园恋情固然美好，但她不认为泰德是符合条件的丈夫。

1968年，斯蒂芬妮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她态度坚决地告诉泰德，他俩的这段感情结束了。

他极度震惊，不敢相信他俩真的分手了。她是他的初恋，是他梦中情人的化身，而如今她主动提出要离开他。他最开始的想法是对的，她太漂亮了，太有钱了。他不该相信自己真能和她在一起。

1969年，泰德出发去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出生证明，上面印着“非婚生”。他感觉到的一直是真的：他其实没有父亲。

这年，泰德接连经历了两次打击——揭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以及再次被斯蒂芬妮拒绝，但他并没有一蹶不振。

在心理学的课程里，泰德好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他在生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学习、统计方法、发展心理学、偏常人格和偏常发展等课程上的成绩几乎都是A，只有为数不多的课程成绩为B。那个似乎没有方向和计划的男孩如今成了一名优等生。

1969年9月，泰德在酒馆遇到梅格（化名）。梅格比泰德大几岁，离婚了，有个三岁的女儿。梅格被泰德迷住了，她完全相信泰德有能力取得成功，也经常借钱给他支付学费，她成为他接下来七年生活的中心。

1969年到1970年的两年间，泰德在各个方面都很顺利，每件事上都表现得颇为出色。他的气质更显温文尔雅，一副受过高等教育的模样，社交能力也很强。他还是个好市民。他撞倒了一个抢钱包的人并把钱包还给了它的主人，因此还得到了西雅图警察局的嘉奖。

1971年，安•鲁尔和泰德一起在西雅图危机诊所合作无间。她回忆，和泰德单独相处并不害怕。

我一直都以我能够觉察他人的反常行为而自豪，这既是天生的能力，也仰赖于后天的经验和训练。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暗暗自责，因为我从泰德的外表上没看出任何的威胁或让我不安的东西。他对我很好，也关心我的安全，还似乎很善解人意。
我唯一的线索是我的狗。它喜欢每个人，但完全不喜欢泰德。每当他在危机诊所俯身靠向我的办公桌时，狗就会咆哮，后颈上的毛也竖了起来。

1972年，安•鲁尔离婚了，泰德也大学毕业了。

泰德受雇于华盛顿州州长、共和党人丹•埃文斯的连任竞选委员会。埃文斯竞选连任成功，而泰德也和州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73年，泰德再次申请犹他大学法学院。他曾在1972年申请受拒，这次他写了漂亮的申请材料，还附上埃文斯州长的推荐信，他成功了。然而，他没有在秋季入学，谎称自己车祸受伤，入院治疗。

事实上，泰德不过是遇到了一次极其轻微的事故，扭伤了脚踝，并没有住院治疗，恢复得也非常好。不过，他把梅格的车撞坏了。泰德为什么在1973年选择不去犹他大学就读，至今仍是个谜。

泰德在1973年秋去了他家乡塔科马的普吉特湾大学读法学。他依旧留在华盛顿州，担任华盛顿州共和党主席罗斯•戴维斯的助理。

工作不错，每月有1000美元的工资，还能享有一些“额外的优待”：使用共和党专属的信用卡，出席“大人物”云集的会议，偶尔还能开一把豪车，还有机会在州内各地出差，所有费用报销。

泰德的生活被分割得很清楚，他在一个女人面前是这样的，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在不同的社交圈活动，大多数朋友或伙伴对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无所知。

泰德在1969年曾尝试过联系斯蒂芬妮，想重燃火花，但没有成功。

到1973年夏末，泰德快27岁了，俨然一个华盛顿州政界有气派的人物。无论是工作方式、人生规划，还是着装打扮，他都希望自己成为斯蒂芬妮喜欢的类型。尽管这四年来他和梅格的关系一直很稳定，但他还是联系了在旧金山的斯蒂芬妮。

斯蒂芬妮对泰德的变化惊讶不已，他们又走在一起了。1973年圣诞节斯蒂芬妮过得很开心，泰德提及婚姻，斯蒂芬妮相信他们会在一年内结婚。

1974年1月，斯蒂芬妮觉得泰德的态度发生变化，她感到非常困惑和沮丧。泰德追了她六年，而且订婚了，似乎大局已定，但现在好像对她失去了兴趣。

最后，她得出结论说，泰德在1973年下半年与她的热恋应该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等了这么多年才找到一个机会让她爱上他，然后他可以抛弃她，拒绝她，就像她之前拒绝他一样。1974年9月，斯蒂芬妮写信给一位朋友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完全变了。我竭尽全力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可每当我想到他那种冷漠而算计的态度，我就会不寒而栗。”
她从没有听到他的解释，也再没收到过他的来信。1974年的圣诞节，斯蒂芬妮与别人结婚了。

泰德的“前半生”似乎没什么特别，按正轨走下去，似乎还有大好前程，达成他的梦想“做律师”。但故事开始转向了，西雅图的年轻女性接二连三神秘失踪、遇害。

1973年11月25日，看上去像18岁但实际上只有15岁的漂亮女孩凯瑟琳 •德文失踪，有人看到她在路边搭便车。

12月6日，有人在公园发现她的尸体。由于是暖冬，她的尸体腐烂得很严重，而且内脏被野生动物叼走了。法医初步诊断她是被勒死，可能还被割喉，她遭遇性侵。

雷蒙德说：“该死的搭便车新法规，让这些孩子在路边伸出大拇指就可以坐上任何人的车。”
其他方面没多少发现，但我做了大量的笔记，花了一个周末将德文的案子按时间进行了梳理，结合已知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凯瑟琳 •德文很可能是被让她搭便车的人所杀。这看起来是一起独立的案件。我已经好几年没写过类似的谋杀案了。

1974年1月4日晚上，18岁的乔尼•伦兹和往常一样，在地下室的房间睡了。地下室有个侧门可以通向外头，侧门平时通常是锁着的。

第二天下午，室友见她一直没出来就去房间看看，被吓坏了。乔尼•伦兹被人用一根从床架上拧下来的金属棍殴打，那根金属棍被残忍地塞进了乔尼的阴道，对她的内脏造成了可怕的伤害。

抛开金属棍所带的象征意味不谈，乔尼并没有被强奸。应该是有人在怒不可遏的状态下发现了睡梦中的乔尼，于是把火发泄在她身上。除此之外，警探们根本找不出别的行凶动机。受害者是一位待人友好而且有些腼腆的女孩，并没有什么仇家。她的遇袭纯属偶然，仅仅是因为有人知道她独自睡在地下室的房间里，或者是透过窗户发现了她，并且恰好通往地下室的门没有上锁。
乔尼•伦兹幸运地活下来了。她是少数几位幸存者之一。

21岁的琳达和其他四位女孩合租一栋房子，她是华盛顿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大四学生。1974年1月31日，她如常入睡，却神秘失踪了。

枕芯和床单上有很多血，显然她受了重伤，但不至于流血而死。一种合理的推测是，琳达在床上睡觉，这时有人闯进了她的房间，她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被打晕过去，然后被带走了。

周边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搜过了，附近拉文纳公园的所有暗沟也被警察和K-9小组的狗狗翻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琳达•安•希利，并且那个带走她的男人也没有留下自己的任何痕迹。即便是一根头发，一滴血或一滴精液，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这人要么很聪明，要么就是非常非常幸运。让凶杀调查科的警探感到棘手的便是这类案子了。

1974年3月12日，常青州立学院学生、19岁的唐娜在晚上7点出门，打算去听音乐会，就此失踪。

校园被春雨打得湿漉漉的。警察和搜寻犬对校园进行了网格式的全面搜索。如果唐娜还在校园内，如果她的尸体被藏匿在沙巴叶沼泽、俄勒冈葡萄园、剑蕨林或者冷杉枯枝堆里，他们应该已经找到她了。然而，和琳达•希利一样，唐娜的踪迹无处可寻。

1974年4月17日，又发生失踪案了，这次是中央华盛顿州立学院、艾伦斯堡校区的大一学生苏珊。苏珊金发碧眼，拥有迷人的身材，她智力过人、会空手道，如果经过打斗应该会留下痕迹。

5月6日，也就是苏珊失踪19天后，凯西•帕克斯在俄勒冈州立大学、科瓦利斯校区萨克特学生公寓的房间里失踪，她没有走出学生会大楼，所有东西都没有带走。

仅仅过了26天，海莱恩社区学院的学生22岁的布伦达也失踪了。布伦达生性自由灿漫，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此她失踪很久才立案。

事实上，布伦达失踪19天后，她的室友们才确信她出事了。她们向银行核实了她的记录，发现她的储蓄账户没有动过，这越发让大家感到恐慌。此外，布伦达所有的衣服都还在公寓里，她父母就住在附近，也没有任何她的消息。

18岁的乔治安•霍金斯就读于莱克斯高中，是一名优等生。6月10日晚上，她和男友道别，要回去复习，准备西班牙语考试。她从Beta楼走回住所很近，而且那晚凌晨很多学生都在熬夜准备期末考试，对着小巷的每扇窗户都敞开着。

她转过身，向南朝她的住处走去。他看她走出了约30英尺远，另外两个认识她的男学生回忆说，他们见她走过了接下来的20英尺。
她还有40英尺的路，也就是说在灯火通明的小巷里再走40英尺就到了。当然，楼与楼之间到处都是月桂树篱和盛开的杜鹃花，会有一些光线不太好的地方，但乔治安应该会走在小巷的中央。

就是短短的40英尺距离，乔治安消失了。

乔治安•霍金斯会在40英尺的范围内完全消失，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让西雅图凶案组的警探们无法理解。在所有失踪女孩的案件中，最让他们不解的就是霍金斯案。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它确实发生了。
当乔治安失踪的消息见诸媒体时，两名目击者站出来讲述了6月11日发生的事，内容居然惊人地相似。一个漂亮的联谊会女生说，凌晨0点30分左右，她从东北第十七大道的希腊建筑前经过，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年轻男子就在她前面。他牛仔裤的一条裤腿被剪掉了一截，那条腿上像是打了一圈石膏。

警方压力很大，7月3日，会开了整整一天，把信息进行汇总会找到共同点。

把这些女孩失踪案放在一起来看，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容小觑。带走她们的这个人似乎是经过了仔细挑选，最后拣了他想要的猎物：
*每个女孩都留着中分的长发。
*每个女孩都是白种人，肤色白皙。
*每个女孩的智力都远超一般人。
*每个女孩都很苗条，长得漂亮且很有天赋。
*每个女孩都是在当地大学的期中或期末考试周失踪的。
*每个女孩都出生于稳定而且有爱的家庭。
*每一次失踪都发生在黑夜。
*每个女孩都是单身。
*每个女孩失踪时都穿着休闲裤或牛仔裤。
*在每起案件中，警探们都没有找到可能是绑架者留下的任何物证。
*每个女孩失踪时校园都在施工。

警探们就像走迷宫，受害者显然并非随机选择的，她们都是年轻女孩，这一点也让他们纳闷不已。他们甚至想，他们要找的可能不止一个人，难道是一个邪教打算将这些少女作为仪式上的祭品？

会议达成的普遍共识是，女孩失踪案中只有一个男性嫌疑犯，而我们想要弄清楚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诡计让这些女孩放松到放下了天生的警惕性。
什么样的人会让大多数女孩不自觉地信任他呢？他扮成了什么模样使得她们觉得他是安全的？从孩提时代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受的教育和训练是我们可以相信牧师、神父、消防员、医生、救护车工作人员和警察这些人。但最让人深恶痛绝的是，这些犯案者当中可能就有警察——那种流氓警察，或是穿着警察制服的人。
还有一种较为靠谱的假设是：大多数年轻女性都会帮助残疾人，比如盲人，还有突然发病的人、拄拐杖或打石膏的人。

1974年7月14日，23岁的珍妮丝•奥特在华盛顿州萨马米什湖州立公园失踪。

附近野餐的人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有个英俊小伙子，穿着白色T恤、白色网球短裤、白色网球鞋，右臂上吊着吊带，讲话略带口音，他说：“不好意思，能请你帮忙把帆船放到我车上吗？我的胳膊受伤了，自己搞不定。”

他们聊了大约10分钟，然后珍妮丝站起来，穿上裤子和衬衫，便和“泰德”一起离开了海滩，推着自行车走向停车场。
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活着的珍妮丝•奥特。

目击者尽力了，有些还接受催眠，希望能记起更多东西。

警方毫无发现，也没收到任何索要赎金的通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警方越来越确信嫌疑犯是性心理变态者。

患有性心理变态的人在法律上并不属于精神失常，他们知道对错之分，但会抑制不住地去攻击女人。他们通常没有智力缺陷，没有脑损伤或明显的精神病。

每一位有经验的凶杀案警探都知道，如果一起案件在24小时内得不到解决，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凶手的机会就会递减，对案件的追踪热度也会逐渐冷下去。
时间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依然没有任何新的进展。调查人员就连受害者的尸体都没找到。

警方反复斟酌嫌疑犯身份的可能性，他显然相当聪明，外表不错，讨人喜欢，举止彬彬有礼，在一开始就赢得了女孩们的信任。他显然对校园和校园生活非常熟悉。

除了外表和个人魅力之外，他通过给人以相对无助的感觉来获得女孩的信任。一只受了伤的胳膊，或一条打了石膏的腿，让人看上去不存在什么威胁。

自从1973年底的圣诞聚会以来，安•鲁尔就一直没见过泰德。

他在塔科马的普吉特湾大学法学院读书，到了1974年4月，他退学了，他已经收到了犹他大学法学院的第二次录取通知，允许他秋季学期入学。

1974年5月，泰德又找了份新工作，他被华盛顿州紧急事务部录用，为其编制预算。

1974年夏天，罗杰斯家附近新搬来的居民很少见到泰德，因此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幽灵”。即便见到了，他也要么是刚回来，要么是准备走，有时见他是在电视上。他经常连续几天都不在家。
泰德在紧急事务部的同事对他的工作态度褒贬不一。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则认为他爱偷懒。他的工作状态不稳定。

媒体公布了嫌疑犯“泰德”照片，引起了安•鲁尔的注意，但她只是感到不安。但梅格的密友琳恩提醒梅格去报案，觉得照片和泰德很像。

1974年9月6日，西雅图的建筑工人铺路时发现了分散的遗骸，包括一块下颌骨、一块胸腔骨和一截脊柱。

搜索工作完成得很不错。警探、200人的探险者搜救队、副警长和追踪犬基本上把300英尺范围内的土壤翻了个遍，但最终所获仍然很少。七八月的炎热气候加速了尸体的腐烂，觅食的动物把尸体啃得只剩下头骨和裸骨。
他们找到八绺头发样本，一些是深棕色长发，一些是金红色的。共计找到一个头骨、一块胸腔骨、一截脊柱、另一个颅骨的下颌骨和五块股（大腿）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碎小的骨头。
他们没有找到衣服、珠宝首饰，也没有找到自行车零件、背包。被扔到那里的尸体都是光着身子的，没有属于受害者的任何随身之物。

警方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已经确认，7月14日在萨马米什湖州立公园失踪的珍妮丝•奥特和丹尼斯•纳斯伦德的遗体已在距离那里约1.9英里的地方找到了。”

警方没有提及，发现的股骨可能并非属于两人，而是三到四人。这些股骨甚至连性别都无法确定，专家能确定的只是这些大腿骨属于“30岁以下”的人，身高在5英尺到5英尺5英寸之间。

泰德•邦迪9月中旬回过西雅图一趟，又返回犹他州，开始在犹他大学学习法律。他仍然经常给梅格打电话，在犹他州也结识了不少女孩。

很久以后，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已成为多起谋杀和失踪案的头号嫌疑人，他问我：“我为什么要去袭击女性？我可以拥有所有我想要的女性伴侣。在犹他的第一年，我至少睡过十几个女人，并且她们都是自愿和我上床的。”

1974年10月18日，在盐湖城南部的米德维尔，17岁的梅丽莎失踪。9天后，在盐湖城以东很多英里外的瓦萨奇山脉的萨米特公园附近，有人发现了她的尸体。她被人狠狠地殴打过，被勒过脖子，也遭受性侵。

10月31日万圣节那晚，在犹他州莱赫以南25英里的地方，17岁的劳拉•艾姆斯从一家咖啡馆出来，前往附近的一个公园后失踪。11月27日感恩节当天，旅行者在瓦萨奇山脉一带的河岸发现了劳拉的尸体，尸检结果和梅丽莎非常相似。

1974年11 月8日晚上，17岁的黛比在停车场莫名失踪。

与此同时，泰德的成绩不断下滑。在华盛顿大学期间，泰德不仅轻松通过了那些很难的课程，最终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是在犹他大学法学院，他第一年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平均成绩连C都很难保持，期末时还有两门课未修完。

梅格在密友琳恩的反复催促下，终于去报案了，但没有引起警方的注意。

泰德的名字现在被列在华盛顿州专案组没完没了的电脑读数中，而且出现了4次，但他仍只是几千人中的一个，并且没有成年后的犯罪记录。此外，从工作记录和教育背景来看，他也未被标记为“会犯罪的那类人”。
他以前在华盛顿州，现在在犹他州；他的名字叫泰德，也开着一辆大众汽车。他的女朋友梅格已经因为怀疑而向警方举报了他。她是个嫉妒心很强的女人，一个受过骗的女人。还有很多因爱生恨的女人也将自己的男朋友当作潜在嫌疑犯报告给了警方。

1975年1月，泰德在犹他大学完成期末考试后，回到了西雅图，和梅格在一起待了一个多星期。

1975年1月11日，卡琳一家人来度假，入住威尔德伍德旅馆。12日，他们吃完晚饭，卡琳打算回房间拿杂志，她随身带着210房间的唯一一把钥匙。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她应该在10分钟内回到休息室。

卡琳到二楼后，在电梯口碰到几位在研讨会上见过的医生。他们与她聊了几句，然后见她沿着走廊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卡琳失踪了，显然她没有来过房间。2月18日，一名设施维护人员在距威尔德伍德旅馆几英里的枭溪路一带干活，发现了卡琳残骸。

从她的胃里很容易地辨认出了未消化的炖肉和牛奶。卡琳•坎贝尔是1月12日吃过东西后的几个小时内被杀的，也就是说，是在离开威尔德伍德旅馆的休息室去房间后不久死亡的。
事实上，她没有到过她的房间，或者说即便到过，一定是已有人在里面等她。后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房间里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所以，很可能是卡琳上了威尔德伍德旅馆二楼，在电梯到210房间之间的那条照明很好的走廊上遇见了凶手，并且看上去并未反抗就和他离开了。
这起失踪案让人联想起1974年6月的乔治安•霍金斯失踪案：再有不到50英尺的路就能走到安全的地方，但她就这么不见了。

冬去春来，华盛顿州的卡斯卡德山麓的积雪开始融化。

1975年3月1日，两名学生正在泰勒山进行林业调查工作，发现一个人类头骨——布伦达终于被找到了。

警方下令封锁了这一偏僻地区，搜查人员开始艰难搜索。3月3日，苏珊的头骨找到了；之后，琳达的头骨也找到了，她们的头部都受过钝器的粉碎性损伤。

搜寻工作从黎明到日落不停歇地又持续了一周，但再没有发现更多的头骨、衣服或珠宝首饰。
还找到了几十块小的颈骨，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受害者的尸体是被完整地带到森林里的。此外，还有一点发现，凶手是每半年带一个女孩的头到这里，这又引发了更多关于邪教、巫术和撒旦崇拜的谣言。

从华盛顿州，再到犹他州，科罗多州的犯罪活动也在升级。

1975年3月15日晚上，26岁的朱莉•坎宁安失踪。她本来打算去酒馆喝一杯，显然她没有走到酒馆，室友凌晨回来发现她不见了。

4月6日，已婚的丹尼斯•奥利弗森刚满25岁失踪。

4月15日，18岁的梅兰妮从尼德兰高中离开。8天后，县公路修路工在20英里外的煤溪峡谷公路上发现了她的尸体。

7月1日，24岁的雪莱没有去上班，之后杳无音讯。直到8月21日，两名采矿专业的学生发现了雪莱尸体，被扔在伯绍德山口脚下一个矿井内的500英尺处。

所有这些西部地区的受害者，没有一个留的是短发，也没有一个不被人夸漂亮。她们都不会随便和某个完全陌生的人一起离开，就连那些有搭便车经历的女孩平时也都很谨慎。然而，几乎每个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害者在失踪的当天都遇到了不顺心的事，都因此而心不在焉，因此很容易成为聪明杀手的猎物。

1975年夏天，泰德在法学院的成绩持续下降，并没有发挥出一个高智商、志向远大之人的潜能。6月他回到西雅图，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和梅格一起。

8月16日凌晨2点半左右，一名公路巡警、22岁的鲍勃•海沃德注意到一辆浅色大众甲壳虫从他家附近经过。

这是个纯住宅小区，他几乎认识住在这条街上的每个人，也认识常来的访客的车。通常这个时候很少会有车辆出入，这辆大众车在这里干什么，他打算上去探个究竟。

泰德逃，巡警追，泰德被截下了。

海沃德发现这辆车的副驾驶的位子已被拆除，放在了后座的一侧；在驾驶座后面的地板上有个小撬棍，前面的地板上有个书包，书包里面有滑雪面罩、撬棍和冰镐，还有些绳子和铁丝，看起来像是窃贼用的工具。

值班警探过来支援，在帆布书包里面看到了冰镐、手电筒、手套、撕成条的床单、一个针织滑雪面罩和一个用连裤袜做成的奇形怪状的面罩，连裤袜的臀部挖了两个眼洞，腿部则在上面绑在一起。此外，包里还有一副手铐。后备厢还发现一些大的绿色塑料垃圾袋。

这是泰德•邦迪成年后第一次被捕，并且是在纯属偶然的情况下被捕。如果他没有开车经过鲍勃•海沃德巡警的家，如果他没有试图躲避追上来的警察，他本可以安全到家。

8月21日，泰德再次被捕，罪名是持有盗窃工具。

他看上去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不安情绪，而且对车里发现的物品做出了巧妙的解释。手铐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在垃圾桶里找到的。他把连裤袜面罩戴在滑雪面罩里面，加一层保护，以抵御滑雪场的刺骨寒风。至于撬棍、冰镐和垃圾袋，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东西吗？他似乎对警探们把这些东西认作盗窃工具感到好笑。
泰德•邦迪在往后的岁月里还会一次又一次摆出这种姿态：他是无辜的，居然会受到这些让他难以相信的指控。

一些目击证人认出了泰德。

泰德•邦迪从此被执法机构盯上了。他没有坐牢，但跟坐牢差不多。1975年9月，监视小组一直在监视他，其他操作也有所启动了。他被要求提供加油的信用卡记录和在校记录。

10月2日，泰德在盐湖城被捕，被控犯有严重的绑架罪和袭击未遂罪，被关进了县监狱。

安•鲁尔和所有认识泰德的人一样，不相信泰德会做被指控犯下的那些事，他们纷纷回忆泰德的趣闻轶事，像是说服大家，新闻说的事不可能发生。

回首往事，我惊讶于自己怎么这么天真。这世上有些事的确是彻底的悲剧，而泰德•邦迪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我即将再一次成为泰德生活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是什么把我俩绑在一起的。不仅仅是我作为一名作家的热情，也不仅仅是他善于操纵那些可能帮到他的女性。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块很大的灰色区域，但一直无法想明白是什么。

安•鲁尔和泰德一直保持通信。安•鲁尔问过泰德是否介意把他的信交给警方看，泰德答应了，说他没什么好怕和隐瞒的。

我以为在我把泰德的信交给警探看后，他会停止和我联系。他知道我经常在那些正试图抓住他纰漏的那帮警探的圈子里活动，但他和我之间的通信仍在继续，这使我的矛盾情绪和压力上升到一个让我无法正常工作的程度。

安•鲁尔去咨询心理医生，把泰德的信给心理医生看。

心理医生轻轻敲了敲那几封信，说：“从这些信件来看，我的理解是，他显然把你当作他的朋友，你在他心中可能是一种母亲形象。他需要和一个他认为与他智力水平相当的人交流，他钦佩你是个作家。
当然，也可能存在摆布他人的一面：他知道你和警察关系比较近，可能想利用你作为联系警察的渠道，从而不必他亲自与他们交流。
如果他真的犯下了这些罪行，又很可能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他会想通过别人把他的事讲述出来。他觉得你是那个可以完整地将他呈现出来的人。”

1975年秋天，华盛顿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共有十几位警探全力调查泰德。

警方和梅格面谈，梅格从未将泰德的夜间活动习惯与任何明确的事件联系起来，和许多恋爱中的女人一样。

有意思的是，在经历了那么多次审判，在泰德被贴上怪兽（甚至更糟的）标签的这些年里，他身边总是会有至少一个女人对他着迷，就指着那少得可怜的探监机会而活，就盼着能替他跑腿或宣布他是清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去看她的女性会有所变化，但显然他在这些女性身上所激起的情感是一样的。

警方确信他们找对了人，他们列出泰德与失踪女孩案件有关的联系。

随着列表上信息一条条地增加，调查人员最终归结到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是泰德•邦迪所到之处，那里很快就会有一个、两个或三个可爱的女孩失踪……
另一方面，有几十人愿意发誓说泰德•邦迪是个优秀的公民，一个致力于消除暴力、通过“制度”带来秩序与和平的人，说泰德•邦迪是充满爱的人，而非毁灭者。他们认为，假使泰德真如警探们所说的那样是多起案件的杀人凶手，那他一定是从全新的模子中塑造出来的。

泰德的亲戚朋友筹集保释他所需的1.5万美元，1975年11月20日，泰德成功保释出狱。

泰德自由了，但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受到来自国王县和西雅图警察局的警察的持续监视。麦基向我解释道：“我们还不能起诉他，但我们也不能冒险让他离开我们的视线。如果这期间又发生什么，如果又一个女孩失踪，那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感恩节后，泰德约安•鲁尔吃午饭。泰德在安•鲁尔面前始终是一副无辜者的样子。

看着那个男人，听着他说话，我不敢相信他是有罪的。可听那些我所喜欢和信任的警探们的话，我又不信他是无辜的。我的一个明显优势是我并不为泰德所吸引。我对他的任何一丝温情都是那种姐姐对弟弟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也许是因为我曾失去过一个弟弟才更为强烈。

1976年3月1日，在证人的指控下，法官判泰德犯了严重的绑架罪，他惊呆了，已经获得保释的他要再次入狱。

6月30日，泰德被判入狱，由于没有其他重大指控，他被判处较轻的二级重罪，他最快有望在18个月后获得假释。

泰德具备律师那样的思考能力，能井井有条地分析评估，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犹他州监狱接受了智商测试，结果是124，尚未达到天才水平，但已经相当于四年制大学的学生毕业所需的智商，而且他明显比测试结果显示的更为聪明。

1977年6月7日，科罗拉多州要开听证会，讨论泰德的审判是否考虑死刑。

法院于上午9点开庭，10点30分，法官下令休庭，泰德去了法律图书馆，藏在高高的书堆后面，避开了警官的视线。他从二楼的窗户跳了出去，成功逃脱了。

阿斯彭的居民在极度恐惧和黑色幽默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警方在这座度假城市挨家挨户地搜寻，另一方面，商家立即抓住了商机。

有家餐馆甚至在菜单上新添了一道“邦迪汉堡”……打开面包，发现里面的肉“跑”了。还有的店在当地供应一种“邦迪鸡尾酒”，由龙舌兰、朗姆酒和两颗墨西哥跳豆调制而成。
那些搭便车的人，为了确保能搭上车离开阿斯彭，会戴上写有 “我不是邦迪”的标识。

6月13日，泰德被抓获。那时他偷了车打算向西开。凌晨两点，他因疲惫而迟钝，把车开得一摇三晃，被巡警拦了下来，因此被捕。

12月30日，泰德精心准备的越狱计划成功了，他在大家准备跨年的时候，走进了“美丽的科罗拉多雪夜”。

1978年1月6日当晚，泰德开着一辆偷来的车到达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化名“克里斯•哈根”租下了橡树公寓。

1978年1月8日星期日，上午，泰德•邦迪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园，并在橡树公寓安顿了下来。他在校园里四处走动，有时甚至坐到教室里听课，到食堂吃饭，到校园南面的体育中心打壁球。他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人认识他。对大学社区里的其他人来说，他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一个无名小卒。

1978年1月14日，ΧΩ女生联谊会楼发生惨案，两死两重伤，女生在熟睡中被攻击，楼里本应听到动静的三十多人却什么都没听到。凶器是一堆橡树原木，看来凶手是在后院随手捡的。

当晚，距离ΧΩ楼大约8个街区、邓伍迪街431号的老式出租公寓，舞蹈系学生谢丽尔在熟睡中遭到攻击。

这一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看起来是这位行凶者的嗜血欲望在ΧΩ楼没有得到满足，在欲念驱使下，从女生联谊会楼跑到邓伍迪街的这栋跃层公寓，好像他知道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知道里面住着谁……于是又有人遭殃了。

1978年2月9日，12岁的金伯利上第一节体育课时忘了带钱包，老师允许她回去拿，这意味着她要冒雨跑到另一栋楼。之后，有人看到金伯利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尽管警方在四个县将近2000平方英里的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搜索，但金伯利就这么失踪了。

2月12日，泰德收拾物品，离开了住所。

他把房间擦得非常彻底。后来，警探们甚至连指纹都没有找到，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在橡树公寓12号房间住了一个月。

2月14日，一名巡警注意到一辆橙色的大众甲壳虫缓慢行驶，他示意靠边停车，没想到橙色汽车加速逃离。巡警追了上去，命令司机下车，司机和巡警扭打后逃离，巡警再追，他们打斗了很长时间。

最终，李的力量占了上风，成功地制服了嫌犯，并将其双手铐在了背后。
李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逮捕了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犯之一。

1978年2月17日凌晨，泰德主动提出有话要说，并且不必律师在场，三名警探问泰德是否涉嫌36起谋杀案。

查普曼在关掉录音机后的谈话中问了泰德这个问题，据说泰德的回答是：“再加一位数，就对了。”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挖苦人吗？他说的是37起吗？哦，不，他说的不会是……100多起吧？

泰德的审判和听证会堪比百老汇演出。他被判刑、上诉、败诉，但行刑的日期迟迟没有确定。

《我身边的恶魔》第一版出版于1980年8月。1986年，离泰德第三次被判在佛罗里达执行电椅死刑已经过去六年了，安•鲁尔还是不断收到各类来信。

第一类是问泰德什么时候被处决；

第二类是警方的调查人员；

第三类是泰德的“粉丝俱乐部”，很多年轻女性说“爱上”了泰德；

还有一些虔信宗教的读者想给泰德写信，劝他悔过；

最后一类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异常，认为自己和泰德有某种奇怪的联系。

安•鲁尔觉得泰德进入了她的生活，她就像其他人一样，被操纵着来满足他的需要，她并不觉得特别尴尬或愤慨。

恕我冒昧，我既非训练有素的精神科医生，也非犯罪学家，但我与泰德相识近10年，其间经历过一些好时光和坏时光，而在研究了他被怀疑和被定罪的那些罪行之后，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我意识到我对泰德的了解和任何认识他的人没什么区别。我只能带着最深切的歉意得出结论：他永远无法被治愈。

安•鲁尔分析泰德的多面人生，直指他没有良知。

世人所见到的那个泰德•邦迪长相英俊，身体经过精心地锻炼和塑造，眼睛里有一道力量的屏障，挡住了可能被瞥见的内心恐惧。他才华横溢，成绩优异，机智诙谐，能言善辩。他爱好滑雪、帆船航海和徒步旅行。他喜欢法国菜、优质白葡萄酒和各种美食，喜欢莫扎特和晦涩难懂的外国电影。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送花送卡片。他的情诗总是那么温柔而浪漫。
然而，事实上，泰德爱物质胜过爱人。一辆废弃的自行车或旧汽车，就能让他找到生活的意义，而他对这些无生命的物体比对另一个人更富有同情心。
泰德可以并且确实接触到了州长这样的人物，可以出没于大多数年轻人进不去的圈子，但他对自己缺乏信心。表面上看，泰德•邦迪身上有成功人士的苗头，但内里是一片灰烬。
像聋人、盲人和瘫痪者一样，泰德的一生都是残缺的。因此，他是没有良知的。

我们总是调侃“良知值多少钱”，但事实上，良知是我们人性的源泉，使人懂得去爱，去感受别人的痛苦，使人获得成长。

没有良知、完全没有超我的个体长期以来一直是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多年来，用来描述这类人的术语发生了变化，但概念一直没变，以前被叫做“精神变态人格”，后来改为“反社会者”。今天所流行的术语是“反社会人格”。
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思想和行动却总是与其他人背道而驰，这一定是种可怕的障碍。它没有天生的准则可遵循：这类精神病患者很可能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努力模仿着他所遇之人的各种感受。
虽然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情绪发展在幼儿时期就已被抑制，可能早在三岁时，但要准确地确定反社会情绪的起始时间却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情况下，情感的内倾是由于对爱或接受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是由于受到了剥夺或羞辱。一旦这个过程开始，小孩子的个头会继续长，但情感方面永远不可能发育成熟了。
他可能只体验过身体层面的快乐，一种令人兴奋的“快感”，还有就是一种用游戏来代替真实感受的欣快感。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由于他不受内疚感或他人需求的阻碍，他通常可以获得即时的满足。但他永远无法填补内心的孤独，因而不知满足、贪得无厌。
反社会人格是一种精神疾病，但不在传统意义或我们的法律框架之内。泰德非常聪明，而且很早就学会了适当的反应、花招和技巧，以取悦那些他有所图的人。他狡猾、精于盘算、聪明、危险，他已经迷失了自我。

安•鲁尔分析，泰德从来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亲生父亲离开了他，他对母亲的感情充满了强烈的矛盾情绪。能够吸引泰德的男性都是有权势的人，他们要么成就非凡，才智出众，要么浑身散发着轻松的男性气质。

斯蒂芬妮是第一个让泰德严重受伤的女孩，他就像被人夺走了玩具，要抢回这个玩具，然后把它毁掉。

安•鲁尔相信是泰德袭击了乔尼•伦兹：就在斯蒂芬妮1974年1月离开西雅图的三天后，睡在地下室房间的乔尼•伦兹被人用从床上拧下的金属棍殴打和强暴。

这些受害者都和斯蒂芬妮是一个类型的。她们都是中分式长发，就连身体其他特征也非常相像。她们中的每个人都不是随机选择的。我认为其中一些是在被选中后并监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下手的，而另一些则是在泰德受到疯狂的欲望控制时迅速就近选定的目标。
但她们都很像斯蒂蒂芬妮——第一个刺穿泰德精心打造的门面、暴露出下面脆弱灵魂的女人。这对泰德的自尊心的伤害是永远无法原谅的，没有哪项罪行可以填补这块空白。于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杀害“斯蒂芬妮”，并且每一次都希望可以就此停手。然而，次数越多，情况越糟。

由于反社会人格者通常对他人没有同理心，所以折磨泰德的并不是受害者所受的苦，而是他自己并未因此得到解脱。

性侵受害者没有让泰德得到释放，只感觉最黑暗的压抑感。

他享受被警察追逐，通过不断改进伪装在大白天出入也不被发觉，他享受自己高人一等，做其他人做不了的事并逃过惩罚，这成了他的终极快感。

1975年，泰德被巡警逮捕，他非常愤怒，他的游戏还没结束，他恨警察终结了这场游戏。

多年来，当泰德抱怨监狱、看守所、法庭、法官、地区检察官、警察和媒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切还存在另一面。他的推理过于简单，但对他而言却说得通。泰德想要什么，泰德就应该拥有什么，这是他高智商里的一个盲点。当他哭的时候，他会真的流下眼泪，但他只为自己而哭。他感到绝望、害怕和愤怒，他相信这一切完全属于自己的权利范围。
要说服他不这么做，无异于向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解释相对论。他的思维体系中缺乏那种理解他人需求和权利所需的机制。

反社会人格的另一个危险信号是会掩饰自己的反应，因此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之处。

“观察者面对的是一张令人信服的理智面具。我们所要打交道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构造巧妙的能完美模仿人类个性的反射机器。”
反社会人格并不表现出更容易识别的思维障碍模式，它几乎没有焦虑、恐惧或妄想的迹象。从本质上说，反社会人格者是个情感机器人，通过其自我编程来反射其对社会需求的反应。而且，由于这种程序通常较为狡猾，这种人格很难诊断，还无法治愈。

泰德的受害者究竟有多少？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泰德接受多个采访，认为自己是连环杀手心理方面的专家，并主动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分享给大家。

1982年，安•鲁尔加入“暴力犯罪逮捕计划”特别工作组，泰德只是安•鲁尔写过的众多连环杀手中的一个。

泰德曾写信给她，说她的观点“过于简单化、过于笼统并且缺乏科学依据”。她回信，列出了她认为连环杀手具备的特征，但泰德没有回复。

1986年2月5日，就在泰德看上去会一直没完没了地卷入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之时，佛罗里达州州长鲍勃•格雷厄姆突然签署了泰德• 邦迪的死刑令，宣布泰德的处决日期是3月4日。

泰德接受媒体采访，和其他连环杀手一样，希望自己被看成一个正常人，而不是怪物。如此一个满是缺陷的人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思想几乎完好无损的，而且确定不想被视为怪物？

在写了近20年关于施虐的反社会者的文章后，我发现自己几乎仍无法从情感上去理解这世上有些人居然对他人的痛苦没有丝毫的同情或怜悯之心。我连蜘蛛都不敢踩，直到我当了妈妈之后，发现有苍蝇落在我孩子身上时才敢去打。怎么会有人能折磨和杀害无辜的受害者而不感到悔恨呢？

泰德的行刑时间一再推迟，辩护律师用“精神失常”、“人格分裂”等问题造势。

利奇案的检察官鲍勃•德克尔的观点更直截了当，言辞上也不那么宽容。他对泰德持不同的看法。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见过太多的反社会者，多到让他不相信面具一说。
“反社会者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坐下来和他交谈，你会喜欢他。你听他说的时间长了，他会告诉你社会上的每个人是如何想抓他，然后你就开始相信他。邦迪就经常有使我相信他的时候。但他除了有一张英俊的脸外，不过是又一个反社会者。”

泰德•邦迪有能力不断吸引到新的支持者，就像魔术师的帽子里总有兔子跑出来一样。1987年12月，51岁的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刘易斯教授给出了诊断结论：刘易斯觉得泰德患有躁狂抑郁症，情绪波动剧烈。

法医精神科医生查尔斯•穆特不赞同刘易斯的观点。“他的论点很精彩，他本人也很聪明。他顶住并成功避开了三次死刑令。这还叫精神失常吗？”

1989年1月17日，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州长马丁内斯立即签署了死刑令，计划于1月24日星期二执行死刑。这是第四张死刑令了。

在第四份死刑令签署的第二天，佛罗里达州内有消息称，泰德•邦迪可能愿意透露他对尚未破获的谋杀案所了解的情况。对泰德而言，认罪的好处要远大于坏处。他可能希望再获缓刑。只要他不断认罪，他就不太可能被处决。有太多人都在等着，想听到那些只有他知道的秘密。
在那之后，只要泰德愿意说，他便可以再次回到闪光灯下。他一直告诉我——我相信也告诉过其他人——他对连环谋杀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证明自己一直是这方面专家的机会。
马丁内斯州长对此不以为然。州长办公室那边表示，如果泰德愿意，他可以供认，但这不会替他赢得更多的时间。马丁内斯的新闻秘书约翰•佩克说：“他要做的话，还有6天时间。”

泰德和华盛顿州的警探凯佩尔见面，泰德依旧试图掌控面谈的重点，但凯佩尔“最后一小时”的技巧很有效。凯佩尔提到埋尸地，只要泰德不拒绝开口，对话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泰德提供的信息真实可靠。

凯佩尔觉得泰德真的不想死，泰德的律师团队要求再给泰德三年生命，泰德会供出一切。

凯佩尔安排受害者的辩护律师琳达•巴克给受害者的亲属打电话，询问他们对推迟处决泰德的意见，称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女儿在这世上最后时刻的真相，并且有些案件的受害者还可以知道女儿的遗体在哪里。
所有的家属都拒绝为泰德•邦迪说情。
“时机完全不对。”凯佩尔说，“泰德给出了埋葬受害者的地点，但我们根本无法查证。当时做不到。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那些地方的积雪有7英尺厚。即使在华盛顿州，雪也达到1英尺厚。”

泰德陆续招供他的罪行，真相太可怕了。他的确是个“偷窥狂、吸血鬼”，一个被幻觉控制一生的人，他究竟杀害了多少人？不得而知。

他的作案手法有些变化。他把一些受害者埋了，把一些扔在了树林里，还把一些丢进了河里。
受害者很多，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多得多。鲍勃•凯佩尔认为泰德至少杀害了100位女性，而我同意他的看法。

1989年1月24日，泰德终于要坐上电椅行刑了。

电视屏幕上显示的是佛罗里达州监狱，然后聚焦到唱着歌、喝着啤酒庆祝行刑的人群。300个人穿着戏服，戴着面具，举着写有“烧死邦迪！”、“今天是煎烤日！”之类的标语牌。一个戴着里根面具的人不停地在镜头前蹦来跳去。他一手拿着一只兔子肖像，解释说那是他的“邦迪兔”。
他们看起来都很疯，并不显得比泰德仁慈。
父母也都带着孩子来见证这一喜事。这种过节一般的氛围着实让我震惊。

泰德是安•鲁尔一直无法以超然的方式去看待的人。他是唯一一个在犯罪之前、期间和之后安•鲁尔都了解的人。

我对泰德•邦迪的记忆十分清晰，但也有分叉。我的记忆中有两个泰德。一个是每周两个晚上在西雅图危机诊所坐在我边上的年轻小伙，另一个是偷窥狂、强奸犯、杀人犯和恋尸狂。
我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无法把这两种印象组合到一起。我在假想的显微镜下看着他们，不能把凶手和颇有前途的学生叠加起来。这样的情况还不止我一人。大多数认识他的人都在为同样的矛盾而挣扎。

2000年，安•鲁尔以为人们对泰德的迷恋会减弱，但她还不断收到“幸存者”的信件。

和流行文化中对其他杀手的描写一样，泰德沉迷于跟踪的可怕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留在人们心中的是那个聪明的“流氓泰德”形象。这是不幸的，因为年轻女性必须认识到泰德•邦迪并非一个人。他代表着一个对应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极为危险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女孩随大流，认为可以信任陌生人和搭便车，泰德经常出去闲逛、跟踪或监视，把倒霉的年轻女性强行推入或诱骗带进车里。

她们的故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泰德被处决的十几年后，那些幸运儿仍然那么的害怕。她们一会儿痛斥自己居然愚蠢到和一个陌生人一起出去，一会儿又怀着愧疚地庆幸自己活了下来而其他女孩却没有。
我知道我还会继续收到这类信。在我写这一页的时候，今天的邮箱里又收到了两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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