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12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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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在长期经济工作实践中不断深化探索所得到的规律性认识。传统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实践主要聚焦于总需求管理，与之不同，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注重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稳定政策调控总需求，还注重运用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调控总供给。有鉴于此，要准确把握“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的重要内涵，才能有效发挥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一、“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对供需关系的最新规律性认识
“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在系统总结新时代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供需两者关系形成的最新规律性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供需两者关系中，内需不足的矛盾较为突出，中央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并持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此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规划）都将其放在重要战略位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减弱。为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对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宏观经济治理中更加重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同配合。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破解供需失衡难题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经济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供了指引。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新表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表述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意。
一是更加强调经济学理论逻辑。“总供给—总需求”框架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分析框架，通过考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作用，能够把握经济产出和价格水平等变量的变化趋势，以及学理性地判断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水平。在“总供给—总需求”框架下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能够为推动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提供具有学理支撑的决策参考。
二是不仅注重扩大内需，还注重提升外需。内需和外需均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是我国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让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能够有力增强国内大循环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同时，外需在总需求中具有重要地位，提升外需能够更好地畅通国际循环，形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在优化供给结构的同时，还注重将总供给保持在合理水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结构”一词入手做文章，注重改善供给结构和提高供给质量。与之相比，总供给的范畴更加全面，不仅包括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优化供给结构，也包括保证总供给在总量上保持相对平稳，从而更好地满足“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的工作要求；不仅包括调整总供给本身的总量与结构，也包括做好宏观治理以应对多源性的供给冲击。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重点任务里面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这就是从总供给视角对宏观经济进行针对性的有效治理。
总的来说，“总供给—总需求”框架有助于更全面、更系统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在此基础上，采取合适的宏观政策，有助于帮助宏观经济更好地形成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二、“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总体上实现了供需平衡发展，具有“高增长、低通胀”特征。1978年至2023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四十余年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达到9.0%，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3.0%—3.5%的年均增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2000年—2023年，中国经济在保持8.3%的较高增速的同时，CPI年均仅为2.1%，在较长期间内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合意增长。与美国“大缓和”时期的成效相比，中国“高增长、低通胀”所持续的时间更长、取得的成就更突出。
从供需两侧发力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在这一体系下，中央宏观调控合理发力、地方经济治理与地方经济竞争配合中央宏观调控，促使总需求和总供给都得到了快速增长，因而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将物价保持在温和水平。具体而言，在总需求方面，中央政府通过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调控总需求，提供了支持增长的宏观政策框架；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布局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投资等具体措施，扩大了投资和出口，促进了总需求的快速增加。在总供给方面，在人民生活需求较为旺盛和外部环境较为有利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合理良性竞争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质量，有效促进了总供给增长。此外，投资的不断累积会形成资本积累，从而提升经济总供给水平。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形成了“总供给—总需求”双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效支撑了“高增长、低通胀”的中国奇迹。
通过回顾以往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到，科学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能够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反之，如果没有科学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则会导致经济供需结构的失衡，并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对当前我国经济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特别是消费需求偏弱的问题，需要秉承系统观念的方法论，更好地“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的理论基础
“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需要建立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很难为“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提供可靠且可行的理论支撑。这是因为，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将总供给视为以技术进步驱动和供给冲击驱动的外生变量，不受短期宏观调控的影响，因而主要重视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政策对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等经济稳定目标与金融稳定目标进行调控。尽管不同经济体对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偏好不同，在实际宏观调控过程中对二者赋予的权重也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都只是在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即仅对需求侧进行调控，因而难以“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更是指出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忽视了政策变动对人们预期的影响，即著名的“卢卡斯批评”。这会导致即使是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之间的权衡取舍也难以形成能够被政策制定者所使用的稳定政策关系，从而加大统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难度。
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表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为统筹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提供了新的学理支持。当总需求不足时，企业经营利润下降会导致其研发投资下降，进而可能通过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研发投入等途径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最终对总供给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供给侧的增长动力减弱会降低投资回报率，从而削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最终对总需求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行统筹，以便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能够为“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当前，中国经济不仅面临有效需求不足，而且面临经济结构失衡和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仅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稳定政策扩张总需求，难以应对这一复杂局面。根据丁伯根法则，政策目标数量需要与政策工具数量相匹配。要想应对经济结构失衡和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将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纳入政策工具箱。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纳入统一框架，通过优化政策组合、改善政策顺序，有助于“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从而助力破解当前的复杂局面。首先，使用结构政策优化宏观经济结构，有助于为供需水平的提升扫清潜在的结构性障碍，也有助于提升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其次，使用增长政策扩张要素资源并进行有效配置，有助于提升总供给水平。最后，在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的配合之下，能够更好地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的力度，将经济增速稳定在潜在增速附近。通过理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政策的实施逻辑顺序，形成政策合力，推动总供给和总需求两者都能够合理增长和平衡增长，有助于“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助力中国经济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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