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再回中国,这也是周总理1月去世后,杨振宁首次回到中国。

杨振宁此行确实有不得不回国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周总理去世,过去他回中国,每次都是周总理接待,他对周总理有不一样的感情,还有一方面,他想再见一见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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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杨振宁想见毛主席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毕竟毛主席那时已经很大年龄,而且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华国锋主持了这次会面。

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熊向晖对这次两人会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向叶剑英推荐了华国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次会面。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后不久,杨振宁就想再回中国,但那时候中美尚未建交,双方沟通不便,因此直至四月以后才有了正式的机会。

根据原定的安排,就是华国锋出面接待,毕竟当时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专门分管科教工作。

经中央同意,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以后,根据惯例,杨振宁并不是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国家元首,不太适合作为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以后首个接见对象。

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熊向晖为此专门请示了华国锋,出乎意料的是,华国锋立马就答应下来。

“原来安排是我见,我不见,谁见呢?”

熊向晖相当敏锐,几乎是立时察觉了其中不一样的韵味,因为如果华国锋不见,按照国务院排序,就是张春桥见。

从当时发生的情况看,华国锋之所以要亲自见杨振宁,除了是因为事先安排好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对当时上海方面在接待杨振宁时的表现不满。

在判断出这一可能性之后,熊向晖大松了一口气,一改往日焦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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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熊蕾回忆,从1975年秋开始,熊向晖就越来越感到焦虑,在家里还时常叹气,这是因为周总理病重、邓小平的处境艰难。

这种焦虑的情绪始终萦绕在熊向晖心间,久久不能散去。

熊向晖与周总理有很深的感情,这得益于他过去战争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期间的关系,建国后熊向晖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

更重要的是,熊向晖认为,在未来的中国,是需要像周总理、邓小平这样的人出来领军的。

也是在熊向晖忧心忡忡的时候,叶帅也主动找他“谈心”。

1976年1月21日,叶帅主动找到熊向晖,称自己的处境也不是很好,当时有人建议他到南方去“躲一躲”,叶帅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找熊向晖询问他的意见。

熊向晖给出的建议是:

“不去南方,留在北京,称病不出,进可攻,退可守。”

叶帅后来依言向中央请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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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之所以找熊向晖倾诉,也是源于对他极大的信任,这不光是因为周总理,还源于1969年时,熊向晖曾辅助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几人之间有着很深厚的交情。

1976年2月3日,根据中央决定,华国锋出任了国务院代总理。

应该说这个任命,超出了绝大多数人预料。

尽管华国锋1971年就调中央工作,但绝大多数的老人对他还是比较陌生的。

叶剑英那时已经请了病假,尽管他向中央表示了拥护这一决定,但心里也在犯嘀咕,不过好在隔了不长时间,熊向晖就给他送去了好消息。

当时,叶剑英点名让侄子叶选基充当他和熊向晖之间的联络员,毕竟如果他直接和熊向晖见面,还是太过显眼。

熊向晖当时任总参二部副部长,而叶选基也在总参二部任参谋。

熊向晖把华国锋同杨振宁见面时候的情况介绍了一下,顺便还聊起了一些有关的其他事情,并说了自己的看法,叶选基回去以后,就把情况告诉了叶帅。

叶剑英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决定同华国锋见一面,并提出再和熊向晖碰一碰,详细的聊一聊情况。

熊向晖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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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7日,叶选基把熊向晖接到了叶帅在西山的住所。

当时在叶帅的住处,熊向晖不仅谈了自己的看法,还把随身携带的材料给叶帅看,这其中就包括华国锋见杨振宁时的谈话记录。

“你看他这些话,讲得很尖锐啊!”

叶剑英微微点头:

“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熊向晖建议:

“华国锋立足未稳,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剑英决定,去见一见华国锋。

事实上,叶剑英与华国锋并不熟悉,他们之间产生交集就是在1976年,而熊向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关华国锋在与杨振宁见面后的谈话,就连杨振宁记忆也很深刻,他多年不在国内,对国内的政治气候并不是很了解,一直到许多年以后,他看到了熊蕾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当年华国锋同他讲得那些话的意义。

叶剑英后来见华国锋,熊向晖并未在场,后来还是叶帅同他再见面时透露的。

1976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不显山露水的表态对叶帅的支持,当时会议上要起草一个有关毛主席健康的通知,叶剑英对其中一句话表示反对,事后叶帅看到了这份通知,发现他不同意的那句话没印上去。

也就是在这个月,华国锋主动提出要拜访叶剑英,当时叶剑英认为,华国锋出门目标太大,所以改为由他上门拜访

据军事科学院编撰的《叶剑英传》说,大约是在1976年7、8月间,叶剑英去中南海探望毛主席后,专程绕路去了华国锋住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

当时因为联络不畅,华国锋听说叶帅要来的消息后,早早的就在门口等候,后来叶帅下车,也是华国锋上前去扶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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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很感动,不过出于不了解,但是还是试探性的问了几个问题,比如国民经济问题、民兵问题。

毫无疑问,通过这次谈话,叶剑英多少摸到了华国锋态度的一些底。

1996年11月,汪东兴后来也提到了叶帅讲他和华国锋之间谈话的情况:

“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

唐山大地震后,即8月15日,熊向晖应邀再到叶帅住处,叶帅直接了当的表示:

“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

应该指出的是,对1976年10月6日那晚上发生的事儿,叶帅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都称:

“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没有第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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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真实的环境下也不容许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细致的商量一个步骤,虽然他们几人之间联系十分频繁,但后来促成这件事,完全是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的。

华国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那四个人的要求始终是不表态,这无疑也是一种办法,毕竟他在位子上,目标太显眼。他提出想去拜访叶帅,但叶帅提出还是应该他上门。

不光是七八月间,在他们两人见面之后,还有过数次会面,叶帅每次出入华国锋住处,都是从运煤的小门进入,为了不引人注意,叶帅还特意叮嘱司机多绕几圈再去。

为了征求一部分可信人的意见,叶剑英特意把王震找来,让王震征询陈云的意见。

陈云表示了赞同,但同时也表示:

“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布置行动,一举成功,事后叶帅的警卫马西金(当时负责布置会场)立马就打电话通知了叶选宁、叶选基。两人商量后,决定把这个消息先通知大家。

根据资料记载,叶选基当天晚上除了通知叶家人外,还于当晚10时打电话到熊向晖家里通知。

熊向晖当晚已经睡下,接到叶选基的电话也兴奋不已,把全家都叫醒,并且还拿出一瓶茅台来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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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瓶茅台是1973年5月熊向晖任墨西哥大使期间回国述职,在离开之前叶帅赠予的,并还附着一封信:

“向晖同志 闻将远行,特赠茅台五瓶,倘异国思乡,酌旨酒一杯,念曹诗两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当助你花离思维斗志也。 祝一路平安。”

熊向晖后来一直没舍得喝,当传家宝一样保存,但在听闻喜讯的当天,也忍不住心旌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