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毛主席接见末代皇帝溥仪5个多小时，溥仪几次失声痛哭

溥仪的“登基”与变革

1934年3月1日，溥仪的登基典礼在满洲国首都新京南郊的杏花村举行。这一天，杏花村周围早早被布置得井然有序，四处张贴着红色和黄色的装饰，显得庄严而隆重。登基仪式的会场中央搭起了一座高大的平台，平台之上是临时建成的“龙椅”，周围悬挂满洲国的旗帜。在日本人的安排下，现场安保严格，军队和仪仗队整齐列队，周围也有日本关东军的士兵驻守。

溥仪身穿华丽的龙袍，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平台。他的龙袍色泽金黄，绣满了祥龙纹饰，头戴皇冠，按照礼仪整齐地站立。他的身后是满洲国的重要官员，包括总理大臣郑孝胥和其他大臣们，都按照仪式的要求排列在左右两侧，显得庄重肃穆。来自日本的高级官员与关东军司令官也一同出席，人数超过200人。

仪式开始后，乐队奏响了事先编好的仪式乐曲，鼓声与号声回荡在整个杏花村的上空。司礼官站在台下，宣布典礼正式开始，声音高亢而清晰。郑孝胥站在溥仪面前，双手捧着一份文书，向溥仪呈上，并恭敬地行礼，口中念诵着祝贺的话语，声称“皇帝登基，万世昌隆”。溥仪接过文书，脸色平静，缓缓颔首。随后，他开口宣布：“即日起，国号改为大满洲帝国，朕为皇帝，改元康德。”

登基仪式进入下一阶段，关东军司令官代表日本政府登台。他身形笔直，表情严肃，手中拿着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文书。台上，两人按照日本关东军事先安排好的步骤，互换文书。关东军司令官将文书递给溥仪，随后用日语大声宣读文书内容，宣布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大满洲帝国”。

从表面上看，这次登基典礼是溥仪作为“大满洲帝国”皇帝的一次重大亮相，然而仪式背后的种种细节无不透露出日本对满洲国的全面掌控。从典礼的设计到流程的推进，甚至到文书的内容和交换，日本关东军都显得极为主动，而满洲国的官员与溥仪本人只是按照安排参与其中。

溥仪的逃亡和投降

1945年8月，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猛烈的攻势很快席卷满洲各地。伪满洲国的防线被迅速突破，日本关东军毫无招架之力，节节败退，形势已岌岌可危。面对这一局势，溥仪与伪满政府的官员陷入恐慌。8月11日，溥仪带着一批随行官员和家属，匆匆开始了逃亡之路。

火车一路向南疾驰，沿途站点混乱不堪，不少人试图搭上这趟逃亡的列车。士兵们一边维持秩序，一边不时将试图靠近的人驱散。溥仪与随行人员被安排在特别车厢内，车厢里气氛凝重，没有人敢多说话。到了8月13日，溥仪一行抵达了通化县大栗子沟。这里地势偏远，相对安全，但环境简陋。溥仪一行在仓促之间被安排在临时搭建的木屋里，周围还有部分士兵守卫着。

然而，形势并没有因此好转。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大栗子沟后，整个伪满政府彻底乱了套。随行官员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对策，但所有人都明白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当天，溥仪发布了《退位诏书》，宣布“朕自即日起，退位为民”。

几天后，苏联红军的行动越来越迅速，控制的区域不断扩大。溥仪和随行人员随即决定继续南逃，计划离开满洲，前往日本寻求庇护。8月19日，溥仪一行抵达沈阳东塔机场，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溥仪和官员们在护卫下急忙前往候机室。

就在溥仪准备登机前，机场上空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苏联红军的伞兵乘坐运输机空降至东塔机场，机舱门一打开，伞兵们迅速跳出，伞花在空中展开，密密麻麻地落在机场各处。地面上的人群顿时慌乱起来，士兵们四处奔跑，日本军官大声喊叫着试图指挥局面。苏联士兵迅速包围了机场，他们手持武器，将机场内的所有人控制起来。溥仪与随行官员在慌乱中被苏联士兵找到，他们被带往机场的候机室内，接受检查。

苏联收容与引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