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散文式的财税、经济话题文章，越写越长，但内容通俗很值得看，自荐一下。
谁还记得2012世界末日的传说，现在看其荒诞之处更胜一筹——那时候要说是世界末日，属实有点凡尔赛了。
2012最主要的噱头是玛雅历的最后一年，玛雅人由于拥有超出自身局限的天文历法水准，被吹得神乎其神，于是2012年就被赋予了某种意义，也不知道终结了什么，玛雅历是可在圆形石头盘上，兴许是石头盘面积不够刻不下了只记录到2012。一个连铁器都没有的文明，预测未来有点玄乎。
只要时间足够长，很多变化在缓慢积累中变得十分不明显，如同玛雅历的世界末日，又如同这又一个十二年过去之后，大部分人都忘记这茬了。历史宏观实际上很难被记住，哪怕有清晰的记录也不行。
经济学是青萍之末
很多人问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研究基于什么，我归纳起来起码有一个方面是确凿的，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研判。这里的大数据，实际上比现在大家习惯说的大数据范畴也差不多，只不过在涵盖某个领域的浩繁记录中探求真相，相对聚焦一些。
比如，我之前讲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对资本收益率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收入变化的研究，对比了几百年的数据，从税务记录、企业营收档案、历代政府所能留下的财政记录等等。当然只是在有记录的部分里分析，这已经属于极为庞大的工作量了。经济学是非常实用且基于客观的学科，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还有个例子，是中国古代的财税研究，无论是汉、唐、宋、明这些重要朝代，其实很重要的参考是关于农业生产、商品运输的记录，并基于当时条件所形成的赋税方式，而非朝堂之上的历次重大改革。比如北魏均田制、唐代租庸调、王安石变法、明代一条鞭法之类的，可以这么说，许多历史上的财政改革阻力不小，动力则更大，往往是收入和支出矛盾积累到必须调整的地步了，需要做取舍。
都有哪些取舍？在土地兼并、财产聚敛分化的情况下，倘若农民生产效率得不到提升，土地产出没有增加，但财政需要更多钱怎么办。在免徭役的特权阶层数量增长，同时免田赋的土地因为兼并到了权贵门第手中之后，国家的税收基数减少，那么此时是继续增加赋税，从农民那里搞钱，还是让特权阶层吐出一些来维持，这种取舍可以说是把钱交给崇祯还是李自成二选一。
对历代改革的研究不仅是宏观的，也得有定量和定性的具体分析。比如租庸调、一条鞭法之类的，分开收各种产出，还是并入田赋一块交，我们仅从措施上看就能发现非常的粗放，很难覆盖现实中层出不穷、分门别类地经济活动、主体和财富形式。微观上每个纳税户一定能产出和承担细分农产品、纺织品、银子、徭役等义务吗；又或者古代每个家庭都有能力将税赋折算成白银上缴吗。
前面说取舍，就包括这些粗放的制度，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保证适合所有人，但大家都得按这个办法来。还有一层取舍，则是对经济的统计，在古代面临低效率、难如实的记录人口、土地等财产的变化情况，也就缺乏清晰的税基，哪怕历代都把统计这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动荡、饥荒造成的流民，脱离了原本的土地，这些人头税的征税对象散失了，从地方到中央财政无法确切统计；还有些人口流动后开拓了新土地，这些常规年代并未登记在册的土地，是流民开荒获取的，并且在上面耕种和收获，但这些人和地都没有记录，也就无从谈起租税。哪怕他们后期又回来了，地方上的豪绅可以收拢这些人，但隐瞒不上报，继续造成模糊。以上内容在《明朝那些事》以及郭建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均有讨论。那这些情况地方上不会尽到监督义务吗？确切的统计很难，一来地方和豪绅可能存在利益共同体，或者有些名门氏族、皇亲国戚本身在上层就有特权和关系，谁来对他们较真？甚至在京城的皇家本身，也难以被纳入监管，私产、公产、皇家的区分，归根结底是利益分配，只不过基于封建地租徭役的生产条件之上。
当然其中模糊的地方，也给生存于其中的人留下了余地，比如唐宋的乱与安定之间，出现了中央对民间情况不够掌握，以至于税率实际上降低的情况。自古以来如果行政权力非常高效的时候，则意味着权力可以尽可能地压榨百姓，因为高效意味着统计清晰、执行到位，都被搜刮后，俗称一个都少不了。于是藏富于民很难，治世刮百姓，乱世掠商贾，平时搞反腐，各阶层都有体面的未来。
房地产、教培、金融、银行……我这里顺便打几个字，没有其他意思。
当初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除了封建道德规范的出发点，也包括了这种规则下囊括的利益结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未必出于徇私，但他所遵循的逻辑对应的是安定的状态，破坏这种状态的取舍在他那里是不合理的。社会风险和动荡，在改革艰难和复杂性之间摇摆，直至矛盾必须解决，那么解决方案无论是什么，在一部分人看来都是在破坏生态，甚至算灾难也不过分。
经济学面对的是江湖人情世故
玩过帝国时代、文明系列游戏的朋友可能会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科技树上将冶铁、鼓风机等科技与行会、市集等社会组织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鼓风机并非在行会中发明的，甚至在早期领主的封地内那些村落中，就已经又冶铁工匠在使用（款式技术可能存在差异），我在以前古早期直播讲《中世纪的城市》这本书的时候曾经分析过。那时候我还是一个试图讲点经济学的分享者，而不是一个无奈荒唐的段子手，知识未曾改变命运，是环境铸造了人的角色。
欧洲封建社会结构，领主采邑区域对应的既是生产生活的范围，也包括农户、农奴上缴的租税、劳役的规则条件，包括磨坊、饲养大型牲畜的公用，林地开拓和公田、私田的耕种统计，织机等生产资料的分布，生产开展围绕的组织形式很简单，同时领主对封地所承担的职责也比较模糊，保护封地上的居民和生产环境，只有收租这条纽带在维系，这方面跟中国古代贵族封地的情况类似。
再来回答这个问题，行会、市集在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业、科技、生产力突破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其实他们对应的是城镇化，是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也是因为流民而起，无论是领主封建土地上的农奴逃脱、农民因为犯罪、无法承担赋税、或者宗教问题，这些人选择脱离原有户籍所在，顺便摆脱与领主的关联。之后遁入市镇中成为最初的手工业者或者自由雇工，并且逐步集结成为了各类手工业者的行业，并且在市集中交易为生。
而市集、行会均为城市中才存在的组织，而城市对于流民客观上提供了庇护，首先就不苛求原有的身份问题，俗称来了就是当地人。你是农奴还是自耕农其实差别不大，理论上前者离开土地违反了法律，也损害了领主的权益，但好在领主追查这些人成本比较高，力有不逮。
首先城镇距离各个领主的采邑区可能比较远，其次领主对辖区的控制比较弱，虽然领主本身就有军事和管理能力（这个先挖坑以后再展开说），但领主在领地之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甚至缺乏统一的可以依托的规则和执行者来抓人。而且分封制、贵族间的婚姻、战争、瘟疫导致的封地变动和管理纰漏，也为人的流动创造了条件。
同时，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也给了市集、行会特许权，给个火漆印章的文书，上面有charted字样，我们熟悉的一个翻译是“渣打”，还有一个词franchise，在英语、德语、法语中差不多。我们看到这些反应过来早期金融业也是特许权的产物，而且许多城市本身就是自治市，本身就是特许权的产物，跟国王或者公侯、教会之间是契约关系，也有军事、经济实力，比如威尼斯、热那亚、亚琛、勒芒、埃森，佛兰德斯、伦巴底地区的商业市镇、南特、里昂，当然还有大巴黎……这些城市给手工业提供空间，同时从中收税或者其他权益，并且逐渐开始出现金融服务。
那时的城市污水横流、行会乱象丛生，但的确给了流民、未成年人、女性以工作的机会果腹，一种新的身份和生产方式提供了生产力、贸易蓬勃的机会。对人的解放要跨越历史看，对半自由的人和没有规则的经贸活动来说，恰如朝鲜人民，整天对将军的恩情还不完，且人均迈巴赫，西欧中世纪的人，也差不多，他们供养着城堡和宫殿，但24小时试用权在领主那里。
以上在经济学的研判之中，同样基于卷帙浩繁的记录，不过只要有契约、税收、产权变更、只要有赊账或者金融服务，书信往来、协议谈判之类的行为，总会多少留下些记载在羊皮纸上。
但是对于流民的经济组织，以及秘密结社带来的宗教问题，从国王、大臣到大主教，都在密切关注着他们，于是秘密调查的人便受命悄悄盯着，回头小本本上记下来上报。还有就是当时的领主，在能力所限范围中，偶尔到城里来抓人。你是我封地的农奴，跟我回去，兼有巡回法庭在各个地区承担司法职能，偶尔把这类身份问题判了，要么拿人，要么拿钱，就好像老舍的《茶馆》里差役的台词：拿不到人，谁给我们津贴呢？
论起远洋捕捞这事，谁还不是个海洋文明呢，你说对吧。
那么接下来还要说的是，国外、领主、教会为什么时常会缺钱，缺钱了又会如何操作，由于文章太长了，下期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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