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个多月，麦琳和李行亮可谓在热搜榜上“杀疯了”。
打飞的买青团、熏鸡事变、车内痛哭……名场面可谓数不胜数，观众们的评论也没闲着，纷纷指责麦麦是在对李行亮进行心理控制。
而正当大家共情李行亮，心疼其他嘉宾的时候，两人又猝不及防来了个“史诗级大和好”，深夜相拥着实给大家一场惊吓，热搜又开始争论所谓的“心理控制”是否只是一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表演。
更有甚者，通过其他嘉宾的蛛丝马迹，声讨整个节目早已安排好剧本，在座的各位不过都是他们play的一环，劝大家不要过分代入，日常生活中伴侣的“心理控制”与节目也存在区别。
总之，不管麦琳与李行亮的关系进展究竟如何，节目中的效果有多少是剧本的成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讨论都指向了一个巨大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伴侣关系中的控制问题。
心理控制，是真的吗
其实，不止麦麦与李行亮夫妻，研究表明，在我国，大约每5个人就有1个人经历过伴侣的包括心理控制在内的精神暴力的折磨[1]，不少人自述：“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一切可能早就有迹可循，比如说，疯狂的爱。
2023年，多伦多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访谈了65名在亲密关系中遭遇心理控制的“受害者”，绝大多数人都提到，在一开始，对方会表现出爆炸的、甚至是异常强烈的爱。例如，“他在第三天就说他爱我”、“他持续不断地送我昂贵的礼物，包括珠宝、鲜花、和晚餐”[2]。
在如此疯狂的攻势下，人们很难不放下戒备，用更加积极的心态看待这段感情，甚至心里可能还会时常萌生一种“亏欠感”。
这在麦麦与李行亮夫妻身上尤为明显：李行亮参加“快男”时麦麦辞职给李行亮做助理，北漂时麦麦出摊补贴家用，在节目中麦麦也说：“我的人生排序的话，亮子是第一位，然后是两个孩子和父母”，“我对幸福的定义就是，亮子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只不过这样的好或许并非完全没有代价，极端的付出往往也伴随着非常强的占有欲，他们甚至会严格限制对方的社交圈，让对方更多地依赖自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情绪也会变化得很突然——可能前一秒还在温和地交谈，下一秒毫无预警地爆发愤怒[2]。
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们往往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内耗的漩涡。受控制的一方会不断地问自己：“对方到底想要什么？我应该怎么做？”
持续内耗的状态下，受控制的一方很容易失去自我意识，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和感知能力，认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合理的，只能一遍遍地试图用行动去澄清，去猜测对方究竟想要什么，在这样不断地尝试中体验到挫败和无助。
夜聊时麦麦因为李行亮没有将“完美伴侣”的选票投给自己，瞬间崩溃大哭，离开现场放弃了节目录制，李行亮忍不住开始自责和反思：“我是不是不爱她？可我想与她共度余生？那我可不可以一边爱着她一边对她不满意？我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需要心理医生？”
扭曲又拧巴，这样的关系，观察员与观众看着也为他们感到揪心。
身处其中，麦琳可能毫无意识
心理控制并不少见，但并非每一个对伴侣进行心理控制的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反社会分子。实际上，很多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心理控制”。
这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对心理控制的追求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毕竟自我决定、对生活的控制感是人们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也是人们获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加拿大一项涵盖了5735名成年人的追踪研究就发现，生活掌控感可以有效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对于女性而言这一现象更为明显[3]。
然而，当心理压力较大，甚至出现焦虑与不安全感时，这种对于控制感的追求就可能会“越界”。
社会学心理学顶级期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就指出，为了缓解亲密关系中的焦虑情绪，高焦虑的个体往往会表达出更强的受伤感，从而引发伴侣的愧疚，并借此测试伴侣对自己的爱，从而获得安全感[4]。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时，刘爽（留几手）仅仅是感叹了一下自己两天以来吃到了第一顿饱饭，一旁的麦麦便突然陷入了委屈的情绪，说自己最害怕听到李行亮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会让我觉得自己没有把他（李行亮）照顾好所以压力很大”。
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下，麦麦只能不断让李行亮做些什么来对抗自己的不安全感。比如说，在离婚照场景中，麦麦就忍不住抱怨 “我的衣服少亮子的衣服多”，而愧疚的李行亮马上提出要把自己的衣服丢掉，用“实际行动”向麦麦证明自己不愿意让她受委屈。
那麦麦的焦虑从何而来？
不少人指出，因为学历、事业、社会地位等等的差异，麦麦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自卑与“不配得”感。有大量研究发现，自卑是焦虑的重要预测变量之一[5]，一个被困在“不配得”感中的人，是很难心平气和地和别人互动的。因此她需要反复向自己，甚至向身边的人确认：“我好吗？我配吗？”
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不配得”感，她选择了辞去工作，全力支持李行亮的事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这反倒加剧了她的焦虑。
德国一项研究发现，虽然参与工作可能会导致不愉快的经历，但是整体上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6]，对此有研究者解释说，工作等场景给了全职妈妈更多实现自我的机会，如果在婚姻中受挫，那么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
同时，她身上也确实背负了许多期待。当画师张勇询问是否接受麦麦把对李行亮的比重从百分之七十降到百分之五十时，李行亮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改变，也就是说，她身边的人其实也在期待她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甚至好助理。
连李行亮自己都感慨，“婚前（麦麦）是没有任何焦虑存在的。”而如今，麦麦却只能在不断的心理控制中找寻焦虑的出口。
逃离心理控制的循环
心理控制对受控制的一方而言当然是不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再论述。可是对于麦麦而言，这对她其实也是有害的。
习惯心理控制的人往往也会过度关注他人，他们会把自我价值和满足感寄托在别人身上，因此情绪也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英国的一项元分析表明，他们在面对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和挑战时会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和不安[7][8]。
吃早饭时，麦麦询问刘爽自己唠叨吗，在得到刘爽“可能有点”的回答后，麦麦开始了一连串的发问“我唠叨吗？”、“我啰嗦吗？”，即使刘爽改口回复“不啰嗦”，仍然反复询问一旁的李行亮，直到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还在正常范围内”，才安心吃饭。
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心理控制就是他们用来缓解焦虑的手段[9]，然而过度依赖这种方式不仅无法真正解决焦虑，甚至可能造成他们的心理调节能力更差，从而陷入焦虑的恶性循环。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来应对焦虑。根据近年德国发表的一项综述研究，应对焦虑的第一步就是学会觉察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包括焦虑本身[10][11]。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试着探索一下，现在自己是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当伴侣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甚至给自己带来压力的时候，自己会出现哪些情绪？只有了解自己的情绪，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情绪。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感受情绪的时候，不要做任何评价。或许我们从小被教育“喜怒不形于色”，被要求“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但是在这一刻，我们可以暂时抛弃这些规则，否认情绪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勇敢，情绪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同时，在认知上，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出现把事情想得很糟糕，从而陷入了焦虑中。这种“灾难化思维”其实是正常的条件反射，本身没有问题，不过当我们冷静下来重新解释和分析问题后，往往会发现，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差。另外，在进行了这种积极的认知重评之后，我们的情绪也能够得到缓解[12]。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麦麦面对李行亮打飞的购买的青团，第一反应是对方没有买自己喜欢的口味，觉得对方不重视自己。但如果仔细想想，或许就会意识到，李行亮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正是他在乎自己的最好证明，那自己又何须焦虑呢？
就算真的没法扔掉亲密关系中的焦虑和不安，尝试积极主动地沟通也比试探更有效。不如学一学黄圣依的做法吧：“我也没有理解（get）到，你直接说啊。”少了无尽的猜测，对方可以直接高效地理解自己的需求，自己也可以活得更轻松一些。
所以，在一段被心理控制扭曲的亲密关系中，放过彼此，其实也是放过自己。
参考文献
[1]Yang, T., Poon, A. W. C., & Breckenridge, J. (2019).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China's mainland-Insight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34(1), 93-105.
[2]Klein, W., Li, S., & Wood, S. (2023).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gaslighting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0(4), 1316–1340.
[3]Gadalla T. M. (2009). Determinants, correlates and mediator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82), 68(12), 2199–2205.
[4]Overall, N. C., Girme, Y. U., Lemay, E. P., Jr., & Hammond, M. D. (2014). Attachment anxiety and reactions to relationship threat: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inducing guilt in romantic partn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2), 235–256.
[5]Sowislo, J. F., & Orth, U. (2013). Does low self-esteem predic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1), 213–240.
[6]Wolf, T., Metzing, M., & Lucas, R. E. (2022). Experienced well-being and labor market status: The role of pleasure and mean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3(2), 691-721.
[7]Velotti, P., Rogier, G., Beomonte Zobel, S., Chirumbolo, A., & Zavattini, G. C. (2022). The Relation of Anxiety and Avoidance Dimensions of Attachment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Meta-Analysis About Perpetrator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3(1), 196–212.
[8]Manning, R. P., Dickson, J. M., Palmier-Claus, J., Cunliffe, A., & Taylor, P. J. (2017).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social anxiet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11, 44–59.
[9]Fiske, S. T., Morling, B., & Stevens, L. E. (1996). Controlling self and others: A theory of anxiety, mental 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2), 115–123.
[10]Haller, H., Breilmann, P., Schröter, M., Dobos, G., & Cramer, H. (2021).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acceptance- and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for DSM-5 anxiety disorders. Scientific reports, 11(1), 20385.
[11]Guendelman, S., Medeiros, S., & Rampes, H. (2017). Mindfulnes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sights from neuro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220.
[12]Jenness, J. L., Jager-Hyman, S., Heleniak, C., Beck, A. T., Sheridan, M. A., & McLaughlin, K. A. (2016). Catastrophizing, rumination, and reappraisal prospectively predict adolescent PTSD symptom onset following a terrorist atta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3(11), 1039–1047.
作者：贾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