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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转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口政策未来发展的新视角。本书深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从控制生育到支持生育的演变过程。我国生育政策应从“调控性的人口政策”走向“适应性的人口政策”，提供生育服务和支持，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任远教授在书中提出生育政策的调整应把握人们生育需求的重点，提供满足人们生育意愿的服务。书中提倡构建“生育与家庭生活兼容”的社会制度，支持女性发展，促进工作和家庭平衡。
■沈旭棋
随着我国进入长期的低生育率时期并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人口问题成为国家和公众关注的重要社会话题之一，同时人口数量的变化也将影响国家社会的长期发展。任远教授在其著作《生育政策转变》中，讨论了导致人口低生育率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国人口政策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以及未来应如何继续改革。本书不仅勾勒出了中国生育政策变动的历史轨迹和理论逻辑，也展现出其生育和人口研究的人文关怀。
生育率转变和生育政策的调整
在社会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下，我国的人口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到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已经低于2.1，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的生育水平还继续下降，现在已经达到了1.0左右。为了缓解生育率和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的下降趋势，我国生育政策的定位和目的也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的生育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U”形的调整。从20世纪后期以降低生育率为核心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渐转向了当前鼓励生育、提供生育支持的政策。2016年前后，人口生育率在1.5左右。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开始，政策生育率已经超过了实际的生育水平，这使我国的生育政策表现为一种“质变”，新的生育政策抛弃了降低生育率和控制人口的思路。可以说，我国生育政策转变的每一步调整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人口结构变化的需要。
当前，我国的生育水平仍然呈现下降的趋势，在未来也将继续维持长期的低生育率，这也是未来人口变动的基本态势。针对这种低生育率的现实困境，未来的生育政策应该如何调整？本书作者认为，在生育率转变过程中，以前实施的以降低生育率为目的生育政策，需要过渡到低生育率社会下对人们的生育提供服务支持为基本内容。在我国人口转变完成以后，生育政策更需要把握住人们生育需求的重点、把握住生育决策中的焦虑和担心、把握住生育意愿低下的真正原因，提供满足人们生育意愿的生育服务。
女性发展和低生育率
传统的观念认为，女性的发展与生育是相互制约的冲突关系。女性生育往往限制女性在职业和社会中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中女性发展和自主能力的提高，会带来生育水平的下降。然而，任远教授在书中提出，低生育率社会中，生育和女性发展并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关系，生育率的提高有的时候也是符合女性需求和能够促进女性发展的。在低生育率社会中，女性的实际生育往往低于其生育意愿，也就是出现了“未满足的怀孕”现象。换句话说，除“非意愿的怀孕”外，在低生育率社会下，女性面临的是想生但“不敢生”和“不能生”的新困境。所以，低生育率表现出当前女性的生育需求与意愿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在长期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对生育提供服务和支持，促进女性生育意愿得到满足，这样的政策转变本身也是有利于女性发展的。
生育与家庭生活兼容的社会制度
在生育政策转变中，如何兼顾生育率促进和女性发展，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任远教授指出，想要兼顾生育率促进和女性发展，关键在于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生育和家庭政策。实施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生育支持政策，构建一种“生育与家庭生活兼容”的社会制度。这意味着在完善生育政策过程中，需要加强生育配套服务，同时需要重视这些服务对女性发展的影响。
任远教授在书中还提出，在实施生育政策时，也需要考虑生育政策是否能够更好地支持女性发展。例如，部分女性因职业发展选择推迟生育，这种选择不应被视为“自私”。而是应该尽力支持大龄女性的生育选择、提供辅助生殖服务，让女性能在自己工作发展的不同人生阶段，更合理地安排自身生育的时间，也更好地协调自己的发展和生育。
此外，在书中作者也提出了涉及女性发展的相关公共政策制定，如应积极促进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完善生育保险和生育养育成本分摊等社会支持、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等建议。如实施更加弹性的工作制度，实施在线工作等。作者提倡的是，应为女性在生育与职业发展中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进而可以在女性自身生育意愿得到更好满足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
转向适应性的人口政策
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两孩”，再到“三孩”的发展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生育政策在未来将退出历史舞台。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并非简单地为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而“鼓励生育”，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生育政策进行的一次全面的重新设计。任远教授提出我国的生育政策应该从“调控性的人口政策”走向“适应性的人口政策”。
“适应性的人口政策”，是指生育政策应该从以“降低生育率”为目的，过渡到满足人们生育意愿的“生育服务支持”。生育政策不应作为控制或鼓励生育的工具，而应更加重视为人们的生育和养育提供支持服务。将生育支持融入社会服务体系，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提出了关于“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要求，各地正在陆续推出各种生育支持的政策，都表明这一理念正在逐步成为社会共识。
中国生育政策的转变并不是从“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调整，而是在应对低生育率社会挑战中的生育政策转型。这一转变不仅是政策层面的调整，更代表了人口政策的制定需要更新思维方式。建设更加以人为本、适应社会发展的生育服务与支持体系，这恰恰是本书中最具人文精神的地方。
《生育政策转变》不仅展现了我国生育政策从控制生育到支持生育的政策演变过程，更反映了作者在当前低生育率情况下，对我国应该如何定位人口政策、如何应对人口挑战等现实问题的思考。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生育政策演变图景，讨论了未来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低生育率社会中，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来支持家庭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说：“当前我国生育政策的改革和转变之路还没有彻底完成。”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服务支持生育”理念，也为读者理解人口政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