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按照常理来说，获得如此高的荣誉，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许光达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受之有愧。
于是，许光达连忙找到自己的老首长贺龙元帅，他对贺老总说：“老总，我这个大将，受之有愧啊！如果段师长还在，他才是实至名归的大将！”
这位让许光达一直念念不忘的段师长正是红军时期的名将段德昌。
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生于1904年，十岁便被乡邻誉为神童，诗文对联出口成章，连教书的先生都夸他是个奇才，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
与毛主席亦师亦友
1921年春天，毛主席以省督学身份从长沙来南县考察教育情况。在与南县督学严世杰的交谈中，毛主席无意中听到了“段德昌”这个名字，感觉有点印象，可是又一时想不起来。
严世杰说，这个段德昌是南县第一高小出了名的“孩子王”。前阵子，原来的督学贪污严重，把校食堂搞得一塌糊涂，段德昌就领着全校学生造反。最终，这个督学被免职，段德昌也挨了处分。
毛主席听到这，终于想起来了，他前阵子曾收到一封署名为“段德昌”的举报信，估计是同一个人。于是，他决定见一见这个热血青年。
不久，一个身穿蓝色长衫、精神抖擞的少年学生便被引到了毛主席面前，他正是时年17岁的段德昌。
当得知毛主席省督学的身份后，段德昌眼前一亮，快步上前握住了他的手，今天总算是见到真人了。
两人很快对当下的学生运动、教育革新等情况做了一番深入交流。在交谈过程中，毛主席发现段德昌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成熟稳重，对事物的看法更是鞭辟入里，于是便从包裹中拿出几本最新出版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给他看。段德昌翻开书之后，很快就沉浸其中。
毛主席看他这个样子，心里暗暗窃喜，因为段德昌太像学生时代的自己了，手里一拿到好书，其他事情就全然顾不到了。
两人彻夜长谈，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二天早上。正所谓英雄惜英雄，毛主席欣赏段德昌的才华，段德昌也在与毛主席的交谈中受益颇深，尤其是对当下国民教育的看法。因此，在结束交谈的时候，段德昌仍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不愿放开。这一刻，两人好似多年的知己。
1922年秋，段德昌从南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他考入长沙雅各中学。在此期间，他曾组织由南县、华容县一带在长沙求学的同学们，一起创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结识了留法勤工俭学归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何长工。
1925年6月，段德昌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两个月转为共产党员。同年7月，在毛主席的推荐下，段德昌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学习。
第四期出的名将挺多的，除了段德昌外，还有曾中生、林育榕、刘志丹、伍中豪、郭天民、唐天际、李运昌、张灵甫、谢晋元、胡琏、李弥、刘玉章、邱维达等等。
段德昌在军校里的成绩很拔尖，连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都称他是“文武全才”。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舰事件”后，段德昌由于写信公开指责老蒋破坏国共合作，被蒋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在段德昌之前，还有一人也被蒋亲自下令开除学籍，他就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宣侠父。
离开军校后，段德昌再一次偶遇毛主席。得知段德昌的处境后，毛主席建议他先去李富春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事实上，毛主席也是讲习班的领导成员和讲师之一，段德昌因此成为了毛主席的学生。
介绍彭德怀入党
从讲习班毕业后，段德昌参加了北伐战争，相继担任第六军第5团党代表、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等职。
在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工作期间，段德昌结识了在第一师担任营长的彭德怀。段德昌很快发现，彭德怀跟其他旧军官不一样，他为人正派，没有其他恶习，还处处为穷人出头，是一个可以吸收入党的对象。
在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中，段德昌与彭德怀畅谈了约两个小时。据《彭德怀自述》中的描述，他与段德昌的这次谈话最有意义，就算过了40年多年仍记忆犹新。他表达了对段德昌的钦佩和感谢，为他今后的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1928年4月，在段德昌与南华安特委的集体介绍下，彭德怀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革命的新篇章。
后来，彭德怀领导了平江起义，带着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而段德昌也在湘鄂西一带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为威震洪湖苏区的“常胜将军”。
南昌起义失败后，段德昌只身返回家乡湖南南县，后被上级派往湖北公安，组织农民自卫队发起了“公安暴动”。在这一时期，段德昌的军事才能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段德昌打游击战很有一套，他总结的战术为十六个字，即：“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打”。这跟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对敌斗争中非常实用。
靠着这一套游击战术，到了1928年冬天，段德昌领导的洪湖游击队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500多条枪，并在河湖港汊交织如网的百里洪湖中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
除了军事指挥外，段德昌在根据地建设上也颇有建树，他最强调部队纪律，为此特意编了一首《红军纪律歌》。在闲暇时，段德昌还经常组织战士们帮助群众种田、挑水、扫地，这是段德昌一贯强调的群众政策，即：军民不分家，军是鱼，民是水。这也是红军能在洪湖立足的一个主要原因。
1930年2月，段德昌领导的红军队伍扩编为红六军，上级指派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旷继勋继任)，周逸群任政委，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员，许光达任参谋长。此后，红六军相继攻陷龙湾、新沟咀、潜江、郝穴等城镇，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六军也由原来的6000人迅速扩展到1.2万余人。
同年7月上旬，贺龙带领红4军在公安与红6军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段德昌出任红6军政治委员，军长旷继勋在不久后调往鄂豫皖根据地，段德昌改任红6军军长。
湘鄂西常胜将军：“有贺不倒，无段不胜”
随着红二军团的成立，湘鄂西根据地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增强。当时，苏区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有贺不倒，无段不胜。”
“贺”指的是贺龙，因为贺老总是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二军团的一面旗帜，有他在，即使红军打散了也能迅速聚拢起来；而“段”指的是段德昌，只要有段德昌指挥战斗，红二军团都不会失利。
从1931年1月初到1932年6月，在段德昌的指挥下，湘鄂西军民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段德昌也因此被冠以“常胜将军”的美名。
1931年12月底，敌人集中大批兵力，向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其中第4师第12旅为敌人的主力。
寒风中，我军弹药紧缺，每一粒子弹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弹药，红9师师长段德昌下令每个班的战士都携带一面鲜红的旗帜、一个空旷的铁桶和一串鞭炮。这些看似简单的物件，却是他们赢得胜利的关键。
随着敌人踏入布满陷阱的地带，段德昌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将红旗插遍四周，接着点燃了放在铁桶中的鞭炮。瞬间，鞭炮的爆炸声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仿佛成百上千的机枪同时开火，声势惊人。这场声东击西的计谋迷惑了敌人，使他们误以为我军实力远超自己。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力”所震慑，战斗几未展开便溃不成军。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以极少的代价，几乎全歼了敌方的40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这一胜利，不仅壮大了我方的军力，也大大提升了战士们的士气。
不久，由于这一战的失利，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愤怒难抑，集结了更为强大的部队进行反扑。面对新的威胁，段德昌没有选择正面抵抗，而是采取了避实击虚的策略，将攻击重点转向了力量较弱的48师。
在文家墩的一场战斗中，我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迅速包围了敌军第48师第144旅。经过激战，第144旅1000余人被击毙，旅长韩昌峻以下2000多人成了俘虏，同时缴获了步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50多挺，火炮10多门。这两次胜利不仅确保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安全，也为后续的战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32年6月，敌人再次对洪湖苏区发动猛烈的围剿，为首的是有着“傻儿司令”的川军将领范绍增。
6月的某一个清晨，范绍增率领的第21军第4师从沙市出发，他们的铁蹄声震动了整个江陵地区，先后攻占了老新口、龙湾司及张金河等地，随后如潮水般向新沟嘴涌去。此时的苏区，除了红三军警卫团的零星部队外，几乎无其他兵力，形势岌岌可危。
然而，就在范绍增自信满满地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时，一场出其不意的反击正在悄然酝酿。段德昌率领红9师，在夜幕与狂风的掩护下，急行军突破了200多里路程，秘密抵达新沟嘴以北的东荆河南岸，并在此地设下了深沉的伏击圈。
6月13日，当范绍增率部队傲慢地驻扎在东荆河畔时，段德昌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部署。他巧妙地利用警卫部队作为诱饵，将范绍增的军队诱入设下的铁丝网中。一旦敌军踏入死地，红9师便迅速发动致命的合击。
紧接着，正当双方交锋最为激烈之际，段德昌发出了决定性的命令，一支由勇猛红军骑兵组成的突击队如闪电般冲出，他们手中闪烁的马刀如同死神的镰刀，将敌军斩落马下，场面极为壮观。敌军在这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下溃不成军，死伤惨重。
这次新沟嘴战斗奠定了段德昌“常胜将军”的威名，我军毙俘敌人5000多人，缴获枪支4000多支。而范绍增本人，在败局已定后，装扮成平民，骑着一头水牛，狼狈逃命。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段德昌指挥红9师连续取得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三大战斗的胜利，共计歼敌一万多人，其中还包括俘虏了敌军两位旅长。
可惜的是，走了邓中夏，又来了夏曦，“常胜将军”段德昌不幸于1933年5月1日遇害，年仅29岁。
在得知段德昌遇害的消息后，湘鄂西苏区的百姓无不痛哭流涕，他们在段德昌的坟前栽种了29棵青松来纪念他。
共和国的“第一号烈士”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序号为“壹”的空白证书，亲笔写下了“段德昌”三个字，段德昌因此成为了共和国的“第一号烈士”。
1955年，解放军举行正式的授衔仪式。在一次汇报工作中，毛主席特意问彭德怀：“拟授将军以上的同志里边，有多少是黄埔生？”
彭德怀罗列了一些人，又说出了牺牲烈士的名字，最终提到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
听到“段德昌”这个名字，毛主席瞬间愣住了，手中不自觉地点上一支香烟，双眼早已涌满了泪花，并不停地自言自语：“段德昌！段德昌！”
彭德怀看到这，心里也是感慨万分，因为段德昌不仅是他的好友，而且还是他的革命引路人。
不止是毛主席和彭总，许光达大将也对老战友段德昌念念不忘。
许光达曾任红六军参谋长(副军长段德昌)，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后，许光达改任红九师政委，而师长正是段德昌。
他们曾在一张床上抵足而眠，谈人生，谈革命，谈战斗，谈理想，并相约等到革命成功的那天，各自回去好好建设自己的家乡。
然而，天不遂人愿，许光达在1932年夏因伤被送往苏联治疗，而段德昌则于次年不幸遇害，两人的那次抵足而眠竟成了诀别。
1955年，许光达得知自己即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曾经牺牲的战友们，一幅幅熟悉的面孔在脑海中掠过。
许光达直接找到了老首长贺龙，他对贺老总说：“老总，我这个大将，受之有愧啊！如果段师长还在，他才是实至名归的大将！”
在许光达的心目中，段德昌的形象永远高大而伟岸，因为以段德昌的能力，如果不是过早牺牲的话，日后一定会成为毛主席重用的英杰，其前途不可限量，这个大将军衔授予他也是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