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最危险的一段议论
——洞烛
忠臣良将
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书到第三十六回，宝玉和袭人深夜细语。
本来是红袖添香情意绵绵，一篇风月好故事，突然却插入了一段“文死谏武死战”的大议论。
虽然作者最后以“疯话”搪塞，还补了一句“至次日也就丢开了”。
但真要丢开，何必写呢？
内容不多，全文摘录吧：
宝玉：“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
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
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循环论证
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中，儒家的两个核心理念彼此纠葛：“君权天授”和“从道不从君”。
前者强调君主的权威来自天意，但同时，这权威又需在道德框架内运作。
一旦“天命”偏离，“从道不从君”便为臣子打开了违抗的门槛。
文死谏，就是“从道不从君”的具体表现，也是臣子谏君的合法性来源。
而宝玉这段貌似轻佻的议论，将这一套伦理的逻辑矛盾揭露得淋漓尽致，隐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
“天命”决定了君权的正当性，但“天命”的合法性如何判断？
这要通过君主是否践行“道义”来衡量。
而一旦君主偏离道义，则臣子有理由“从道不从君”。
但问题在于，究竟谁有资格评判“道”在谁手里？又有谁能判断“天命”是否会转移？
这就像是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道义由天命决定，天命由道义检验。
“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
这种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在实践上自然无法操作，强权与公义已经合二为一，还谈什么“从道不从君”？
这是一个无解的困局。
所以，在宝玉看来，文死谏和武死战的意义更多是形式化的“道德秀”，徒增不必要的牺牲。
君权天授
最高的理想主义色彩
曹雪芹本人作为一个敏感的观察者，显然明白直接批判这套体系的危险性。因此，他在叙述中采用点到即止、自我保护的方式，以小说中角色的反讽语气暗示了这一体系的虚伪与矛盾。
事实上，相比儒家的“君权天授”，基督教文化中的“君权神授”模式显得更加绝对。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普遍认为，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于上帝，任何质疑君权的行为即为冒犯神意。
相比之下，儒家体系表面上还是要灵活得多，在帝国时代，文死谏始终被视为一种具有最高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正面行为，符合道德高尚的标准。——虽然在现实中更难操作。
毕竟“天命”是不可知的，所以臣子的反抗永远面临“正义”与“叛逆”的模糊边界。
生存空间
臣子的生死关乎大义
在儒家伦理中，臣子的生死关乎大义，但对于宝玉而言，这种行为的价值更多停留在话语层面。
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生死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在一个悖论中找到生存的空间。
在礼教和权力面前，保持冷静与清醒，才是最终的胜利。
游刃有余
对儒家伦理体系的一次深刻解构
宝玉的“文死谏，武死战”之论，是对儒家伦理体系的一次深刻解构。在它背后，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个封建末世的政治困局，也能感受到曹雪芹自身智慧的光辉。
这种智慧既不是逃避，也不是迎合，而是一种在矛盾中游刃有余的艺术与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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