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组织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会议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主持，中共代表周恩来、任弼时以及正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主题是讨论审议李德在特派至中国时的工作成果，待李德做完工作检讨后，曾任红二师政委的刘亚楼率先发难，他愤怒地指责李德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的军事指挥是生搬硬套，是战场上的草包，是顽固分子，给伏龙芝军事学院丢脸！为什么刘亚楼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因为李德的错误指挥，他所属的红二师伤亡惨重。
听到刘亚楼的指责，佛罗林脸色不太好，李德也是冷汗直冒，一旁的周恩来拉住刘亚楼，并向佛罗林主席致歉，但是对于李德，一向儒雅的周恩来也几乎失态，严厉地批评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下的错误。
李德到底是谁？为什么周恩来、刘亚楼等中共高层会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他？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年轻的时候参加德国共产党，活跃于各地的城市暴动，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在德国的发展，后被德国政府逮捕，不久后越狱逃到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1932年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相熟，1933年受共产国际指派，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同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此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
虽然在高等军事学院进修过，但是来中国之前，李德并没有任何指挥成建制部队作战的经验，接触过的最高指挥层级只是团级，其实严格意义上李德并不是沙场战将，更像是一位情报员。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他的指挥下红军与国民党军拼消耗，以堡垒对阵堡垒，守城攻城，寸土必争，完全抛弃了红军运动战、游击战的传统，导致红军部队伤亡惨重，红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曾经气得大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然而却无法改变局势。
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部队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毛泽东受博古排挤后周恩来接任，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朱德兼任红一军团司令，彭德怀为红三军团司令。此外中央红军还有像林彪、陈毅、粟裕等一大批优秀的军长、师长、指战员，都是跟着毛泽东、朱德粉碎国民党前三次围剿的沙场宿将，以他们的军事才能，难道会看不出来李德指挥的致命之处吗？为什么还会甘心受其错误的指挥？
其实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对于李德等人要求的分兵之策，朱德、周恩来等前线指挥员就接连致电提出异议，均被驳回；第五次“反围剿”打响，针对是否要死守黎川，毛泽东、肖劲光等人也多次提出正确意见，均被忽视；第五次“反围剿”战事高潮期间，广昌争夺战、建宁争夺战尤为惨烈，红军与国民党军拼消耗，林彪也曾尖锐地提出“要打有把握的仗”“利用有利地形，发挥运动战优势寻找歼敌的机会”，又是无功而返。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军事家，甚至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重量级人物的建议都能被李德否决呢？
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李德获得了当时中央苏区最高领导者博古的支持。主持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还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面对这么大局面，特别是要领导红军粉碎“围剿”显得力不从心，此时李德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来到他身边，相当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以他对共产国际的信仰，让他对李德产生了军事依赖。第二，当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共高层，都弥漫着“左”倾思想，盲目地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根基已经动摇，即将走向灭亡，而中国的革命事业到了矛盾尖锐的新阶段，号召全国革命者向国民党发起英勇斗争，占领中心城市，以获得一省及数省的革命胜利。而李德做出的军事部署完全符合“左”倾思想，表现出来的就是红军不再像以前一样“躲着”国民党军队，而是从正面硬刚，体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自然受到博古等人的支持。第三，李德其实只是代言人，他的背后站着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此人的能量远远超过李德，第五次“反围剿”中重大的军事部署都是他做出的。
曼弗雷德·施特恩，犹太人，参加过一战，被俘后押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苏联红军。与李德不同，施特恩是一员沙场宿将，在苏联红军中从团级指挥员一直做到了旅级指挥员，随后在1933年被派来中国做军事总顾问，1935年调回莫斯科之后，担任苏联红军骑兵第七师师长，参加了罗芬战争、诺门坎战役，1940年获得上将军衔。
以施特恩的优秀履历，当时中共高层对他的到来是比较期待的。他早于李德来到中国，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围剿”，严查进入中央苏区的通道，施特恩外国人长相显眼而且又不会说中国话，尝试了几次都无法进入苏区，一直滞留在上海，反而是后来的李德，顺利地到达了苏区，于是就形成了施特恩在上海布局战略，李德在中央苏区前线指挥的格局，制定战略的指挥官远离前线，对红军、国民党军队都不甚了解，做出的军事战略自然偏离了十万八千里，带着一股浓浓的苏联红军的味道。
举个例子，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布置了北路、西路、南路共三路大军，其中西路军由何键指挥，南路军由陈济棠指挥，这两路军负责从西、南两个方向包围中央苏区，而担任主要进攻任务的是由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央军”组成的北路军，由顾祝同指挥，下辖三路大军，一共三十三个师，主力是陈诚和薛岳指挥的第三路大军。按照蒋介石的作战部署，陈诚大军夺取中央苏区北部门户黎川，接着拿下红都瑞金北大门广昌，随后各路大军一起向瑞金发动总攻。
红军也发现了国民党军作战意图，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北方。施特恩给出了战略是红军主动出击，进攻国民党占据的硝石和资溪两个战略要点。面对数倍于己、装备远远优于自己，又躲在碉堡坚城内的国民党军，红军的主动进攻遭遇了重大失败，损失惨重。为什么施特恩会给出这样“愚蠢”的决策呢？其实从地图上一目了然。陈诚大军驻扎在南丰，这块地区凹陷于中央苏区之内，与北路军的另外两路军相隔较远，硝石和资溪是两者联系的咽喉要道，一旦占据了这两处，就可以把陈诚的大军包围在苏区之内，然后完成歼敌。从策略上看，这是一次战役级别的规划，没有战场上大军团作战的经验，很难有如此大的视野，但是施特恩忘记了他指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苏联红军，工农红军不仅人数落后，装备也极度落后，尤其缺少攻城的重武器，面对国民党军重点防守的硝石和资溪，根本不可能像苏联红军一样碾压上去，失败是必然的。
红军初期作战意图失败，损失惨重，开始步步陷入被动，陈诚大军按照计划向黎川推进，靠前指挥的李德宣称“寸土必争”，要求红军死守黎川，与敌人拼消耗，红军经受重大伤亡后丢掉了黎川；陈诚大军继续向广昌推进，李德再次要求死守，红军再次经受重大伤亡后丢掉广昌；陈诚大军再向建宁推进，建宁保卫战爆发，英勇的红军战士用大无畏的精神抵御着国民党军队如雨点般的炮击，同时还要提防空中飞机投下的炸弹，死伤惨重，建宁陷落。至此国民党大军突破了瑞金外围的重要据点，准备对瑞金发动总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彻底失败，中央机关和红军准备战略转移，长征由此开始。
纵观1年多来的“反围剿”作战中几场关键战役，施特恩和李德两位国际军事顾问的指挥完全不顾红军的基本情况，抛却了红军以往灵活的运动战优势，选择了苏联红军式拼消耗的打法，在面对绝对优势之敌时，无异于自取灭亡。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开始思考，如何根据中国的现状走出中国的道路，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红军拉回到正途，经过激烈的思想碰撞后，终于在遵义会议上迎来了历史性转折，中央机构和红军的领导权回归到毛泽东，博古、李德等人靠边站，而历史证明这是一次及时的、正确的、伟大的选择，中国革命事业迎来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