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中朝联军第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而第二番轮换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前线部队衣鞋粮弹均未补充,很多战士赤脚作战,这使得彭德怀深为焦虑。他感到战场情况用电报说不清楚,16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向中央面报。毛泽东回电同意。
20日晚,彭德怀带着两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两辆吉普车,冒着敌机的轰炸,21日晨到达安东,聂荣臻派来的专机已在机场等候。
11时,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加油。东北军区司令部的同志见彭总很疲劳,请他在机场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他摆摆手:“我不累,你们别管我!”他不进休息室,既不吃饭,也不喝水,就一直站在飞机旁,等着飞机加完油,即刻向北京飞去。
21日午后,彭德怀急急进入静明园时,毛泽东正按他的习惯睡午觉。秘书和警卫员劝彭总等一等。彭德怀面色严肃,大声说:“我有急事要向毛主席汇报!”他不顾警卫员的拦阻,推门而进,将毛泽东唤醒。
毛泽东因为长期失眠,睡着后特别不情愿别人打搅。他知道是彭德怀进来,立即起床,一面穿衣,一面打趣道:“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吃饭了没有?”
彭德怀坐在沙发上:“哪里有饭吃!不吃了,我给你汇报。”
“你必须先吃饭,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彭德怀只好到食堂草草扒了几口饭,又赶回来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场的局势和困难。
在当时,彭德怀的事无疑是领袖们最要紧的事。
2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在总参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对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问题。
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
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
此时,会议又出现这个情况,彭德怀大为恼火,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吼道:“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有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这一吼,会场气氛骤然紧张,有人仰起脖子想和彭德怀争辩,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请彭德怀说说具体情况,彭德怀也不语,会议只好不欢而散。
周恩来没有抱怨彭德怀的态度,会后又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要求国内的部队都要到朝鲜轮战;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周恩来自己还抽空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炒炒面的情况,他拿起铲子就动手炒起来。他的左臂负过伤,只能单靠右臂用力,不一会儿,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流。一位女同志上前抢他手中的铲子,说:“总理,不要累坏身体。”
周恩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说:“不要紧。我们在国内受点累,这算什么。志愿军在前线很艰苦,要把炒面做好送给他们当干粮,支援他们打胜仗啊。”后方供应的事情他一直过问得很细。
1月份,东北军区开后勤会议,周恩来还专门要聂荣臻和他一道赶到沈阳听汇报,当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作战部队反映大 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上面加绗线……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除了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决策重大问题外,又和军委各部门负责人研究具体实施方案。他日夜奔波,十分紧张,本来已经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消瘦。毛泽东见状要他在北京休息几天,因前线正紧张,彭德怀仍于3月1日匆忙离京。
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处境,请求苏联方面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3月5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两个驱逐机师和三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6000辆汽车的合同。
彭德怀离京后,从3月1日至3日,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将所定各项措施迅速部署完毕,3月3日即将具体落实方案电告彭德怀和高岗。火气很大的彭德怀转而对周恩来惊人的工作精神和效率大为佩服。
那一阵子,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常生病的他也病倒了。工作人员劝他休息,可他不听,连邓颖超劝也不管用。没办法,秘书就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的话他不能不听。结果,主席让周恩来休息三天。周恩来只好从命。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就忍不住了,但主席的话他又不能不执行,就让秘书给主席讲一讲,他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维持原判”,仍答复休息三天再说。秘书们很快乐,硬是让总理老老实实休息了三天。
即使在病中,一些重要的工作他仍无法摆脱,有时却是人为的干扰。一般人不敢干扰,干扰来自多事的江青。
总理生病期间,闲不住,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让秘书韦明从文化部调来一部电影片子。名义上是让总理审查,其实想借此让总理放松一下。平时总理从来不愿单纯娱乐性地看片子,这次是审查片子,他果真坐下来看电影了,工作人员都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可是电影开映不久,忽然,屋外电话铃声响起,韦明就跑进去接电话。
“请总理听电话!”话筒中传来江青的声音。
韦明面有难色:“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在话筒那边说:“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年轻气盛的韦明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这可把江青惹火了,冲着话筒嚷开了:“你不要管!”
韦明想,你既然说不要我管,我就把电话挂了吧。他挂了电话,回到里屋。不一会儿,江青又来电话了,质问道:“你怎么把电话挂了?”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说完,又觉得江青毕竟是主席的秘书,夫人,如果主席真有事,耽误了不好,所以语气渐渐缓下来,向江青解释说:“总理病了,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一下,总理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有了个休息的机会,让他多休息会儿吧。”
江青仍坚持要找总理。韦明只好去向总理报告:江青来电话了。总理马上就叫停了电影,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一接就是40多分钟。原来江青看了一个电影剧本,给周恩来大谈了一通她对剧本的感想,本来这事一点都不急。
事后不久,江青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告 韦明一状,给韦明戴了十来顶大帽子,说他是“媚上压下”。
周恩来把这封信给韦明看了。韦明心里有气,跟总理说:“说我媚上压下,她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周恩来没说什么。
江青并不知道韦明已看了她的告状信,没过两天,在一次周末舞会上,江青见了韦明,做出一副热情的姿态,说:“韦明同志,咱们跳个舞吧!”韦明心里上下直翻腾:刚写了两千字的告状信,现在又这般热情,真是个两面派!
韦明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直到11年后的1962年,韦明要去甘肃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才提起那封信,提醒韦明要接受教训,对人对事不要太简单……
1951年5月,由于周恩来日夜操劳,导致高烧不止,累倒了。毛泽东批准休息两个月,建议他去大连。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和邓颖超一起去了大连。在整个休养期间,他仍关心着朝鲜前线的战况,只休息了一个月又赶回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