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31日，当年“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刑满释放，被安排回宁夏青铜峡铝厂继续参加工作。
蒯大富被捕是在1978年，而正式接受审判却是在1983年，虽然他被判刑十七年，但在押也仅仅就只有几年，因为早在1970年就已经被隔离审查。
事实上，更准确的说，从1968年7月28日以后，蒯大富人生结局似乎就已经注定了。
那一天，蒯大富挨了毛主席的批评，尽管他不愿意退出历史潮流，但历史的洪流滚滚而来，他挡不住。
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对自己的遭遇，蒯大富是“无怨无悔”的。
一
1987年10月，从狱中获释的蒯大富重新回到了宁夏青铜峡铝厂，事实上早在1968年10月以后，他就被安排到这个工厂工作，只是在1970年又被押回了清华大学，这才失去了自由。
蒯大富当时其实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回老家江苏种地。
不过，蒯大富不愿意种地，而是希望能留在工厂，后来国家基于他照顾，这才安排回原工厂当技术员，事实上不光是蒯大富，比如与蒯大富有着相似经历的韩爱晶，其实也受到了特殊照顾，被安排到了株洲飞机厂工作。
当时，中央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对蒯大富这一类人“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
蒯大富那时已经42岁，十多年美好的生涯都已经错过，想要重新开始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可这一关他还是轻松自如的渡过了。
蒯大富以技术员的身份被安排进了青铜峡铝厂后，主要负责销售，那时刚改革开放，国营厂的日子并不好过，有段时间铝厂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厂长干脆找到蒯大富：
“老蒯，你给我卖铝去，你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都算你出差。”
蒯大富当仁不让的接过了这个差事，后来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走就是三个月，买了605吨铝，并带回了605万元钱。
当然，蒯大富算不上是销售能手，他之所以销售产品顺利，主要源于当年闯下的偌大的名声，很多人一听是他来了，抢着出来见他，想要见见当年这位风云人物。
蒯大富很容易就能见到销售单位的最高领导，一番酒酣耳热的畅谈，就能卖掉不少产品。
有个事儿值得一提。
蒯大富当年入狱时，尚未结婚，1987年获释后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毕业的罗晓波，两人从认识到结婚，拢共也不到一年。
对于蒯大富而言，这段婚恋也是他一生中难能可贵的转折点。
二
从蒯大富、罗晓波的结婚不难看出，他们在一起是比较仓促的。
1988年，远在青海的蒯大富接到了来自南京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在南京某研究院工作的罗晓波写来的，信里直截了当的就表示，我是北京大学数学系78级的毕业生，我听说过你的事迹，愿意和你共度余生。
即便罗晓波比蒯大富要小16岁，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嫁给蒯大富，罗晓波的前程显然更加光明。
蒯大富一开始比较犹豫，毕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
也许是为了打消罗晓波的念头，他在回信中与罗晓波“约法三章”（其实是四条）：
“你要和我谈恋爱结婚的话，第一个，你要忘记我是坐过牢的，你不要将来有矛盾吵架的时候，再说你之前坐过牢怎么怎么的；第二个，我这个人以后肯定还会有风波的，将来你要不怕吃苦，不怕牵连的话，你可以和我谈，你不要将来后悔；第三，你要准备和我结婚的话，要准备过穷日子，我没有积蓄，家里还有父母；第四，我现在在宁夏，结婚后我不想两地分居，你要结婚的话，得调到我这里来。你干不干？”
没想到的是，罗晓波后来回信：
“你说的这些条件，对我都构不成问题。”
同年，蒯大富飞奔至南京，同罗晓波领证结婚。
应该指出的是，罗晓波为了同蒯大富在一起，也克服了不少阻力，特别是来自父母亲朋方面。
罗晓波后来依照婚前的约定辞去了公职，跑到了大西北，同蒯大富过起了日子，后来育有一个女儿。多年之后蒯大富谈起妻子来还笑称：
“北大的学生就喜欢做比较出格的事。”
蒯大富从获释再到结婚，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严格意义上讲，蒯大富其实不算是个太安分的人，这不光是因为那段特殊的岁月，同时也有性格上的原因。
蒯大富本身是属于性格开朗的一类人，喜欢凑热闹也爱好出风头，也因为如此乃至于几十年以后，他还数次回到北京，同当年的那批人聚首畅谈。
尽管北京是蒯大富的“伤心之地”，但这也并不妨碍他对北京有很大的执着。
1992年，蒯大富携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但当时的蒯大富已经有定居北京的想法，甚至还几次想要拿出积蓄在北京买房。
倒是罗晓波不愿意留在北京，这源于她那几年同丈夫在北京的“仓惶”有关。
1993年，北京海淀区准备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打听到蒯大富人在山东，以人才难得为名，特聘他回来从事管理工作。
可这个工作没干多长时间，就受到了干扰，蒯大富后来被客客气气的请出了北京，后来受几个朋友邀请远赴深圳打拼，罗晓波在北京安安稳稳的呆了几年，但事实上也因为受到丈夫的影响，没办法只好从所在的杂志社辞职，最后几经流离，到了深圳跟蒯大富团聚。
三
蒯大富到了深圳以后，才算是迎来了春天。
那阵刚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东风，深圳的发展很快，蒯大富和朋友合伙开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事实上，即便是过了几十年以后，蒯大富的名字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深圳从商时，蒯大富的名头往往能起很大作用，一如他当年买铝材时候的情形。
蒯大富自己也想低调一些，所以也为自己取过化名，还发过化名的名片，但大家似乎都不认，久而久之，蒯大富也就绝了这个想法。
蒯大富在深圳打拼的相当成功，后来还自己开公司，不到两年功夫就累资巨万，还在深圳购房。
2001年，蒯大富斥巨资买下了深圳最早的商业住宅，每平米售价达8000元，总建筑面积200多平，堪称是豪宅，后来房地产业大涨，他这套房子后来售价超20000元，蒯大富还调侃过：
“那时候没有投资意识，我们就是要房住，就买了一套。要知道房地产发展成现在这样，那时候按揭买它三套，呵呵。”
就连蒯大富的员工也表示，只是从财富积累来看，蒯总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人。
可蒯大富也有他自己过得不如意的地方。
当年深圳落户并不容易（大概今天也是一样），蒯大富通过下海经商虽然获得了不少财富，但落户问题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后来关系到孩子上学问题以后，户口就成了一个超大的难题。
罗晓波后来才知道，问题还是出在丈夫身上，当时办事人员明确告诉他：
“如果表格上不填蒯大富的名字，没准就可以。”
罗晓波后来回去同丈夫商量，可以先进行假离婚，等到落户深圳以后再恢复婚姻关系。
蒯大富一开始坚决不同意：
“为了孩子上学，你非逼得我离婚？不进就不进，不然我就等于在向黑势力投降。”
不过，蒯大富不妥协，户口就不能落深圳，孩子上学始终就存在问题，在罗晓波的强烈要求下，孩子又以不上学为要挟，蒯大富终于同意了“假离婚”。
不久之后，罗晓波与孩子顺利落户深圳，并成功上学。
蒯大富这时提出复婚的请求，出乎意料的是，这回罗晓波说什么也不同意，就连孩子回来劝她他也不听。
罗晓波认为
“在他什么都不是就一个劳改犯的时候，我从南京那样一个虎踞龙盘的地方嫁到宁夏的戈壁滩去，婚姻再不幸福，我维持也要维持到死，什么质量不质量的，就得从一而终。保证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今天复婚了，我明天就离家出走，以后回来签 一个火化证明，有意义么？”
蒯大富落户深圳的问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能解决了，后来还又涉及到一个社保问题。
2004年，蒯大富以挂靠子女的名义把户口从山东人才市场迁移到了深圳，但因为是属于迁入而不是调入，涉及到社保问题，因为蒯大富社保没有交够15年。
按照我们今天的逻辑，没交够15年补交就可以，况且蒯大富其实也不缺那点钱，但他到社保局跑了很多次，都没能办成。
究其原因，恐怕也和蒯大富过往历史有关。
不过，蒯大富终究还是因为过往历史，得到了解决社保问题的机会，不过这也就都是后话了。
蒯大富晚年生活还算是平静，妻子罗晓波虽然同他离婚，但其实自始至终也没有离开他，女儿也很孝顺，只是他自己不愿意拖累女儿，选择住在养老院。
值得一提的是，蒯大富晚年曾三次中风，对于一般上了年纪的人而言，中风无疑是个危险的急症，但他每次都顺利挺了过来，只是人更加苍老了一些。
不过，人生能以如此平静收尾，对他而言未必不算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