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丁
一些看似普通甚至“破碎”的文物，其背后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故事。在西安博物院举办的“探长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30年考古成果展”中，来自赵氏家族墓地的3件器物，如同打开一扇通往元代历史的大门让观众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
刷新出土瓷器记录
此次展出的展品中，来自赵氏家族墓地的器物有3件，其中天蓝釉碗和青釉碗虽历经岁月的洗礼，仍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形态；还有一件蓝釉盘，尽管看似满身伤痕，却在修复师的巧手下重获新生。
“修复的意义不仅在于恢复文物的外观，更在于传承传统技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朱连华，是赵氏家族墓的发掘领队，他在采访中提到，赵氏家族墓位于西安曲江新区雁展路南侧，最初以为只是明清时期的普通墓葬，后来发现了白瓷、青瓷，甚至还有三彩器、壁画。
“谁也没想到，发掘到最后，这处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仅瓷器就有来自南方的湖田窑、龙泉窑，来自北方的钧窑、霍州窑和陕西本地的耀州窑等多个窑，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元墓出土瓷器数量最多、窑口最丰富的一批。”可以说，刷新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元墓出土瓷器的记录，墓志和买地券的年代界定，更使得这批瓷器具有了较为精确的标型器意义。
这其中也有不少保存不太好，甚至破损严重的瓷器，修复它们倒像是在发现一段段被时光掩埋的故事。“修复工作本身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将混杂有多件器物的千块碎片从发掘现场挑选出来，分类、清洁、晾晒并复原到原位，粘接固定，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多。”谈到当时的修复，朱连华眼中泛起光芒。
“比如，展出的这件双鱼纹盘，出土时呈破碎状态，边缘釉色附着性较差，甚至有剥落现象。但它的纹饰和色泽很漂亮，很具有代表性，特别是它盘底的双鱼图案很生动，这种形象在宋元时期的瓷器上很流行，寓意美好。”
当被问到为啥选这3件器物参展时，朱连华介绍，从赵氏家族墓中选出的这3件瓷器，有青釉、蓝釉等不同颜色和类型的瓷器，这在关中地区的元代墓葬中并不罕见，且有一定规律性，代表赵氏家族瓷器中的精品，或者是最能体现当时瓷器制作技艺和审美风格的器物。
除了展出的这3件瓷器，赵氏家族墓还出土了梅瓶、玉壶春瓶、碗、盏、盘等30余件瓷器，有茶器、酒器等，这其中大部分是实用器物，而且使用痕迹很明显。
“贯鱼葬”布局较少见
“这几件瓷器本身，相比其他具有唯一性、罕见、独特性的器物相比，可能普通一些，但‘器以主为贵’，这些器物的主人可不一般。随着发掘的深入，发掘团队发现，这处墓葬不止是家族墓这么简单。”朱连华回忆，它的葬式也很特别，是呈南北两行，由西北至东南依次排列的一组共9座墓葬，与史书中记载的“贯鱼葬”十分相似，这是文献中记载的特殊葬法，在陕西元墓中发现较为少见。
“贯鱼葬”也称昭穆葬，是一种流行于黄河流域的家族墓地排列方式。这种葬法的名称来源于《重校正地理新书》中的描述，该书记述了家族墓地排列的8种方法之一。
这种葬法的特点是，在家族墓地中先葬者位于左侧，后葬者位于右侧，形似贯鱼之形。在北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官方修成的地理书《地理新书》中，反映的五音姓利说，即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和宫、商、角、徵、羽五音来确定墓地的方位和排列方式，“贯鱼葬”与五音姓利说思想有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曾撰文认为，五音墓地的昭穆贯鱼葬排列是以墓园为单元，49穴方格网是规划墓地的基本依据。在北宋皇陵、南宋皇陵、河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等宋元时期五音墓地的考古实例中，说明昭穆葬与贯鱼葬新作一坟的方位，看起来不同但又整体上属于同一原则，都是将新墓园安排到旧墓园的左前方，形成雁翅状斜向排列。赵氏家族墓的排列正是采用这种特殊葬法。
朱连华推测，宋代常见的五音墓地埋葬在元代得到了延续，即使在元朝这个由蒙古族建立的朝代，汉文化依然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陕西这样的汉族文化核心区域。
不仅如此，赵氏家族墓是继2009年发掘的元刘黑马家族墓之后，陕西地区元代家族墓地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是陕西目前仅有两处保存完整的元代家族墓之一。而且从赵氏家族墓地西北部的M45到东南，时代逐渐推移，墓地起用于元世祖至元四年，按照排列顺序推测，这里安葬赵氏一家4至5代，延续时间基本贯通整个元代。
七百多年的“土地证”
在赵氏家族墓地西北部的M45号墓中，朱连华的发掘团队还找到一件朱书“买地券”，相当于今天的“土地证”。
“买地券”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这种形似契约的文书，主要功能是象征性地为死者在阴间购置土地，以确保其在来世的居住权。“买地券”通常详细记录土地的位置、范围、价格、买卖双方等信息，反映古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和对亲人的纪念。
“买地券”包括铅、玉、砖、石、铁、瓦、木、纸等众多材质，赵氏家族M45出土的“买地券”为砖质，虽经岁月侵蚀文字漫漶不清，但依然可以大致识读出墓主人为诸路质子千户赵伯杰，他葬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
而在墓地中部的M44号墓，则出土一合墓志，上面铭刻着“元故兴平尉赵公墓铭”。据墓志记载，墓主名赵镐，为兴平县尉，卒于延祐庚申夏（1320年），其祖父赵伯杰，父赵仲荣，子赵睿。
除“买地券”外，该家族9座墓共出土500余件（组）各类型的随葬器物。其中以陶明器为大宗，主要包括仿古陶礼器、日用生活明器和陶俑3大类，它们如同生活的缩影，展现元代生活风貌。
作为元代西安城中赵氏一族家族兴衰史的见证，成为研究元代关中地区中下层官吏阶层的思想文化与丧葬习俗的可靠实物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