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梦媛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济南三大名胜，老舍先生认为水优于山——在《大明湖之春》一文中他说：“山在北方不是什么难找的东西呀。水，可太难找了。济南城内据说有七十二泉，城外有河，可是还非有个湖不可。泉，池，河，湖，四者俱备，这才显出济南的特色与可贵。它是北方唯一的‘水城’，这个湖是少不得的。”
老舍先生说得很对，大明湖对于济南的意义非凡。实际上，所谓“济南潇洒似江南”，大半是靠这一湖澄澈温柔的碧水支撑的，“水是眼波横”，大明湖的粼粼波光，“既含睇兮又宜笑”，像绝代佳人的秋波一样明媚，吸引了一代代本地居民和外来游人的视线。历代文人墨客们描写吟咏大明湖的美，佳作甚多，举不胜举。“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诚如大诗人杜甫诗中所言，济南乃至山东、全国的才士学者，对大明湖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结社聚友，往往以大明湖为中心，例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前后，马国翰曾与范坰、周乐、何邻泉、谢焜、王德容诸名士复结“鸥社”于大明湖上，春秋佳日，诗酒唱和。其诗作中处处体现回归自然的超脱境界，以及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这从马国翰的《春日泛舟明湖即事》中即略见一斑：“万顷湖田阔，临流意邈然。喜将尘外眼，来赏镜中天。踏藕摇轻浪，叉鱼放小船。烟波有真境，阅世问沦涟。”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大明湖畔也曾见证过江山鼎革、人世沧桑。风风雨雨，大明湖与诗人们的生活历程交织在一起。表面看去，这些明湖诗记录着历代诗人的人生波折与感悟；但深入地观察，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去亲近那一位位曾游赏明湖的主人公：杜甫、曾巩、苏辙、元好问、赵孟頫、张养浩、边贡，王士禛……他们在大明湖畔留下的人生踪迹，使大明湖的历史成为有温度的历史、有光彩的历史。“喜将尘外眼，来赏镜中天”，诗意盎然的明湖才是“大明”，超凡脱俗，镜照见千年岁月的文化内涵。套用老舍先生话说就是：“这个湖是少不得的”“这个湖的诗也是少不得的”。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济南市地方史志研究院）2024年组织编纂出版的《济南明湖诗总汇》（上下卷），将古往今来题咏大明湖风物名胜的诗词作品汇辑成书，把明湖丰盈深厚的人文底蕴第一次完整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书中的诗词作品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大明湖及亭、台、楼、阁、馆、轩、桥、祠、寺、庙、园居、茶肆、酒楼、洲、堤、码头、书院等建筑古迹及花鸟虫鱼风物，“诗汇”即是“景汇”，令人开卷如解舟登楼，饱览秀色，感慨万千！
刘书龙老师担任该书的辑校重任，沧海觅珠，从瀚如烟的典籍文献中，从茫茫无际诗洋词海中，辑录出历代一千多位作者题咏大明湖的诗作约四千六百首、词作八十多首，总计百万字。朋星老师在《千淘万漉总其成》一文中介绍了刘书龙作为辑校者的辛勤付出：他秉持严谨求实的原则，剔除了以往县志或同类图书中误收的作品；在近现代报刊沙里淘金，千淘万漉，搜集与明湖有关的诗词作品，自2006年开始，刘书龙老师孜孜不倦，为《明湖诗汇》的辑编下了近20年的工夫。在这近20年的时间中，他不是在方志里搜辑校对，就是循着种种灰线草蛇、蛛丝马迹，在大量济南籍和曾经到过济南的文人的诗文别集搜寻相关资料。
梁启超曾说过：“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梁启超高度评价了济南籍学者马国翰的贡献：“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刘书龙老师对于保存明湖诗这一地方文化遗产所做的辑校贡献，固然与马国翰编纂《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及《玉函山房辑佚书》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他那种为公共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倾注心血、兢兢业业的精神是与马国翰等前贤一脉相承的。
古代书籍传播过程中常有人为错误，如抄误、篡改、涂改等，而印刷技术相对落后，也使得藏书时常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另一方面，辑校者学术素养不足，或偷懒不下功夫，以附庸风雅为名，行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之事也时有发生。《济南明湖诗总汇》一书，辑校严谨，以质量为准，一方面旁征博引，扩大搜书范围，尽可能多地丰富辑佚对象，让很多被尘封多年、被人忽视的诗篇重现于世人面前；另一方面严格把关，精细校对，吸收相关的校勘成果，去伪存真，宁缺毋滥。
本书的出版，使得数千首明湖诗得以正本澄源，使得明湖大明，诗湖也“大明”，可谓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