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谁堪称我军最为卓越的“红色特工”,郭汝瑰定然能够在其中占据显著的一席之地。1949 年 12 月,当郭汝瑰引领 72 军 1.3 万将士毅然发动起义之际,早已狼狈逃窜至台湾的蒋介石才如遭雷击,猛然惊觉:往昔那位备受倚重的作战厅长,竟摇身一变成为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共党谍报人员。正因郭汝瑰的隐秘潜伏,国民党军队的一应部署与军事行动,于我军而言几乎如同单向敞开的透明橱窗,毫无隐秘可言。
郭汝瑰的潜伏生涯,可谓是在死亡边缘游走,时刻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鉴于情报频繁外泄,众多怀疑的目光如芒在背,纷纷投射于郭汝瑰之身。故而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似在高悬的钢丝之上艰难挪移,稍有差池,便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即便处境如此凶险,郭汝瑰依旧不改初心,毅然决然地将一份份珍贵情报持续不断地输送至党中央。国民党精心拟定的作战计划,常常是蒋介石尚未来得及过目详察,便已悄然现身于毛泽东的案头之上,为我军的战略决策与军事部署提供了极为关键且精准的依据。
在那攸关国共命运走向的淮海战役之中,郭汝瑰深度参与了国民党作战计划的全程擘画。每一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甫一落幕,郭汝瑰便心急如焚,争分夺秒地将九份绝密作战计划火速交付予自己的联络人——任廉儒,其传递情报之高效及时,为战役局势的扭转与我军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郭汝瑰的帮助下,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相继被围、被歼灭,国民党在江北唯一的重兵集团——杜聿明集团已呈惊弓之鸟。蒋介石、杜聿明都明白,国民党在江北的失败已成定局。要保全“党国”,就必须将杜聿明集团撤回去,固守长江天险,否则国共内战就将提前结束。然而杜聿明该怎么逃,又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这也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必须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围攻黄百韬兵团、歼灭黄维兵团以及全歼杜聿明集团。而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作为关键,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此时黄维兵团已被中原野战军包围,而粟裕则一肩三副重担。

首先,中原野战军缺乏重装备,拿不下拥有机械化部队的黄维,因此粟裕派出5个纵队参与双堆积的主攻任务;其次,华野还肩负着阻击国民党救援部队的任务;其三,粟裕还得时刻注视杜聿明集团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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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重担挑不起来,淮海战役都难说全胜。在粟裕的规划中,解放军将在淮北全歼国民党主力,到那时全国的解放就将大大提速。因此粟裕的压力大得惊人,经常连续几天几夜无法睡觉,血压飙升至220。为了缓解压力,粟裕只好在大冬天用冷水浇头,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清醒一点。

针对盘踞徐州的杜聿明集团,粟裕做出了一个分析,他认为杜聿明的下一步行动两种可能,一个是固守徐州,一个是突围。蒋介石后方已经没有机动兵力,因此放弃徐州的可能性更大。敌人突围对我军并非不利,让他离开乌龟壳再消灭他最好不过。如果敌人固守徐州,以坚固的防御工事为依托,将大大增加我军的伤亡和歼灭敌人的速度。因此,粟裕决定“围三必阙”,不将敌人堵死,诱使敌军突围

然而杜聿明到底会往哪个方向逃,又成了问题。

11月28日,中央军委突然来电:

“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的可能。”

中央军委为何做出如此估计呢?原来郭汝瑰再次从南京发来情报:“杜聿明将从两淮地区突围”。根据这样一条重要信报,中央军委才给出了如此建议。

战争情报从来都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真假难辨,如何从纷杂的情报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统帅是一种考验。而这种判断能力,需要极强的智力、极强的决断力、极强的抗压能力以及极强的心理学分析能力。作为统帅,既要了解自己,也需要理解敌人。

收到电报后,粟裕的头脑开始激烈运转。他首先就得出结论,这条情报极不可信,敌人绝不可能向这两个方向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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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敌军突围有三种可能的方向:

其一,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优点是可以迅速摆脱被歼灭的命运,但要迅速解决装载3个兵团的码头和船只是困难,如果遭我军尾击,就将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有被全歼的风险。

其二,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优点是可以避开我军主力,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而且敌人所经之处,曾是我军的两淮、苏中根据地。当地虽然已经沦陷,但群众基础仍在,游击队仍广泛存在。如果走两淮,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必会被我军主力追上并全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