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8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四人谈”学术讲座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华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史小军担任主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担任主持人。
讲座伊始，陈引驰教授介绍了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情况，对几位主讲老师的远道而来表示欢迎，并简要概述了几位老师的学术背景。陈文新教授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著作等身，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典小说、明清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曾撰写、主编过《中国文学编年史》等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程国赋教授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学术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国古典小说，从早年的唐五代小说嬗变研究，到后来的明清书坊、命名文化与古典小说之关系研究，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程华平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戏曲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近代上海散文系年初编》《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等。史小军教授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早年从事明代诗文方面的研究，之后拓展至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金瓶梅》的研究，如今正担任金瓶梅学会会长。
陈引驰教授
本次讲座由陈文新教授率先发言。他指出，当代小说戏曲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比诗文研究更为严峻。因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前者的研究比后者更为充分。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先生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奠基性著作开始，小说戏曲研究领域涌现了众多成果。民国时期，研究小说戏曲的学者在知名度上高于研究诗文的学者。建国后，为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小说戏曲研究仍占据较大比重。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类学会的成立，与小说相关的学会如红学会、三国学会、水浒学会等数量众多，而诗文研究在除唐代文学外并未受到足够重视。陈文新教授表示，以往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在方法和视角上尚存调整余地。第一，以前对于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总会把某一部小说、戏曲当做一个作家的作品。传统研究常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视为罗贯中、施耐庵的创作，并据此解读，但这种解读可能存在偏差。陈文新教授援引手抄本研究者提出的“流动性文本”的概念，指出即便是明清时期刻印的小说、戏曲，也存在如同手抄本一般的文本不断流动变化的特征。例如，毛宗岗本《三国演义》融入自身经历，突出历史幻灭感，与嘉靖本歌颂功业的基调截然不同。若将毛本视为罗本解读，势必谬误。若视这些不同版本为独立文本，研究空间将大幅拓展。第二，以往的研究总认为明清时代的正统文人及其文学压制了小说戏曲的发展，但其实，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对当时的正统文人具有深刻的影响，而顺着这条影响路径，可顺理成章地将小说戏曲研究拓展勾连至诗文研究。如明代唐顺之的《广右战功录》，明显受到了《水浒传》“叙事之法”的影响，又如明“前七子”的盟主李梦阳无疑属于正统文人，但在他为家族先辈所写的《族谱》中，他将他伯父李刚描绘成一个撒泼无赖却具有侠义精神的人物，大有《水浒传》的风味。而李梦阳人生中最被人称道之事，便是他不畏权贵，用马鞭打掉了皇后兄弟的两颗门牙，后人因此视之为“国士”。如此诗文风格和行事作风，与《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不无关系。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不仅在五四以后被视为经典，在当时亦有巨大的影响。
陈文新教授
程国赋教授围绕如何拓展小说研究的新领域，分享了宝贵的研究经验。他提出，小说研究可以从文化学和域外视角展开，开拓新的学术空间。第一在文化学视角方面，程教授以出版文化为例指出，宋代以后出版业趋于发达，到了明清时期，小说刊刻尤为兴盛，出版文化就此与小说产生紧密关联。书商的策划和经济利益驱动，对小说的创作、评点、流派、插图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冯梦龙“三言”畅销后，苏州书商安少云促成了凌濛初“二拍”的诞生。明清时期小说插图和近代石印本的出版研究，也为探索出版文化与小说关系提供了广阔空间。他还提到科举文化对小说的间接影响，强调科举用书的刊刻与小说评点、选本之间的紧密联系，提示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的潜力。第二是向域外学习研究思路、方法，并寻找能拓展研究空间的新材料。比如英国所藏小说戏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汉文报刊中的小说资料、越南使节的汉文文学、日本留学僧的汉文文学、晚清日本境内的汉文报刊中的小说资料、韩国李朝时期文人文集中的小说观念等课题，都可以结合域外的材料而得到深入的研究。同时，程国赋教授亦强调了田野调查对于域外汉文小说研究的巨大作用。
程国斌教授
程华平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指出古代戏曲研究，还有三个环节可加强。一为戏曲学术史的梳理环节。对于过去所写的戏曲史、文学史，应当有批判性继承和接受的意识。比如文学史对关汉卿的评价可能影响自主阅读体验；王国维的戏曲晚熟论基于西方定义，未必符合中国戏曲实际。《西京杂记》的东海黄公故事显示古代已有近似现代戏曲的形式。此外，《录鬼簿》对曲家地位的描述可能局限于作者钟嗣成的视角，难以代表全貌。质言之，用西方的戏曲观念无法包容中国戏曲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且戏曲史有总结规律的倾向，甚至用规律来掩盖文献事实，这无疑不利于我们认识真实的历史状况。二为戏曲发展的过渡环节。过去对于杂剧的研究，重视的是重要阶段的杂剧研究，而轻视不同阶段的杂剧过渡时期的研究。虽然宋、金、元、明、清每个朝代杂剧的内容、风格都得到了总体把握，但是其中的过渡、演变环节缺少细致呈现。故而加强对过渡环节和重要阶段之杂剧形态的连贯梳理，打通戏曲发展演变的整体历史脉络，撰写至今尚未完成的体现杂剧古今嬗变过程的通史，在当下仍然是值得努力的目标。三为文献研究的整理环节。戏曲文本整理较丰厚，但演剧文献相对薄弱。这与戏曲与相关学科的关联比较研究尚显薄弱有关。和王国维相比，当下戏曲史研究的领域有了很大拓展，当下的研究越发习惯于将复杂历史现象简单化、条理化、抽象化。王国维非常重视打通戏曲和诗、词、曲、小说、音乐、舞蹈、美术等各种艺术门类的关联，用宏阔的学术眼光来审视作为综合型艺术的戏曲之生成与流变，但当下的戏曲研究则更多体现为纯粹、孤立的戏曲史。程华平教授表示，研究应关注戏曲与诗、词、曲、小说、音乐等艺术的关联，如戏曲与唐乐、近体诗、八股文的影响。李渔的“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之语，提示需从文本中挖掘演剧材料和思想，以深化戏曲研究。
程华平教授
史小军教授则讲述了小说戏曲研究的“四文”方法论。一为文献学方法。文献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不占有文献便无法进行系统研究。二为文本研究方法，细读文本可揭示问题，例如《金瓶梅》中的诗词、情节与曲子的“镶嵌”现象，或《西厢记》对《金瓶梅》情节的模仿，如史小军教授自己在进行《西厢记》的教学时，便发现《金瓶梅词话》的82、83回的情节完全因袭、模仿了《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生和红娘的爱情故事，并且模仿次数多达6次。从这个现象出发，不仅可推测《词话》作者的书写心态，进一步探讨《词话》前80回与后20回是否为同一人所作的问题、其版本与叙事风格变异的问题，还可将研究衍生至对偷情故事的叙事模式、《金瓶梅》中的“偷窥”与“窃亲”等现象的探讨，并进而衍生至对《金瓶梅》及《红楼梦》的“窥亲”叙事的探讨。三为文化研究方法。古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故研究古典小说不能离开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儒释道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不从这些角度解读《红楼梦》《金瓶梅》等经典作品，便不能真正理解这些作品的内涵。四为文体研究方法。文体的演变和交叉是古典小说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如《金瓶梅》中繁多的唱演活动、《西厢记》情节汇入《金瓶梅》的现象、小说中大量出现的诗文等等，都需要借用文体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之后，史教授还补充了陈文新教授的观点，举例说明小说戏曲对文士性情的影响，特别是在理学转化过程中，戏曲爱好者如康海和王九思未必转型。最后，史教授强调论文写作应明确问题意识，并遵循“问题→方法→回答问题”的思路。
史小军教授
陈引驰教授感谢了几位主讲人精彩的演讲，并将讲座的内容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学术史的自觉。所有学者进入某一研究领域时，都要厘清这个领域的学术史，并且进行相应的推进和回避。第二是文献的开掘，不管是获取海外文献，还是转换视角后去关注前人较少关注的文献，都能为研究提供新的空间。第三是文化的关照。第四是文本细读，把握文本的特点，并且抽象为更高一层的文体问题，探讨文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
最后，南加州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王萌筱、新加坡佛学院图书馆馆长纪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许蔚亦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分享了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心得体会。
来源｜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作者 | 吴思奇 周昕怡
排版 | 赵浩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