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叶挺身陷囹圄，听说项英惨遭杀害，忍不住大发感慨，品评项英为人》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41年1月4日，在战云密布，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终于实施转移了。但是，项英既不接受毛主席所建议的转移路线，也不沿蒋介石所指定的转移路线走，而是南辕北辙，往南走！途中遇敌，竟然曾一度离队脱逃！
本文再来说说这其中的详细过程。
早在1940年10月9日，黄桥战役已经接近了尾声，刘少奇用极其严厉的措辞致电项英，警示说：
“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有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
可惜的是，项英装聋作哑，置若罔闻。
毛主席忧心如焚，于10月24日致电项英，用了三个“必须”来下发命令：
一、 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二、 希夷（指叶挺）率一部分必须立即出发。
三、 一切问题必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对于毛主席的命令，项英勉为其难地于10月28日回电做出了回应，但口气相当强硬。
他在电报中说：
“为了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极有作用。”
“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才能保证，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减弱北移。”
显然，项英是铁了心要与中央的指示对抗了。
接下来，无论是延安的毛主席、重庆的周恩来、中原的刘少奇、苏北的陈毅等人如何十万火急的电催，他都是油盐不进，稳如泰山，不为所动。
12月16日，历时19天的曹甸战役打破了两党的僵局，皖南的国民党军加紧收缩了对新四军军部的包围圈，形势对我极端不利。
毛主席忍无可忍，于12月26日发电报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劈头盖脸地发出了一连串振聋发聩的灵魂拷问：
“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不得不说，项英的心理素质就是强悍，面对如此严厉的催促，他居然磨蹭到超出了两党确定的最后期限12月31日底，也就是1941年的1月4日，这才慢腾腾地动身。
而且，在动身前，还向部队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政治动员报告。
前面说了，毛主席建议走的路线是先向东走，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然后经苏南北渡。
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到苏南我军的交通线，沿途设有兵站，每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地方党的工作，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蒋介石指定的路线是从云岭出发，直接向北，从铜陵、繁昌地区过江。
这条路线的优点是短，如果急行军，朝发夕至，上午出发，晚上即可以过江。缺点是江对岸有日伪驻军。
叶挺力主走毛主席建议走的路线，但他责成参谋处把这两条路线都拟好具体行动计划。
但任性的项英坚持走章家渡、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天目山、溧阳这条南线。
项英选择走这条路线，正中国民党军下怀。
国民党在《第三十二集团军关于“围剿”皖南新四军战斗详报》里就喜孜孜地称“该匪军自投罗网”，“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
沿南线转移就必须经过星潭，星潭有敌军把守，我军只要打下星潭，就可以突出去，打不下，就只能掉头了。
叶挺的意见是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星潭。
项英却是稍遇挫折，就下令部队回撤，撤往丕岭以西，准备经高岭、太平转入黄山，再另找机会北渡。
叶挺扼腕长叹，大呼可惜。
实际上，在项英下令回撤的时候，我新三团的第一营已经突破了守敌的前沿阵地，只要一个冲锋，就可以打下星潭了，但军令如山，只好仓促撤出了战斗。
全军沿原路往回走，又误把廉岭当高岭，走错了路线，白费了体力，等到重新回到高岭，敌军已把来时的路给封死了。
项英思想动摇，又改为抢攻茂林，走早先蒋介石所指定的从铜、繁地区过江的路线。
但是，这条路线既然是蒋介石所指定的，而他蒋介石又要灭你而后快，岂会让你轻轻松松地从这条跟线上通过？
叶挺亲自指挥新老三团、警卫连和教导总队对敌发起进攻，一番血战，堪堪拿下了高坦，敌军增援部队源源而来，摆出了坚守茂林的势头。
项英心慌意乱，下令烧毁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从军需处领了大量现金、黄金。
项英如此六神无主，袁国平、周子昆的心情无比复杂。
当夜下起了瓢泼大雨。
叶挺在高坦西头的徐家祠堂设立了指挥所，和副官、侄儿、警卫员等人一边烤火，一边谈论军情。
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前来请项英等人过去研究对策。
徐家祠堂离周子昆他们所站之地不过百米开外，周子昆却对叶超说“叶军长有什么事，就让他过来说”。
叶超只好返回了徐家祠堂，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却不敢说周子昆要叶挺过去，嗫嚅着问叶军长要不要过去和项副军长他们一起研究作战问题。
叶挺对项英优柔寡断的作风很看不惯，愤愤地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叶超不再做声，也蹲下来烤火。
过了好一会儿，以查看情况为由，出去找项英他们。
但是，项英他们已经不见了。
原来，项英久等不见叶挺过来，就以自己南方三年游击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让袁国平、周子昆跟他一起寻找小路突围出去。
袁国平、周子昆表示同意，和他一同向里谭仓方向走去。
周子昆的贴身警卫员黄诚，袁国平的贴身警卫员陈亚金，项英的贴身警卫员夏冬青（绰号包子）和郑德胜，以及充当向导的原石井坑支部书记赵允宝，也都站了起来，跟着他们走。
袁国平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对自己的贴身警卫员陈亚金说：“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你赶快搞两袋米，跟上来。”
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并任秘书长的李一氓在这个时候追了上来，急匆匆地问项英：“要分散突围的话，和叶军长商量过了吗？”
“让叶超通知他了，他不过来，你呢？你同我们一起走吗？”
“我不能同你们一块走，我得想把军法处、秘书处一些人及电台胡立教带出来，从铜陵、繁昌过江。”
“那好吧！”项英伸手和李一氓握了握，说了声“珍重”。
不多时，陈亚金背了两袋米追上来了。
就这样，项英等人在赵允宝带领下，沿着村后竹林旁的小路上了山。
第二天，叶挺找不到项英等人，急出了一身大汗。
没有政委的签字，就无法调动部队。
怎么办呢？
新二支队政委黄火星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匆匆赶来，报告说“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已不辞而别了”。
叶挺错愕不已，他说：“这个消息先不要扩散，现在需要稳定军心，团结一致，坚定地战斗下去！”
想了想，又说：“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随时可以把我枪毙！”
饶漱石还是把项英等人私自离队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原局并转中央，云：
“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子昆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很快复电：
“项袁周李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即在以前他们亦有许多处置不当，违反中央的指示，致造成目前困难局面。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并直令二支队接应。”
项英等人脱离部队后，在山上四处转悠，但处处都有激烈的枪炮声，无从下山，只好在山顶的一间破房子里宿营。
到了10日早晨，山下村子里响起了军号，号兵出身的周子昆从号谱里听出是在调动5团1营1连，大为高兴，说：“下面是我们的部队，我们下去吧！”
一行人灰头土脸地下了山，跟着5团到了回到石井坑。
说来也巧，李一氓离开了项英后，找到了李步新、杨帆、胡立教、张元培等30多人，离开了大部队，但也同样找不到出路，也这个时候退回到了石井坑。
项英见到饶漱石后，第一句话就问：“我们的事，你报告上级了没有？”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他说：“你既然打了电报给上级，那我也打一个去，要求处分，同时把我的一切职务交给你处理。”
言毕，提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刘少奇，并请转中央，称：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叶挺）来商议，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子昆及一氓，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5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回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毛主席于1月12日致电刘少奇、陈毅转叶挺、饶漱石，明确指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深知错误的项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
但是，项英并没有机会回延安检讨自己的错误了，1941年3月13日凌晨，他和周子昆双双死于叛徒刘厚总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