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写手》：一位新媒体时代电影作者的姿态
文/吕俊珂
阿贝·卡拉尔的《影子写手》是一部完全使用Google Maps街景模式“拍摄”的短片，我们可以在其形式与内容之间看到一种“新”与“旧”的辩证，进而看到年轻导演阿贝作为一名新媒体时代电影作者的姿态
2024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eijing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BISFF）上不乏年轻的面孔，阿贝·卡拉尔（Abe Callard）便是其中独特的一个，他带着短片《影子写手》（Ghost Writer）在国际竞赛单元完成了世界首映。作为一名年仅20岁、仍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攻读哲学学位的年轻创作者，事实上Abe并不缺乏创作经验，他的剧情长片《早起的人》（Early Riser）同样于 2024 年拍摄完成，并入选了丹·萨利特（Dan Sallitt）的 2024 年十佳电影榜单。
在BISFF展映期间，Abe总是默默地坐在UCCA展厅的后方右侧，几乎一部不落地看完了在此放映的所有影片，给人一种安静、沉着的印象。《影子写手》同样给人以类似的印象。影片完全使用Google Maps街景的图像，配以第一人称的画外音，讲述了一个简单而神秘的故事。主人公作为一名影子写手（ghost writer，即为他人代写文章或著作的人），带着替传奇摇滚乐手Lars Benson撰写自传的任务，来到了后者的家乡大马雷镇（Grand Marais）。三天的调查让主人公心灰意冷，这个镇子上似乎没有Lars Benson存在过的痕迹。随着越来越多诡异事件的出现，调查任务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主人公也最终提前离开了小镇。这个简洁的故事携带着一种疏离感，一种无法与所处空间以及他人建立更亲密关系的存在主义式失落。
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寻找到了一种“新”与“旧”的辩证：形式上，这是一部属于新媒体时代的电影，Google Maps的街景赋予其数字图像交互界面的语言，其基本语法与传统电影的视听建构有很大的不同；内容上，影片并没有放弃叙事，相反，其叙事带有显著的文学性，第一人称的叙述使得观看影片的体验像是在阅读一则上世纪美国的短篇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雷蒙德·卡佛或是保罗·奥斯特等人的文字——同样的冷酷，分享着一种暗涌的焦虑。
这种“新”与“旧”的辩证同时也可以看作是Abe作为创作者所塑造的两种知觉经验的辩证：首先是故事中的影子写手，他作为一个波德莱尔与本雅明意义下的漫游者，在空荡的陌生小镇中穿梭，作为一个理想的旁观者与观察家，注视着世界，却又独立其外。Abe由第一人称构建的这个故事与这个闹鬼的镇子是影子写手主观化的感知与空间，他所看到的人与物事实上成为了主体性的一面镜子。另一种知觉经验来自于影片的形式，Google Maps的图像所建构的不仅是影子写手的视觉与肉身，更是一个穿梭于赛博空间的“数据牛仔”的形象，是穿越数字虚拟空间导航用户的形象，在鼠标拖拽旋转视角、天空或某一建筑物在屏幕上被放大时，我们代入的不仅是位于错误的大马雷镇的影子写手的身体，我们还能隐约感觉到那个坐在电脑前操作着鼠标，在Google Maps街景模式下远程游历、恣意探索的Abe的身体——而故事便是在这样纯真、自由而不受限制的探索之下自然而然地生发。
无论创作者具备何种程度的自觉性，这确乎是一部独属于新媒体时代、使用新媒体的语言的影片，交互界面、赛博空间的漫游已经成为此时此刻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固有文化认知方式的一部分。尽管在映后交流与采访中，Abe反复强调故事相对于形式的核心地位，他仍经由他的创作展现出一个新媒体时代作者的姿态。德洛姆（Stéphane Delorme）将这种超越形式的选择称为作者的“姿态”（le geste），意指一种与世界的关系，一种视角。Abe的姿态是充满秘密的，每一个角色或多或少地拒绝向摄影机/观众敞开自身，包括主角，有时角色之间也是如此，他们会拒绝交流，选择独处，甚至在对话发生时将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注视着无关的景物。这种对主体间性的强调是否是Abe作为一个创作者提供的姿态的一部分呢？姿态与写作一样，是一种选择，是“有关格调、气质等因素的一般选择”（罗兰·巴特），是一种介入世界的责任。
姿态并不像风格那般易于借助言语清楚表述，它属于作者论向形而上层面的延伸。它无法被直接看见，但它又绝对可感。姿态是作者与其作品共有的肖像，是深层的签名。相对来说，风格是危险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影作者在对于风格的过度追求中沦为了矫饰主义与噱头的俘虏，从而丧失了姿态。而姿态是一种伦理，形式的伦理，场面调度的伦理。Abe的伦理在于他在空间中漫游的同时与人物之间保持了适当距离,正如影子写手与Lars Benson之间、两个大马雷镇之间无法弥合的间隔，而正是这种距离在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人物与观众之间建立微妙的联系。如果说一名年轻创作者在仅仅20岁时就足以让人看到其成为一名电影作者的潜质，那么原因便是他展现出了一个鲜活的、正在形成的姿态。于是，当我们在观看他的电影时，我们正是在与作者对话，与其看待世界的姿态对话。
专访《影子写手》导演Abe Callard：我的电影便是我看世界的目光
《影子写手》是一部很容易被人注意到的电影，即使在BISFF这样不缺乏实验性、先锋性以及对媒介探索的平台，它仍旧是一部十分不同的电影。这部看上去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的影片完全使用Google Maps街景模式的图像，配以第一人称的画外音，讲述了一个简单而神秘的故事。或许是因为它的简洁，又或许是因为它在形式与叙事之间达成的微妙平衡，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对其进行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我们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了导演Abe Callard作为一个年轻的电影作者所拥有的姿态。
出于对Abe如何在一系列的选择中形成这种独特姿态的好奇，我们在BISFF闭幕晚宴后，于798歌德学院对其进行了一次采访，了解了《影子写手》这部作品背后的故事与选择。伴随着晚宴的音乐与四处的交谈声，我们在歌德学院的角落完成了采访。采访过程十分顺利且愉快，或许是在影片的姿态中提前“认识”了Abe，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有着相似的角度，Abe也提供了很多有趣而读到的见解。
Q：你去过你电影里提到的大马雷镇吗？
A：没有。但我想去。
Q：想去哪一个？[1]
A：我电影里的那个。
Q：这个故事的灵感是完全来自大马雷镇这一特定空间，还是受到现实生活、个人经历或其他艺术/文学作品的影响？
A：灵感并不来自于别处。我想我只是盯着大马雷镇看，直到故事自己涌现出来。
Q：你的故事灵感是否曾受到其他一些艺术作品的启发？当我看你的短片时，我感觉就像在读一本短篇小说。
A：我觉得小说对我的影响比电影大。我可能是受到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影响。我是他和他的故事的超级粉丝，（他的典型故事）比如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随机相遇，然后产生某种奇怪的联系，带有一点灵异和神秘的气质。我可能是受到他的影响。但我不认为我受其他电影的影响很大。我不怎么看电影。
Q：你认为电影需要讲述一个故事吗？或者说，你认为一个故事需要依赖电影来表现吗？又或者说，你如何看待电影和故事之间的关系？
A：我认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我认为一个故事可以用任何方式讲述，我的创作从来不会从一种技巧或某种类型的图像之类的东西出发。我总是最关心人物和故事。接着我就让故事来决定图像。
Q：那你为什么选择电影而不是其他形式呢？
A：我也用许多其他形式进行创作。我写过书。我也排过戏剧之类的。我喜欢每一种形式。我甚至想做一款电子游戏。
Q：为什么选择完全使用谷歌地图拍摄这部电影？
A：因为我觉得谷歌地图上的影像和我的实际拍摄风格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的故事片。谷歌地图中世界的样子，那种你可以说是稳定的、大景别拍摄的空间，这有点像我拍摄电影的方式。所以它看起来就像我想象中世界应有的样子。
Q：你认为鼠标光标在你的短片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A：它就好像是主角的唯一象征。你看不到他的身体，但你看到了代表他的那个鼠标光标。
Q：你觉得作为导演的你和短片中的主角或叙述者之间的关系/距离是怎样的？你在你的短片中使用了第一人称视点进行叙事，你用自己的声音来做画外音。
A：让我想想……我想我确实用我自己的声音作为主角的画外音，但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我写了我处于主角所处的情况之下会说的话”。因为我希望主角是中立的、不带情感色彩的。我不想让观众觉得他是个很强势的角色。我认为片中的女孩对我来说是强势的角色，而主角则像一张空白的画布。所以我只是以在我看来最正常的反应塑造主角，因此某种程度上，短片中并没有任何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角色。观众成为影片的真正主角。
Q：我发现主角的画外音是你自己配音的。你是如何考虑画外音的语气和节奏的？
A：当我指导演员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尽量少表演，不要表现出任何情绪，只要照着台词念就行了。所以当我念自己写的台词时，我感觉真的很棒，因为我可以完全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念——一种“无”的、单调的状态。我试着像一个人工智能语音阅读器一样读它。
Q：我们可以把这称作一种极简主义吗？
A：是的，我认为可以。
Q：那么影片中的图像和声音是如何配合的呢？图像是十分简约的，没有真实的人物出现。叙述者的描述却是非常详细的，包括对环境和风景的一些感知和联想，甚至是对身体的描述。你是怎么处理这部分的？
A：每部电影都像是一种妥协和互让，你想给观众一些东西，也想拿走一些东西。所以我必须决定，比如，我是否想要加入自然的声音？还是我只想让影片保持安静，只留下画外音？我想如果只是寂静无声，似乎我拿走了太多东西，然后观众就不在电影的世界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加入自然音响和音乐。我通常不在电影中使用音乐。但我觉得在这部影片的具体情况下，因为观众是在看一张张静止的照片图像，如果没有音乐，它会显得太过荒凉。所以影片需要（通过音乐获取）一些温暖。而且因为主角是如此平淡，如此波澜不惊，我觉得我需要加入音乐来给人一种精神感。但图像似乎什么也不提供。
Q：你提到了声音和音乐，此外我还注意到你文本中的文字风格充满了细节。你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比如有时你会描写主角的想象，有时你会转而描写环境。
A：我想这就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Q：我注意到女孩角色的对白使用了一个女生的声音。但其他角色，比如跟踪主角的男人，咖啡馆里的女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声音，而是使用你的声音（间接引语）。你为什么选择用这种方式处理呢？
A：因为女孩这个角色是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的，独立于其他所有人之外。即使在她自己所在的城镇里，她也是个局外人。
Q：你在这部影片中是否存在一种独特的“语言”？你使用谷歌地图，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镜头（如果你的电影中有“镜头”这一概念的话），在开始的时候，它会是空间的一部分，然后会放大到整个环境的全景。
A：我想我尽量让这部电影的呈现接近我看世界的方式。例如，有一类电影人，他们会做很多剪辑，使用手持拍摄，选取很多不同的摄影机角度，那么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那样的。他们以一种混乱无序的、激动人心的、充满活力的方式看待世界。而我认为我看世界的方式就像一幅静止的图像。有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像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在我眼前放大了。所以这就是我描绘事物的方式。
Q：我注意到“摄影机”有时会转向天空，然后放大。
A：因为我喜欢看着天空。
Q：为什么要保留谷歌地图的水印？
A：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掉它。
Q：我觉得它们在天空中很美，就像星星一样。
A：我喜欢水印在天空中的样子。是的，它们看起来确实像星星。但这并不是一个有意的选择。问题是有一些人，当他们看我的电影时，他们认为这是关于数字图像的——也许是吧。但我在制作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只是对故事和空间感兴趣。我认为这个故事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使用谷歌地图的图像，部分原因是它们里面没有任何人物，我喜欢这种形式。但谷歌地图之类的（或是媒介层面的）东西，并非我想探讨的主题。我不知道。
Q：在后期制作过程中，你有没有调整过场景的光线或色彩？
A：不，我没有。我一度想过要这么做。因为影片的黑色并不是很黑，它有一点浅。但当我对它进行校色后，它就丧失了我最初发现这些图像时的魔力。因为我发现的第一个场景是湖边的画面：晚上在主角的酒店外面，他第一次见到那个女孩的地方。这里的影像让我非常震惊——你从来没有在谷歌地图上看到过夜晚的图像。因为他们不在夜间拍摄，所以这是一个罕见的例外。然后我开始探索这个城镇，整个城镇都被描绘为夜晚的景象，有着浓郁的暖色调。我不知道是这用什么相机拍的，但我觉得它很美。而当我把暗部的色彩调整到更暗的程度时，图像丧失了细节。
Q：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影像中加入一些人物的形象？我注意到谷歌地图上有许多“没有脸”的人——他们的脸上有马赛克。
A：那是因为谷歌模糊了他们的脸。我没有将其弄模糊。如果影片中完全没有人出现会有点恐怖。不过我不想展示主要人物，因为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和某人交谈时，你不会经常看他们的脸。就像我现在正在跟你说话一样，我可能在看着别处。也许表现对话的最好方式就是仰望天空或看向其他无关的东西。
Q：这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这是你曾经问过另一位导演的问题[2]，但现在我想用它来问你：我们所处的世界和你电影中的世界，你觉得哪个更真实？
A：我的电影世界。
1.（以下涉及剧透）片中的主角“我”来错了地方：美国有两个大马雷镇，片中朋克歌手的故乡在密歇根州，而“我”则来到了明尼苏达的大马雷镇。因此Abe想要去的也就是他电影中的谷歌地图图像呈现的、明尼苏达州的大马雷镇。
2.在国际竞赛第三组短片于UCCA展映的映后交流环节，Abe问了同场放映的《我无意间踩到了一朵花》（I Accidentally Stepped on a Flower，这部影片在扫描一个废弃体育场后对其数字建模，使用超过一百万个点云将其重绘）的导演之一Eneos Çarka同样的问题，后者的回答是“两者都是”（Both）。
本文来自BISFF2024影评人工作坊计划
BISFF影评人工作坊计划
在当今电影与影视行业的波澜中，影评写作者的角色逐渐被淹没，而他们曾是导演与观众之间的灵魂桥梁。在动荡的当代电影环境中，影迷的热忱被日益消耗，付出却未被珍视。行业中的对立愈加鲜明，纵使电影节遍地，资助接连不断，依旧难以挽回电影媒介逐渐沉寂的命运。此外，新闻媒体资金短缺，影评与宣传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在这种规则日益冷酷的环境中，写作的敏锐与职业的伦理似乎不再被容纳，独立影评人几乎无法立足。
在此次工作坊中，您不会被迫产出任何作品，我们的目标是在电影节期间建立一个充满智慧与激情的社群，倾听您对电影的独到见解，探索在这个飞速变迁的媒介语境中，是什么让您仍然怀揣对电影的执念与敬仰!我们将分享专业的影评写作技巧，传授影评实践的精髓，并提供在合作平台导筒Directube的微信页面上发表您创作的机会。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