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考古文物和文化遗产看文明传承与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中国考古学100多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这些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考古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底蕴的根基所在。
三段历史进程——
一系列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基础，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百万年的人类史，在30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得以实证：陕西上陈、河北马圈沟、重庆龙骨坡、云南元谋等遗址证明中华大地在20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河北泥河湾、陕西公王岭、湖北学堂梁子等遗址揭示100万年前古人类已分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广西智人洞、湖南福岩洞、河南灵井等遗址表明距今约10万年前中国古人类初具“现代人”形态。一系列重大发现从考古学的角度建立起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根基。
一万年的文化史是发明、发现的历史。种植植物、饲养动物、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堪称人类最早的“四大发明”。湖南玉蟾岩、浙江上山等遗址证明中国水稻农业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8000年前后“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初步形成。河北南庄头、河南贾湖、甘肃马家窑、河南山台寺、甘肃大何庄、河南殷墟等遗址分别发现距今10000年左右的家犬、9000年左右的家猪、5000多年的家养绵羊、4000多年的家养黄牛、3000多年的家马以及3300多年的家鸡。
农业发展使得人们逐渐从游居转向定居，并产生耕作、储藏与加工食物的需要，磨制石器与陶器由此快速发展。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陕西老官台、内蒙古兴隆洼、湖南彭头山等遗址普遍出现磨制石器，还发展出磨盘、磨棒等各类专业化石质生产工具。自江西仙人洞遗址发现陶器开始，仰韶文化的彩陶、大汶口文化的白陶、龙山文化的黑陶纷纷涌现，并最终在商周秦汉之际演化出瓷器。中华文化逐渐形成发展，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提出，距今大约5800年至3800年，中华大地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5500年至5000年的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女神庙”等泥塑建筑和祭祀设施，显示出当时社会组织和宗教活动的高水平；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浙江良渚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等，显示出当时的社会资源调动能力显著增强，已迈进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社会发展阶段；距今4300年至3800年，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遗址揭示出中原和北方地区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中华大地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大文明标识——
中华文明具有绵延不断、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总体特征。这是展现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了解中华民族发展路向、阐明中国道路深厚底蕴的核心要素，堪称中华文明的三大标识。
以良渚古城为例，其空间布局呈现以莫角山为中心的中轴线式、向心式三重空间形式。这种以“宫（皇）城”、内城与外城（郭城）组成的一套都城规划理念，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得到赓续传承。偃师商城、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北宋汴京城、元上都与大都以及明清北京城等均沿用这一规划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特质。
进一步来看，良渚古城遗址的挖掘、保护与展示可谓“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生动案例。它揭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发展的成就，堪称人类早期文明的范例。
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考古研究表明，三星堆文化虽然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特色，但其文化特质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
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罍、青铜尊等是商文化的典型器类，陶盉、铜牌饰、铜铃等与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有领玉璧、玉璋、玉戈、玉琮也与河南、陕西、山东、湖北等地的器类风格一致，各种龙形青铜器与黄河、长江流域所出相同或相似。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古蜀先民拥有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了三四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进一步来看，三星堆文化在广泛吸收来自黄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礼器制度、纹样审美和用玉传统之外，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锥形器，来自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灰白陶器、筑墙技术和稻作技术等观念、制度、技术，在三星堆及后续金沙遗址中也得到充分体现，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早期的交流互融。
同时，数量庞大的象牙海贝、金器等也颇具域外色彩；源于中原文化的玉璋，经改造后成为蜀式牙璋，广泛传播至中国西南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反映了三星堆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互鉴，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质。
（作者：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高蒙河，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副秘书长 梁威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