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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印象里，周总理自从建国之后，一直都担任着国务院总理一职。当然，中间周总理也曾兼任过其他的职位，可他国务院总理一职从未改变过。
但在1958年的时候，曾有一个人差点取代周总理成为总理。
当然，这个人也不是泛泛之辈，他是我党为数不多见过列宁的人。不过，在离世24年后却被移出了八宝山公墓。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够与周总理相提并论？又为何会在离世24年后被移出八宝山公墓？
此人，便是曾担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
柯庆施算是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从事教育行业。因此，相较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柯庆施的教育环境还是十分优越的。
和许多生在那个年代的爱国学生一样，柯庆施也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投身于爱国运动之中。
并在5月9日的时候，写下了《国耻纪念日之感想》：
“吾人不可不爱惜此血泪气力，而划善后之策，将国耻一扫除之，冀不负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更不愧为二十世纪之大好男儿也……是和会惧强霸之倭奴，以脱离和会关系为要挟也，故近世人士之提倡和平，主张人道，徒劳梦想耳，故我国同胞不速自图富国强民之术，以理想之和平可成事实，由亡无日矣！”
当时，“五四爱国运动”的游行浪潮声势浩大，北洋政府的第一反应，并非是思考自己错误，顺从民意，而是选择暴力镇压，致使千余学生青年被捕。
面对这种情况，柯庆施也从未退怯。面对当前困境，他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甚至在5月11日的家书上写道：
将来时局若何，今尚未可知。唯预备吾人之性命以便为国牺牲也。
从柯庆施的言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那愿以死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但也正是因此，导致他被学校开除学籍。
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柯庆施从未后悔自己的言行，也从未放弃过学习。在失学的那段时间，柯庆施一边给陶行知以及徽州同乡会写信寻求帮助，一边给父母写家书，说明自己志在远方，暂时无法回家。
在没有学上的日子里，柯庆施开始关注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他深入南京人力车夫生活，亲眼见证了资本家是如何剥削人力车夫。而在重重压力之下，人力车夫的生活又是怎样的悲惨。
调查之后，柯庆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在了《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一文中，并以怪君为笔名发表在了工人刊物《劳动界》上。
与此同时，由于自小仰慕同乡陈独秀的才学，柯庆施便主动写信给陈独秀，同他讨教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
在这封信中，柯庆施写道：
“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厉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同心协力，想一个法子，把这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
不论柯庆施的想法是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柯庆施的想法陈独秀是认可的。
不仅直接给柯庆施回复了信件，还将柯庆施的信件以及自己的回复刊登在了《新青年》上。
在此后，柯庆施与陈独秀时常通过信件沟通。陈独秀非常欣赏这个年仅十多岁，便十分关心社会问题的小同乡，也乐意在信件中给予引导与帮助。
长期的沟通之后，陈独秀认为柯庆施是个好苗子，因此便邀请柯庆施到上海，想要将其介绍给杨明斋和俞秀松。
到了上海之后的柯庆施，在杨明斋和俞秀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经过一系列的考验之后，柯庆施在党的安排下，于1921年7月前往苏联学习访问。
1922年1月，表现优异的柯庆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结束后，列宁特意接待了部分的中国代表，而柯庆施就在其中。
在同列宁握手的时候，柯庆施激动得热泪盈眶，能够见到列宁，并亲耳听到他对中国现状的分析以及给出的指导意见，对于柯庆施来说是万分荣幸的。而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里，为数不多见过列宁同志的人。
同年夏天，柯庆施从苏联返回上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团中央工作。后又在张秋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春天的时候，柯庆施通过陈独秀的介绍信结识了安徽教育厅长蔡晓舟。
在蔡晓舟的介绍下，参加了国民党创办的《新建设日报》的编辑工作。趁着岗位的便利，柯庆施时常转载《新青年》以及党的机关报《向导》上面的文章。
在这里工作时，除了转载文章之外，柯庆施还恢复建立了安庆团组织，筹建了马氏研究会，筹备并出席在南京举办的青年团二大，以及惩戒了猪仔议员。
柯庆施的一生有过许多的人生导师，但其中让他最为崇拜的一个，就是毛主席。
不过，与其说毛主席是柯庆施的人生导师，不如说毛主席是柯庆施的偶像。
他对于毛主席的崇拜，促使他紧跟毛主席。不管是日常的对话中，时常提到毛主席思想，还是没事就抄写毛主席语录，这足以证明柯庆施对毛主席的崇拜。
这点其实在当时并不算是什么特别的，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影响了许多的人，柯庆施倒是并不显得特别。
而让他真正得到毛主席注意的，是他在听过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写出了一篇“加速国家建设”的文章。
当时，毛主席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十分的欣赏。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篇文章，并在这之后将改文章发表了出去。
在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之后，柯庆施更是鼓足了劲儿，更加用心的琢磨毛主席的主张与思想。很快，便又写出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
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表情愉悦，看起来对这篇文章十分的满意。
随后，毛主席拿着文章转头询问坐在一旁的周总理：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的出来？”
在看到这篇文章内容之后，周总理心里其实明白，自己写不出来这样的文章。
因此，周总理坦然的说道：“我写不出来。”
得到周总理的回到之后，毛主席提出：“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这时的周总理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自革命开始就从未计较过得失，总理一职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头等重要的。在他看来，只要能够为人民服务无论在怎样的职位都可以发光发热。
不过，周总理向来行事周到，直到在同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才委婉的提出：
自己再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是否合适？
结果当然是，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众人极力挽留周总理。在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写下了会议记录：
会议认为周恩来“应继续留在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1965年1月，柯庆施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柯庆施也是一个十分“轴”的人，他曾在1956年到1961年间，就如何养猪的问题，与陈云没少发生争执。
1956年下半年的时候，陈云制定了新的养猪方案——“公私并举，私养为主。”
这种方案，就是从原有的以公养为主个人不养，变成了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状态。
但对于这样的方案，柯庆施是不接受的，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公养才是正确的道路，因为这样猪才能养的多。而一旦私养，猪的的数量就会变少。因此，他十分排斥私养猪。
不过，虽然柯庆施并不看好陈云的方法，但陈云的养猪方案，还是下发了下去。
1961年初，陈云的养猪方法初见成效。但当上海市副市长宋季文说到，郊区一个名叫冯二郎的人在私养了70头猪，并赚了很多钱，而国营养猪场却亏本之后，柯庆施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随后，柯庆施更是对宋季文说道：
“你懂得什么。我就是要公养为主，不能私养为主。”
陈云听到这话，顿时反驳说：
“公养猪养的是多，但是养得那么瘦，没肉吃！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要养得像柯庆施那样壮……”
陈云的话，让宋季文与为之一惊，柯庆施也是无法反驳。毕竟话是难听了点，但事情却是不错的，更何况陈云说这话还带上了自己不是。
1964年，柯庆施因身体不适住进医院。医生在经过检查之后，确定柯庆施患有肺癌晚期。
当时医生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保守治疗，另一种就是切除病变肺叶。
柯庆施在仔细思考之后，决定在上海华东医院切除致癌肺叶。
切除致癌肺叶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柯庆施看起来是好了很多，但同样的他的身体也因此虚弱了下来。
等出院之后，柯庆施的夫人严格执行遗嘱，忌油腻、忌烟酒，将柯庆施管得严严实实的。
在手术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65年，柯庆施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前往成都。在清明节当天，他与朱德、贺龙等人，一起赴宴。
许是老友多年未见，又或许是因为男女分席，柯庆施终于不用在妻子的管束下喝酒，因此一不小心就喝的多了点，直到晚上九点才散席。
不过，虽然酒是喝了多了点，但柯庆施心情却是非常不错。在回了招待所之后，不仅看了一些文件，甚至还食欲大开，在睡前吃了一把花生米。
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后，柯庆施突然腹痛不止。保健医生在赶到之后，迅速地按照病症进行了医治。但在两个小时后，柯庆施的病情并未缓解。
保健医生在网上报告之后，四川当地最优秀的医生迅速赶往柯庆施所在地。在4月6日中午时，上海的医生也已经到达。
在进行了检查、会诊、手术等一系列治疗方法之后，柯庆施还是没能抢救过来。最终，在经过尸检之后确认，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柯庆施在离世后，被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不过，在24年后，其女柯六六尊其遗嘱，将他的骨灰迁回家乡。
柯庆施的一生，其实可以用他的座右铭来概括：
“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情感，严格的科学态度。”
柯庆施对于国家、革命抱有极大的热情，并愿意为之奉献出一生。但同样的，他因为“轴”，也走过不少的弯路。
但无论如何，柯庆施都曾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