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长征时期,我党出现了有高级干部与党外人士结盟的一个事例广为传颂,它就是小叶丹与刘伯承在彝海边义结金兰的故事。
如今,只要你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广场,就会发现青青草坪上,有3块“结盟石”岿然伫立,似乎仍在诉说“肝胆相照,团结如一,永不反悔”的铮铮誓言。
那是1935年5月期间,当时中央红军到达凉山,决定经冕宁过大渡河,北上与红四军会合。不过此时的红军几乎陷入了与太平天国石达开一样的绝境:前有截击,后有追兵。
红军过冕宁的路线是这样的,从泸沽过冕宁,经过大桥镇、拖乌,穿过冕宁西北的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凉山尚处在奴隶社会,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彝族群众实施政治歧视、军事征剿、经济掠夺,因此他们比较排斥汉族人进入自己的领地。
邓秀廷,就是当时控制彝民的一大势力组织,据说他够征调的常备彝兵达到三千人以上。当然,邓家再强,也只能暂时依附于川康王刘文辉麾下,于是在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的指示下,率队赶到了德昌南面的黄水塘,准备阻止红军前进。
于是,身兼渡河司令的刘伯承给邓秀廷写了一封亲笔信。
要知道,刘伯承曾是昔日川中名将,在川军中就职多年,深知邓秀廷的底细。于是他在信中写道:
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秀廷予以考虑。
邓秀廷看了信后也非常犹豫。想打怕打不过,不打又怕难以复命,于是他决定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很快,邓秀廷把部队摆在红军所经大道的两边山上,并且事先跟部下打好招呼:“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不一会,密密麻麻的红军队伍经过黄水塘,邓秀廷一看这阵势更加不敢动了。哪知就在此时,一个彝兵偏偏不听约束,擅自开了一枪,导致其他彝兵纷纷放枪,
邓秀廷气得赶紧喊话喝止,而红军也遵诺未进行还击,并且通过翻译向他们喊话:“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从这里经过是北上抗日,“汉彝一家是兄弟”,然后一边继续前进。
就在此时,恰好有两架国民党中央军的飞机前来对红军实施轰炸,彝兵好奇,想打下来看看,就连续朝飞机开了几十枪。
这下热闹了,遭到射击的飞机以为邓部是红军,遂向下投弹,顿时有几十名汉彝士兵被炸死。邓秀廷一看这还了的,立马把部队撤出黄水塘,转移到冕宁去了。
彼时的冕宁没有什么敌军防守,刘伯承率红一团很快占领了冕宁城。
其实长居四川,使得刘伯承对彝民区的情况有一定了解,他深知,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但后来被汉族官军赶到了山上,所以说历史上汉彝之间就存在着矛盾。
不过聂荣臻却说,彝人再怎么为难红军,也总比刘文辉好说话。而刘伯承也相信,红军最终一定可以顺利通过彝民区。
其实对待彝人,汉人中也一直存在着两种思维模式。一种就是邓秀廷式的,即就用武力加以压迫,再一种就是那就是以诚待人,坦诚相见。
在这里想起一个典故,就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当时就发生在大凉山。
其实较之单纯的武力压迫,“七擒孟获”或许短时间内收效较慢,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如果你留意就会发现,在全世界的华人区,孔子和关羽的影响力都要超过诸葛亮,但唯独在西南的云贵川一带,尤其是少数民族中,诸葛亮的形象却远远大于其他先贤。
刘伯承想对彝人好好做工作,随即对先遣队的所有官兵下达严令:“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而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也奉命到三个营和工兵连一一进行教育,要求无论如何不准向彝民开枪,谁开枪谁就违反了政策和纪律。
时间来到5月22日早晨,先遣队开始进入彝民区。这可是一条非常难走的道路,山高路险,古树参天,野草丛生,地面上淤积的腐烂树叶居然厚达数寸,简直寸步难行。
尤其可恨的是,当彝民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又有意对道路进行了破坏,不是将独木桥拆毁,就是把溪水里的石墩给搬开。
无奈之下,杨得志只得让工兵连走在前面开路,他自己带三营掩护着首长走在后面。
然而危急时刻还是来了,当队伍行走到彝族聚居区时,突然许多彝民成群结队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出没于山林之中,很快将红军重重包围。
有鉴于此,刘伯承立即与聂荣臻进行分工,刘伯承负责布置自卫阵地,聂荣臻负责派人进行喊话,但一切无济于事,对方还是率先动了武,不得已我们也适当进行了还击。
就这样,随着围上来的彝民越来越多,工兵连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因为他们要遵守命令不能开枪。
彼时彝民可是疯狂了,他们几个围住一个,开始抢东西、剥衣服,现场一片混乱。
那么鉴于这种情形,继续前进可能引发更多更激烈的冲突,但要停止前进,又会影响后面主力的通过,刘伯承一筹莫展。
而就在此时,萧华带来了好消息,说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想见一见刘伯承谈一谈。
5月22日,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见面了。
一看到刘伯承,小叶丹像过去见国民党官员那样要磕头,被刘伯承一把拉起,并且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
“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小叶丹非常爽朗的说道。
刘伯承一听喜上眉梢,也重申与小叶丹拜盟的意愿,并且强调:“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就这样两人在海子边上举行了结盟仪式。当时一位彝人捉来了一只大红公鸡,拿刀割破鸡脖子,将鸡血分洒在碗里,因为没有酒,就用两碗湖水代替。刘伯承和小叶丹并排跪在海子边上,高高地举起这两只水碗宣誓,最后一饮而尽。
对于这件事,毛主席进行了高度评价,他高度赞扬了刘伯承,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而刘伯承却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真是堪比古人。
可以说彝海结盟不仅为红军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还树立了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
结盟以后,小叶丹和刘伯承重返大桥镇秉烛夜谈,刘伯承通宵向小叶丹谈革命,并且把一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赠给了小叶丹,还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
当第二天红军又出发时,小叶丹派人为红军带路,红军后续部队和中央机关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迅速顺利通过彝 区。
令人感动的是,当红军走后,国民党追究小叶丹“通共”罪责,捉拿小叶丹,强逼果基家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羊。而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愿交出彝家红军旗。
1942年,小叶丹死于一次伏击。他的妻子继续在艰难岁月里,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保存红军军旗,其无畏无惧的精神撼天动地。
直到1950年,冕宁解放,小叶丹家人才取出贴身的彝家红军旗,献给驻冕宁的解放军,而此时距离彝海结盟已经过去了近15年。
时间兜兜转转沧海桑田,1995年期间,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找到了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并且在人民大会堂摆了3桌酒席款待,此情此景令人动容,而彼时已经距离刘伯承元帅去世9年。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感慨万千,却又像亲人一样自然和亲切!”
多年后,当面对记者镜头,沈建国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足以见得两家人的友谊多么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