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写张爱玲传奇的一生，说她是文学上的天才，但在个人情感上，却苦恋“渣男”，难以走出“原生家庭的伤害”！
张爱玲的童年不幸，几乎是我们文化结构上的问题，它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普遍低自尊人格”，这就像德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所著《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她说的“神经症人格”就是指敏感、多疑、孤傲。
01
环境对人的“塑造”究竟多重要，尤其是家庭环境，因为它确立了人的生命底色，情感反应和自我认知，有一部分人成年能挣脱“童年阴影”活出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大部分人却难以走出“心理牢笼”。
张爱玲是勇于反抗的，她小时候与继母发生冲突遭到后母打骂，父亲回家非但没有保护她反而被继母告状，她被父亲囚禁了半年，后来她逃离了家去找母亲。
裹着小脚的张爱玲母亲
张爱玲曾说自己的母亲是裹着小脚游离世界。可想在女性的记忆里，她们的童年是被“摧残的”。她们只能摇摇晃晃作为“残缺的人被男人照顾”。
张爱玲的母亲敢于离开“不合适”的婚姻追求自我，是当时少有的“新女性”。她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接受了新思想，但情感底色、心理结构却难以改变。
张爱玲处处以母亲为榜样，但母亲并不喜欢张爱玲敏感、天才的一面，而是希望把她培养成一个开朗的“社交名媛”。张爱玲经常被母亲辱骂，诋毁，她最后切断了与母亲的连接，独自一个人，只能靠“写作生存”。
张爱玲是孤傲而勇敢的，她站在新旧历史之间，选择了走“独立女性”之路，而大多数女性的命运依然是“结婚生子”，靠“男人的庇护生活”，就只能隐藏自己的个性、才情。
02
张爱玲的“文学天分”在婚恋市场并不能为其加分。因中国长期的“男尊女卑”观念，男人的择偶多是功能性的，生子、生活服务，少有人去欣赏一个女人的才华。
当胡兰成出现时，他对她的理解、懂得，这让张爱玲非常感动，张爱玲一头扎进了“爱情里”。
胡兰成同样是被“功利文化”塑造的一个男人，他接受张爱玲的才情一面，他喜欢小周“保姆型的一面”，他喜欢另一个女人的性感，这种分裂的人格完全可以反应在中国人的婚姻结构中，这也多造成儿童的“神经官能症”。
一代一代复制上一辈的模式，害怕下一代不同、有独特的想法和思想。于是就出现控制、虐待。
什么时候我们能欣赏人与人的不同，赞赏生命本身的奥秘，知道理解、忠诚是最高的情绪价值，我们的夫妻、家庭关系就不会变得如此紧张。
时代在进步，这几十年物质极大丰富，西方的技术、观念不断涌现进来，但我们的思维模式，生命灰暗的底色还是难以改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难以整体改变的原因。
03
时代是仓皇的，张爱玲在几十年前，逃离了这个让她倍感压抑的环境。
今天的时代是喧哗、热闹的，但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是落幕、苍凉的。
有人问，张爱玲离开了中国，去往一个陌生的环境，逝世在美国一个寓所，她如此孤独冷清值不值？
其实很多人的评判价值还是把“被爱”、陪伴放在了首位，而不是去想她的寂寞、敢于斩断对“人情”的依赖，她因此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她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这些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才是了不起的成就。
她没有走容易的路，而且更难的路，其体验和感受自然不一样。
她的尸体几天后才被发现，但却安静祥和。有关对她死后的描述说：
“她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脚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说明她死时是冷静的、有所准备的，这足可以抵消她孤悬海外的凄清，而算不上悲剧。
从个人到时代，个人很多时候会被裹挟向前。
时代是仓促的，张爱玲曾描述过这种匆忙，所谓的大时代往往很难留有个人的位置。
从“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很多作家后来被记住恰是因为他们与时代的关系，尤其是“五四”以来的现当代作家，他们都是因为直接参与到这个火热时代的救亡或者变革中，而后载入文学史，张爱玲恰恰是与时代保持距离，而且一直是带着审慎的态度，因此成为例外。正因为她的例外，可以穿透历史的烟云，而经历岁月沧桑，让人可以重新去发掘与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