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项英为何一直抗拒中央的北上发展方针？只因其另有“雄图大志”》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项英明知自己所处的皖南是险地，却始终抗拒移师江北。究其原因，是他对到江北发展的困难考虑得太多，而又对自己在江南打游击的经验过于自信。
是的，江南这片地方，是他项英领导了三年游击的地方，人熟，地也熟，有群众基础，对环境了如指掌，还伏下了很多布置，让他就此舍弃，根本舍不得。
到江北去的话，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而且，顽军、日军、伪军各方势力交织在一起，风险太大，跟收入不对等，不值得。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不大能摆到台面上说的。
那就是，自新四军筹建以来，项英因为紧追王明，受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影响，多次被延安批评，说他“上了国民党的当”。
一开始，项英还不当回事儿。
但是，随着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明本人已经认怂，项英的心理压力就很大了。
那么，在江南，项英的独立性很大，新四军又是他一手带出来的，离不开他。而一旦移师江北，他项英的作用就会遭到弱化，搞不好就会被调回延安——这，是项英最不愿意看到的。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说项英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之间的事了。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南方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由于没有通信设备，早已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蒋介石并没有改编这部分人的想法，但在我党的坚持下，被迫同意将之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新编第四军这个番号是叶挺跟老蒋建议得来的。
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叶挺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其率部长驱直进，连战皆捷，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其本人被誉为“北伐名将”。
从这一点上说，蒋介石是认可“新四军”这个番号的。
毛主席这边，也有“四军情结”，他本人创建红军的第一个军就叫红四军。
如此一来，“新四军”这个番号在国共两党的认可之下定了下来。
但是，国共两党都想控制“新四军”的指挥权，在军长的人选问题上互不相让。
双方你拉我扯，最后的方案是：军长一职由国民政府指定的叶挺担任，副军长由中共方面指定的项英担任。
叶挺能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是因为他曾经是蒋介石的部下，并且在广州起义后选择了退党。
我党之所以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的军长，是因为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并到延安做过了日后一定将新四军的军权交由我党控制的保证。
但不管怎么说，和项英相比，叶挺终究属于党外人士，而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都是我党的人，他们一同共事，所受到的区别对待还是显而易见的。
建军初期，延安方面发给新四军部的一些电报，大多都是发给项英，指名发给叶挺的很少。
叶挺也因为这个，产生过辞职不干的念头。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禁时，曾写下了“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的悲叹。
前面的文章说了，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很多工作，在执行上并不能与中央指示密切同步，也无法调节他个人跟叶挺关系，导致在一些决策方面影响了新四军的正常发展。
单独发电报给项英的现象才开始慢慢减少。
甚至，到了1940年，中央对项英的表现有些看不下去，一度想把项英调回延安，让叶挺掌握新四军实权。
项英对此有所觉察，就更加不愿意移师江北了。
到了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不得不北移了。
新四军军部当时的驻扎地是云岭。去江北的路线有两条，第一条是毛主席建议的东线，第二条是蒋介石指定的北线。
东线是最安全的一条渡江线路，军部向东出发，经马头镇、孙家埠等地，然后往北，经苏南北渡过江。
这条线路看上去是稍远了一些，但它是新四军军部到苏南的我军交通线，沿途设有兵站，群众基础比较好。
北线则较为危险，从云岭向北走，经铜陵、繁昌之间北渡，路线虽近，但过江后就进入了日军防区，相当于掉进了日军的虎口。
叶挺极力主张走东线。
项英既不走东线，也不走北线，选择了走自己策划出来的南线！
“南辕北辙”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目的地在北方，却在出发时往南走，肯定要多绕很多路，而且，往南走都是国民党的核心防区，那是在往国军的怀里钻，分分钟会被伏击。
项英为什么要这么做？
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南方打游击比到移师江北强，国军一旦动手，新四军就可以就地打游击。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领导了三年艰苦卓越的游击战争的项英，竟在强敌袭来时，带着几个人丢下部队跑了！
在项英走丢的那段时间，延安方面发来紧急电报，要求叶挺全权负责，带部队冲出重围。
但一切都已太晚了。
为了保全残存的人员，叶挺去找敌人谈判，惨遭扣押囚禁。
不久，身陷囹圄的叶挺听说了项英被害的消息，不由得黯然神伤，幽幽地说了一句：
“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并非与我合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