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彭德怀的上书，引发毛主席震怒后，很多中央首长找彭德怀谈话，对他进行“批评”。彭德怀在晚年的《自述》中写到上书的缘由：“有些意见，恩来、少奇同志都不便讲，陈云、小平同志又都未参加会议，而我还能说得上几句话。那么，就由我站出来说了。”
有些意见，周总理为什么不便讲呢？那是因为1957年，周总理提出“反冒进”遭到了毛主席批评。当时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辞去总理一职，提法有些委婉，但意思很明确：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总理是否适当？
会议认为周总理应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加以改变的必要。但是在这之后，周总理遇事发表的意见就逐渐变少，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若是周总理成功辞职，柯庆施应该会出任总理一职。
不过到1959年6月中旬，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坦言自己“碰了钉子，要转弯了”，这就引出了后来的庐山会议：“在有‘神仙圣地’之称的庐山，召开一个相对轻松的‘神仙会’，对‘大跃进’以来的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研究、反思，进而提出对策。”
基于此，周总理也把会议重点放在“纠左”上，上山后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大致内容是“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
之后，他又建议毛主席将浙江省某生产队长，写的一封反映农村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的信，印发给与会人员看。十几天时间里，周总理参加不同的小组会、协作区主任会议时，都就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问题进行了展开讨论。
彭德怀给毛主席写的信，周总理也看到了，在毛主席作出严厉批评前，时任水电副部长兼毛主席通信秘书的李锐，私底下问周总理，你觉得那信怎么样？周总理的回复是：“我看那信没有什么嘛。”可见周总理对彭德怀的信，关注度不高，觉得并没什么不对和惊世骇俗。
直到7月23日上午这天，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作长篇讲话。周总理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出大事了。毛主席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彭德怀的，但有些内容暗指的是周总理。例如有句：“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
周总理的心情因此沉重起来，随后把工作重心从“纠左”改到“反右”。这天散会后，周总理跟几位副总理谈话时，也跟彭德怀谈了很多，不断安慰彭德怀：“你写的信，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你写的‘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前面不好，你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不敢苟同，认为这种“不敢批评”风气是不可取的，怎么能写个东西都要字斟句酌呢。周总理无奈说起自己在56年、57年的亲身经历，提醒彭德怀，要他吸取自己的教训。
几天后的一场重要会议上，周总理着重强调对彭德怀要“一改二帮”。他一边批评彭德怀等人的一些表现，一边揽责任到自己身上：“说来说去，主要还是我这个主管经济的人没把工作做好，致使主管军事的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最终铸成这样的大错。”
毛主席听到周总理的这番话后，皱眉说道：“他历来如此，净和稀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