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黄晓丹
单 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明代广东儒学兴盛，儒学观念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产生了丰富的儒学碑记。本文尝试以明代广东为时空切入点，以记载内容较为完整、信息较为丰富的碑记为中心，构建地方儒学碑刻专题文献，探讨儒学碑刻文献的义界和分类、载录与分布以及其文献价值，为地方儒学专题碑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一定的范式。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广东儒学碑记680多篇，主要有儒学教育碑记、儒教祠庙碑记和儒林碑志几大类，其中府州县学碑记数量最多，宗祠、书院碑记次之。碑记地域分布上以广州、潮州、肇庆、琼州为多。这些碑记与儒学典志文献互证互补，为儒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和史料支撑，反映明代广东儒学传播与教化的效应和特色。
关键词：儒学碑记 明代广东 儒学传播
儒、释、道是影响中国文化的三大重要思想。儒学在中国三大主流思想中居于首要地位，尤其在明清专制王权极度发展的时代，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不仅在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面继续发展，而且在形而下的社会层面广泛影响民众的生活，儒学传播和教化举措众多，由此而产生数量丰富、分布广泛的儒学碑刻文献。历来，佛教和道教碑刻文献的价值为学界所重视，已产生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成果，而儒学碑刻文献则尚缺乏系统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利用。
以“儒”为专题集结碑刻文献的代表著作，一般提到的是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已有相当显著的学术成果。如《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曲阜儒家碑刻文献集成》等。曲阜儒家碑刻记载一系列尊孔崇儒举措，集中展现了儒学与中国历代政权的互动，但是其产生地理范围小，主要集中于孔庙、孔府、孔林，撰写、刻立者身份特殊，一般是帝王、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孔裔，其文献解读和研究方法难以为其他地方儒学碑刻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范式。此外，有一些地区零星可见对儒学相关碑刻文献的收集整理，如《常熟儒学碑刻集》《泉州府文庙碑文录》《台湾教育碑记》《白鹿洞书院碑记集》《杭州儒学碑碣》等，反映儒学碑刻文献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分布。不过这些碑刻汇集，所涉地域范围较小，碑刻文献类别单一，对儒学碑刻文献特色和研究价值未做深入探讨。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对儒学碑刻文献的整理成果尚属薄弱，整理方法粗简，研究和利用的成果更是鲜见。
广东地区是儒学在边海地区传播的一种典型，因而也产生了不少与儒学相关的著名碑刻。如宋苏轼撰《潮州韩文公庙碑》，明陈献章撰《慈元庙碑》、湛若水《心性图说碑》等。入明以后，随着国家大一统力量推进，广东融入儒学主流文化，在儒学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儒学价值观念广泛渗透至社会生活中，产生众多反映儒学传播与教化的碑刻。碑刻文献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间文献特征，对于儒学思想影响下地方制度、道德风尚、礼仪习俗的研究尤具价值，因此有必要从儒学研究的角度集结碑刻文献，为儒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史料支撑。本文尝试以明代广东为时空切入点，以记载内容较为完整、信息较为丰富的碑记为中心，构建儒学碑刻专题文献，探讨儒学碑刻文献的义界与分类、载录与分布以及文献研究价值，为地方儒学专题碑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一定的范式。
一
明代广东儒学碑记的义界与内容分类
“儒学”一词，一般认为包含三层意思：一指儒家思想教义，二指传统的府州县学，三指儒家学者。而目前学术界的地方儒学碑刻汇集成果，其收录范围一般以府州县学为中心，旁及与之相关的碑刻。学界对地方儒学碑刻应包括和涉及哪些内容，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大体来说，庙学、书院、社学、义学、贡院、试舍、科举题名等儒学教育场所的碑刻，称之为儒学碑刻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如果从广义上来看，儒学的传播和教化除通过学校教育外，还通过神道设教的方法广泛影响社会生活。明代儒学呈现深入基层、走向民间、向化外之地辐射的趋势，儒学具有明显的“践履”性格。所以，除集中于儒学教育场所的碑刻，那些散布于其他场所，如名儒祠、忠义祠、乡约所、宗祠、儒林墓地等以传播儒学思想教义、记录颂扬儒学人物为主体内容的碑刻，有可能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体现儒学的发展和特征，也应纳为考察对象。
基于以往学界对儒学碑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结合明代广东儒学发展和碑刻文献的实际，本文提出明代广东儒学碑记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为儒学教育碑记，包括儒学经典碑、府州县学碑记、书院碑记、社学义学碑记、科举题名碑记五类；二为儒教祠庙碑记，包括文庙碑记、先贤祠碑记、忠孝祠碑记、名儒祠碑记、文昌祠文塔碑记、宗祠碑记六类；三为儒林碑志。下文分类详述之。
（一）儒学教育碑记
地方的儒学教育系统由府州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等各级学校组成。这些教育场所的鼎建、历代重修，常有相关碑记详述其始终。从各类学校的性质和等级来分，可将儒学教育碑记分为府州县学碑、书院碑、社学碑、义学碑等。除此，地方学校的学规、产业等情况，也常需刻碑宣扬，以起到训诫、宣示的作用。所以，从碑刻的内容和功能上看，又可将儒学教育碑分为建设碑、学规碑、学田碑等。
在地方的府州县学或书院中，还有一种儒学经典碑，多是由朝廷挑选具有重要指导思想的儒学经籍或篇章，颁示天下学校刻石传颂，这类碑刻多为皇帝御制，在地方志的编纂中，为显示对皇帝翰宸的恭敬，常被置于金石或艺文志最前部分。此外，在科举时代，考取功名者往往为一方人杰、一地荣誉，地方的科举题名碑记表彰先进，记录地方历次科考成果，其数量也不少。
结合碑刻所涉教育场所及内容，可将儒学教育碑记分为儒学经典碑、府州县学碑记、书院碑记、社学义学碑记、科举题名碑记五类。以下详述其分类情况。
1.儒学经典碑
一个朝代立石传颂的儒学经典，是这个时代经学的标准文本，儒学思想的主流读物，代表中央王朝统治思想的风向。石刻被用于儒学经典的传播自汉代《熹平石经》起，此后，中国历史上还有多次著名的儒经刻石活动。这些石经多刻立于太学或历代国子监里。
明代广东的儒学经典碑，主要有明宣宗御制《洪范叙碑》，明世宗御书的《宋儒范氏新箴碑》《程子视听言动四箴碑》，明世宗御制《敬一箴言碑》，这些碑刻是当时颁行天下地方庙学的御制碑，是中央王朝对儒学经典的解释，代表着中央王朝提倡的学术风向。此外，成化年间广东按察司副使涂棐在琼山县刻朱子《感兴诗碑》，嘉靖年间湛若水在增城明诚书院刻《心性图说碑》，此类碑的内容为儒学名家阐释其儒学思想的代表篇目，亦可视之为儒学经典的石刻版本。
2.府州县学碑记
府州县学也称地方庙学或地方儒学，作为官方的儒学教育机构，府州县学在地方儒学教育系统中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府州县学碑记，在地方志中有时也被称为“学记”或“学宫碑”，以区别于其他文体。明代广东儒学教育普及，修学工程频仍，因此，此类碑记的数量规模为最大。地方志的编纂将之立为类目，也正反映了这种文类的数量巨多。像丘濬、陈献章、湛若水等名儒，都为广东各地学宫撰有大量的碑记，记录其修建情况，阐述他们关于儒学教育的思想。府州县学碑记，大部分是综合叙述学校的修建情况。明中后期，各府州县的儒学在教学设施的配套上逐步完备，也出现了专门为明伦堂、尊经阁、射圃等配套建设所写的碑记，反映了地方儒学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
3.书院碑记
书院碑记记载建院始末与书院规模、阐明建院宗旨、申发教学思想，是研究书院儒学教育的重要文献。有些历史悠久的著名书院，其历代碑记数量众多，连缀而成便可见书院的历史沿革，如李才栋、熊庆年编《白鹿洞书院碑记集》，集中收录宋至清碑记文100多篇，其类型包括了修建碑、院产碑、教思碑、祠庙碑、膏火碑、捐助碑等，是研究白鹿洞书院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献。
明代为广东书院发展的兴盛期，达207所，居全国第二位，因此产生了大量书院碑记。成化、弘治年间，广东大儒陈献章设帐授徒，其弟子湛若水广建书院，讲学四方，标榜心学。湛若水还亲自撰写碑记以述书院创办过程和办学思想，其《泉翁大全集》中就收录有广东书院碑记11篇之多。南海的西樵山、广州的白云山、惠州的罗浮山等是明代广东书院汇聚之地，在当时获得理学名山、道学名山的称誉。这些地方人文荟萃，讲学活动频繁，产生了一批书院碑记。如湛若水在南海大科书院讲学时，南海籍名臣方献夫建石泉书院，霍韬建四峰书院，三所书院汇聚西樵山，生徒聚集，从游者众，学风大盛。现尚存有吕柟《大科书院记》、方献夫《石泉书院记》，可印证当时儒学教育盛况。
4.社学义学碑记
社学和义学是地方儒学教育中最基层的机构，有启童蒙、兴教化之用。明初，朱元璋为从根本上教化百姓，整齐民俗，命天下立社学。明代社学成为各类学校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据统计，明代广东社学数量达970所，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南直隶和浙江省。又据正德《琼台志》载，成化十年（1474），地处偏远的琼州府共建社学179所，足见明代广东社学之普及性，由此也产生了不少社学碑记。义学多为一乡或宗族开设的书塾，明代也有个别社学对学生免收学费，亦可称义学。明代广东地区的宗族发展迅速，一些世家大姓为使子弟能连绵科举，兴旺宗族，往往创办义学加强族人文化教育。方志、文集等文献中尚存的社学义学碑记，具体记录其建设背景和过程，有利于了解基础教育的普及情况及儒学在最基层社会的教化成果。
5.科举题名碑记
科举题名是对科举及第者的精神奖励。进士题名立碑制度始于唐代，新进士榜后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立碑。宋以后，建碑于国学，按诸进士甲第先后，刻姓名、籍贯于上，以示对科名的重视。明朝制度，进士登科后逾月，勒名太学门外，而天下郡县因又广而为之，各详其人者。②太学立碑是国家制度，而地方儒学立碑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因此，地方立科举题名碑的行为，可视为本地崇文重教、重视科举的象征。科举题名碑文内容一般包括序言和题名，也有的只有题名而无序言。序言阐发本地文教和科举情况，交代题刻的背景，常常传达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地方科举题名碑一般立在地方庙学中，但也有些立于他所，如潮州西湖雁塔仿慈恩寺塔，塔下有潮州明代科举题名碑刻多件。不只是进士有题名碑，有些地方也给贡士、举人立题名碑。科举题名碑记是明代广东科举考试的实物例证，是研究举业发展情况和科举人物的重要原始文献。如永乐年间，广东多地在学宫立科举题名碑记，反映此期士人读书应举之风开始兴盛。
（二）儒教祠庙碑记
历代儒者依据儒经确立儒家祭祀的神灵和仪式，并依时依地不断修订，发展成一整套儒教祠祭系统，产生出许多儒教神祠、神庙，同时也出现大量祠庙碑记。宋元以后，庙学的祭祀空间不断得到拓展，出现了名目众多依附于庙学的祠庙，如乡贤祠、名宦祠、启圣祠、忠义孝悌祠等。其中，名宦、乡贤之祀至明中期得以全面制度化和普遍化。另外，有些祭祀场所，虽不一定在庙学范围内，却与儒学关系紧密，如文昌祠、文塔等建筑，也可列入儒学祭祀系统中。
全面地认识儒学的社会影响，不仅要看学校教育方面，而且要看祭祀礼教上的内容及演变。由于儒教的祭祀对象名目众多，且各地在正祀与淫祀之间，根据不同的需求升降调整祭祀对象，因此儒教的祠庙碑记种类较为复杂。结合明代广东儒教祠庙碑记的实际，可分列六类做基本的梳理。
1.文庙碑记
文庙是指地方庙学中祭祀孔子的祠庙。庙学时代的校园由教学与祭祀两个空间构成，其建筑格局有前学后庙、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右庙左学等形式。明清时期，规定全国府州县学内都要建孔庙。明代的文庙建筑配有先师庙、大成殿、启圣祠等一系列祭孔和配享从祀体系。明代，国家的祭孔制度几经修改，落实到地方，文庙的祭孔建筑也多随国家制度而有所添设或变更，因此出现了不少专门为文庙建设撰写的碑记。与记载学校建设和运行管理的“学记”相比，这类碑记更多反映地方祭孔礼制的落实情况。如成化八年（1472）丘濬《琼州府府学祭器碑记》和万历十五年（1587）梁必强《琼州府儒学正乐碑记》，反映了琼州府祭孔礼制的不断规范过程。
2.先贤祠碑记
先贤祭祀在中国有古老传统。上古时期，有道有德之士殁则祭于瞽宗，乡先生殁而祀于社。宋元时期，祭祀先贤有些设立专祠，有些则隶属于学校或书院。先贤祠祭祀对象包括名宦和乡贤。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千民者谓之名宦。将名宦祠、乡贤祠纳入庙学祭祀并普及化是在明代。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令“天下学校各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右祀乡贤”，将先贤祭祀法令化和制度化。
儒家在先贤崇拜对象的选择上依时依地而改变，各地先贤的祠庙碑明显地体现了地方儒学的特殊性。明代广东先贤祠碑记，记载先贤祠的创建递修、先贤事迹、选贤标准、祠产维护申明等内容，反映先贤祭祀制度和地方文化认同演变过程。如天顺五年（1461）两广巡抚叶盛修广州府学先贤祠，刻吏部尚书王直撰《广州府学仰高祠记》，叙修祠过程，碑阴则刻广州知府沈琮撰《仰高祠事状》，一一详述先贤事功。
3.忠孝祠碑记
忠孝祠奉祀的是忠义之士、慷慨义民、孝子顺孙等人。忠义孝悌祠附于地方庙学的祭祀制度是在清雍正时才建立的。③此前，忠祠虽未普遍附于地方庙学，但各种祭祀忠义人物的专祠却是广泛存在的。“忠”的内涵随历史时代而演变。明代广东地方动乱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官方更加需要利用忠义祠的建设，褒忠恤义，加强对民众忠义意识的培养，拉近地方与王朝之间的关系。明代是广东地区忠祠建设和忠义崇拜广泛传播的朝代，以广州新会县崖山为中心的“大忠”祠庙群建设，以潮州府潮阳县东山为中心的“双忠庙”建设，都是突出代表。由于递修扩建工程频繁，产生为数不少的碑记，为忠义之士树碑立传，记功显忠。如现新会崖门大忠祠古碑廊仍存明碑7通，记载明代崖山忠义祭祀圈的建构过程，阐释忠义的内涵。
4.名儒祠碑记
名儒祠或依附于地方庙学之内，或附设于书院之中，也有的独立发展为专祠。名儒祠的祭祀对象，一般是在本地区起着重要文化影响的大儒。如潮州韩文公祠，新会白沙祠，分别崇祀韩愈和陈献章，是广东名儒祠代表。名儒祠的营建修缮，文人雅士的瞻仰拜谒，往往留有碑记叙述其事。如潮州韩文公祠自苏轼撰《潮州韩文公庙碑》后，名声大扬，此后历代官员凡有修祠则必刻碑，形成立碑传统，这些碑记是考察祠庙历史沿革和名儒思想传播的重要史料。
明代广东讲学之风盛行，学派林立，名儒祠碑记反映名儒祭祀情况，标榜名儒学术风向，传播名儒思想。如湛若水，一生讲学所到之处，多建书院奉祀其师陈白沙，并亲自撰写碑记阐明白沙之学的内涵，弘扬师学。又如潮州王门弟子薛侃在潮州建怀惠祠奉祀阳明，其同门邹守益撰《怀惠祠记》，详述潮州阳明祠建设及祭祀情况，是考察王学在潮州传播的可贵资料。
5.文昌祠、文塔碑记
文昌祠、文塔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产物，在宗教信仰多元的广东地区易为流行。文昌祠祭祀的文昌神，又称梓潼帝君，原为道教神祇，元仁宗时受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有倡引教化、宏扬仁德的神职，已具有明显的儒学内涵。文昌神执掌文衡，由官立学校供奉和官方祭祀，无疑是对正统儒教信仰的一种挑战，因此一开始受到正统儒者的质疑，理学家曹端就曾发出“梓潼主文衡，孔子主何事”的疑问。但由于其平实易懂的教化手段，文昌信仰在明中后期还是得到迅速发展，在寻常百姓中有很大的影响。现存的文昌祠碑记显示，广东各地学宫建立文昌祠主要集中于明后期。
塔原为佛教建筑，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塔的信仰内涵也不断中国化。入明之后，塔与风水之学结合密切，又随着科举的发展，各地出现文塔建设的高潮，塔的功能与本地文运、科举发展、儒业盛衰密切相关。广东现存古塔300多座，是全国古塔大省。明代广东文塔占塔建筑种类的大部分，载录于地方志的文塔碑记，数量众多，是考察明代广东儒释关系的文献资料。
6.宗祠碑记
中国具有悠久的宗法制度，祭祀祖宗祠庙之碑也产生得很早，传统称为“家庙碑”或“祠堂碑”，是碑刻文献的一个重要门类。宋明以后，家庭、宗族成为儒学在基层社会展开的重要领域，而作为祀先之所的宗祠不仅是宗族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儒学在基层社会的道场，是儒家礼教下渗产生的创造性结果。
广东是中国宗法制度比较浓厚的地区之一。屈大均《广东新语》描述了明末清初广府地区宗祠之盛，其言：“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庶人而有始祖之庙，追远也，收族也。追远，孝也；收族，仁也。”明代广东宗祠发展迅速，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宗祠碑记，反映明代广东家礼发展与礼仪变迁，阐释宗族儒学教化内涵与目标，为考察儒学宗族渗透提供文献依据。
（三）儒林碑志
儒林碑志指儒学人物的碑志，如墓碑、墓志、墓表、颂赞碑、德政碑、教思碑等，这些碑志含有丰富的人物传记资料，反映儒学人物的生平、言行、思想及传道情况。例如有关陈献章的墓志资料，较为重要的有其门人张诩《白沙先生墓表》、李承箕《石翁陈先生墓志铭》、林光《明故翰林院检讨白沙先生墓碣铭》、湛若水《明故翰林院检讨白沙先生改葬墓碑铭》等。有些儒者虽然在全国缺乏知名度，但对当地的儒学传播与教化却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地为其树碑以述生平，以表敬意。如唐胄撰写的《重修赵考古先生墓碑记》记叙“海南夫子”赵考古生平事迹及其对明代琼州文教的重要影响。
二
明代广东儒学碑记的载录和分布
碑刻文献非常丰富，具有其他文献所不能替代的独特功能，但往往却因其载录分散而研究利用不便。因此，根据上文对明代广东儒学碑记的界定和内容分类，弄清其载录方式，摸清其数量及存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了解其分布特点，是研究利用的基础。
（一）儒学碑记的载录
1.实物碑石及拓片
虽然在清人看来，明代的碑石还不足为贵，但在社会变迁如此快速的当代，明代的碑石至今留存于世的已经相当稀罕，保存完好的更是难能可贵。现存的原始实物碑石，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史料依据。比如，众多的史料记载表明明代广东的宗祠数量非常丰富，但地方志中存录的明代各氏宗祠碑记却很有限。在史籍阙载的情况下，实物碑石作为唯一史料来源，更显珍贵。如《广东碑刻铭文集》收录广东明代宗祠碑22件，现主要存于各氏宗祠之内，大多保存基本完好。这些碑文只有4篇载录于现存的地方志或明人文集中。虽然实物碑石及拓片保存至今的数量有限，但它们作为一手文献，其价值是最高的。
2.地方志的载录
现存的1949年以前广东地方志计400多种，是儒学碑记的主要载录文献。地方志中的金石略、艺文志载录碑记文最多。清道光以后，在兴盛的金石学学风影响下，地方志编撰普遍设立金石门，对本区域碑石进行实地考核、石史互证，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这之前修纂的方志对碑记文的载录主要集于艺文一门中。此外，方志中的建置、学校、祠庙、古迹、氏族等类目中，也可能载有儒学碑记文，尤需注意。如嘉靖《广东通志》“礼乐志”存录府县学记、书院碑记全文多篇；嘉靖《潮州府志》“祠祀志”存录祠庙碑记全文多篇；宣统《高要县志》“学校篇”存录书院碑记文多篇。这些碑记文有一些为艺文志、金石志所未录，价值不容忽视，但由于载录较为分散，也常被以往研究者所忽略。
3.文集、总集的收录
本地区的师儒是儒学碑记的重要作者群，因此，明代粤人文集中，收录为数不少的儒学碑记文，这些文章以人存文，反映了作者的儒学实践。此外，清人编纂的本地区前代总集中，如屈大均《广东文选》、张邦翼《岭南文献》、吴道镕《广东文征》、温汝能《粤东文海》、翁辉东《潮州文概》等粤地总集，也存录有一些儒学碑记文。这些总集收录的碑记文，多是在当时的编者看来具有较大价值或当时具有一定影响的名人名篇，因此也值得作为重点考察的篇目。
（二）儒学碑记的地域分布
对明代广东儒学碑记地域分布的统计分析，有利于揭示不同地理条件、文化气氛、族群分布下的儒学发展的区域差别及特色。以下根据广东方志载录，明人文集、总集的收录以及对实物碑石的调查收集，对现已经掌握的680多篇明代广东碑记文的地域分布作统计分析。
明广东布政使司辖境包括10府1直隶州，即广州、肇庆、韶州、南雄、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和直隶罗定州。就明代广东的文化地理而言，广东辖境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即粤中地区，包括广州府、肇庆府、罗定州；粤东地区，包括潮州府、惠州府；粤北地区，包括韶州府、南雄府；海北海南地区，包括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下文列表对这几个区域所包括州府的儒学碑记分布情况作概貌介绍。
从上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府州县学碑记数量最多，有233篇，宗祠碑记次之，多达116篇。其次，书院的碑记文也为数不少，共70篇。碑记地域分布上以广州、潮州、肇庆、琼州为多。其中广州最多，为全省之冠且占绝对优势，而粤北地区的儒学碑记数量最少，反映了明代广东的儒学中心已经彻底转移至广府即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且宗祠碑记也集中在广府地区，反映了宗族礼教在该地区的广泛影响。潮州儒学碑记数量居第二位，潮州在宋元时期便有“海滨邹鲁”之称，文教在广东省内一直居于领先水平，明代继续保持发展的态势。肇庆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后是两广总督府所在地，相关文教措施也较多，因而产生的儒学碑记亦不少。琼州则后来居上，宋元时期还是岭外海岛、化外之地，儒学碑记的增多反映了明代儒学的传播与教化已经深入琼岛地区。
三
明代广东儒学碑记的文献价值
明代广东儒学碑记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但目前相关的研究和利用成果还较少，主要停留在对个别碑刻或某些州县的个案研究，明代广东儒学碑记的文献价值还有待挖掘，以下对其文献特点和研究价值做进一步分析。
（一）与传世儒学典志文献互证互补
碑刻文献在与典志文献互相印证发明，解决疑难困惑问题，增强研究可信度方面的价值已为世公认。尤其是在地方社会中，重要人物、事件、制度乃至公共设施，通常都会勒碑记之，而典志文献却不一定有所收录和记载。比如儒学教育碑记，其记载内容丰富，对于机构建制与历史沿革、办学宗旨、教学思想、教学与管理机制以及教育参与人员叙述甚详，较为详细地反映了儒学教育情况，可与方志学校志、书院志及儒学典志文献互补互证，填补史料空白，有利于订正经典文献的疑误。
湛若水《心性图说碑》即是典型的例子。《心性图说》是湛若水对其心学思想的解说，是甘泉心学的精髓。正德十五年（1520），湛若水在其家乡所建的明诚书院讲授《心性图说》，增城县令朱文简将《心性图说》并湛若水像刻于石，作为明诚书院儒学教育的重要宗旨。此后，《心性图说》以碑刻形式流传于众多书院。虽然明诚书院的《心性图说碑》碑石现已不存，但可以借助现存湖南和河北新发现的两块石碑窥见一斑。今湖南岳云中学原址为明代的甘泉书院，其内甘泉亭中还保存有《心性图说碑》碑石，上刻说文，下刻湛若水像。2019年河北宁晋县又出土《甘泉湛先生心性图碑》，其中所刻画的心性图，与传世文集刻本常见的心性图并不完全一致。其上下两个“心”字不是在大小圆圈之内，而是成为大圆圈的开端和终端，图中“心”的位置更切合湛若水的图说对“心”的解释，即“心也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碑本的心性图，形象地表达了湛若水关于心包含和贯通宇宙万物的心学思想，证明了传世刻本的心性图存在舛误。可以说，将“心”置于何处，是湛若水与王阳明心学思想分歧的根本所在。因此，碑本“心性图”澄清印证了湛若水心学思想，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又如，关于人物传记，儒学人物碑志与常见的儒林传、儒林学案等史传就有不同的文献价值。有些儒学人物传记在经过多次史传书写和塑造后，与原始人物形象有所出入。而由于碑志撰写时间离传主逝世时间较近，当时人写当时事，往往能够对于传主生平提供较为原始的材料。两种文献对读，即见差异。如黄宗羲《明儒学案》，历来作为研究明代儒学学术思想史的首要文献，然而近来学者陆续发现该书的文本存在问题。出于学术立场和文体剪裁的需要，《明儒学案》的文本与其所据原始文献之间时有出入，尚需进行史源验证。以《白沙学案》为例，黄宗羲《文恭陈白沙先生献章》一节，叙三而论七，对白沙生平事迹陈述十分简化，语焉不详，甚至容易致人误解。对于影响白沙思想的重要事件，如为遗腹子而特倡孝道，会试遭有司算计而更加绝意科举，倡诗教而不著述，倡建大忠祠、慈元庙等地方社会建设举措皆未有所提及。而有关陈献章的碑志，对白沙生平叙述甚详，对于理解白沙思想形成和社会影响甚有意义。而白沙逝后，其后学先后在新会、广州、增城、中山、高州等地都建过白沙祠，这些祠庙碑记则是研究白沙思想传播的重要依据。
（二）为儒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及史料支撑
当代儒学研究显示出跨学科、多视角发展趋向，儒学的研究方法除了思想史研究法，还有历史研究法、社会学研究法、社会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研究法等。不同的文献特性往往激发研究者采用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儒学碑记具有与传世四部文献、儒学典志文献不同的特性，其开发与利用为儒学研究展现了新研究视角。
一是展现儒学的社会史研究视角。儒学作为一种“入世”的学说，最大的关切就是“社会”问题。尤其是通过宋明理学家的社会实践，儒学更是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广泛分布于各种场所的儒学碑记，可以更大限度地考察儒学的社会功能、儒学传播与教化的实施路径。儒学碑记所展现的儒学社会史研究视角，也可弥补当前社会史研究重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分析，轻意识形态研究的缺陷。如宗祠建设是儒家的礼治实践，具有悠久的儒学传统。但目前学界宗族研究则表现出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研究而忽视宗族意识形态研究的趋势。借助对宗祠碑记的考察，可探讨宗法礼制传承变革、宗族儒学内涵，挖掘宗族儒学精神价值，弥补学界研究的不足。
随着当代中国管理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社会治理”话题日益升温。儒学碑记所展现的儒学社会史研究视角，恰恰反映了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进行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向下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提供了传统儒家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
二是展现儒学的物质化、制度化研究视角。古人认为“君子之教，因物以示”，儒学的传播与教化活动必须依托一系列物质载体作为媒介，因此，儒学不只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还具有可视的物质化外观。儒学文化景观是儒学物质化表现形式，是儒学的文化符号。在明代广东，学宫、书院、贡院、试舍、社学、义学、义仓、乡约所、文塔、坊楼、名儒祠、先贤祠、忠义祠、节孝祠、宗祠等建筑构成了一系列可视的儒学文化景观，是儒学传播与教化的物质载体。可贵的是，由于岭南地区多山石，而中国传统又有碑石传播的独特心理，故凡有兴作必刻碑立石，以求传之久远。明代广东儒学文化景观的建构，几乎都有相应的碑记详其始末。从儒学的物质载体着手，客观地研究儒学传播与教化，大量的儒学碑记提供了史料依据。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自20世纪初期以来，随着政治、社会、教育制度的改变，儒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宋明以来的儒学根本不能相比，儒学成为无体可附的游魂。这方面，以余英时的“制度—游魂”说为代表，其认为儒学建制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而迅速瓦解、崩溃，因此，“建制既已一去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从碑记入手，恰恰可以探寻儒学精神价值、思想观念托身的物质载体，这些载体是儒学建制的外观体现，它们共同构成了儒学传播与发展的基础。由于各地文化发展状况不同，儒学传播和教化的物质载体同样具有较大时空差异。由此，基于碑记史料，对于全门类儒学物质载体的调查及系统性的研究，探寻儒学历史建制，传承儒学精神价值，在未来还将具有很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空间。
（三）反映明代儒学在广东传播与教化的效应和特色
叶昌炽《语石》提出“求碑宜因地”，从地域的角度考察碑刻文献，有利于对碑刻文献的分布情况、地域特征有全面的把握，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碑刻文献从事专项研究。明代广东学宫、书院、社学等各类学校碑记叙述了明代广东儒学教育的发展与儒学教化的推广。韩愈、周敦颐、白沙、阳明等崇祀碑记弘扬名儒学行和道德，阐述名儒学说及其特点，揭示明代广东儒学传播的渊源脉络。忠义祠碑记反映明代广东忠祠建设与儒学忠义观念的传播，集中体现明代广东儒学对忠义内涵的阐释，以及在儒学观照下忠义崇拜对象和形式的变化。宗祠碑记具体记载了儒学的宗族礼法制度在明代广东地区的传播和变迁，显示宗族儒学教化的地域特色。碑记显示，明代广东儒学通过地方各类儒学建制化广泛渗透至社会。借此，讲学、科举、崇师、举贤、忠祀、祭祖等多种活动得以展开，共同推动儒学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人伦日用”之中。
明代广东儒学碑记反映了国家文化认同和广东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崇儒重道、移风易俗向来是各朝政权获得人民认同的重要途径。儒学传播与教化的过程也是推进地方和人民对于国家共同核心价值体系和行动准则的认同，这个过程也是对儒家“大一统”的追求。广东偏踞南海一隅，远离中央王朝，尽管从秦代开始，已经处于中央王朝管辖之下，但一直到明中叶，该地仍有大量的“猺”“畲”“疍”“黎”等“化外之民”。要让所有百姓接受朝廷的教化与德化，达到“治海滨为邹鲁”的境界，需要很长的复杂过程。儒学碑记表明明代广东官师和儒士为推动国家认同，采取多种举措，通过儒学教育、忠义观念的传播、阐释儒学经典、对标国家礼制等方式构建国家认同。
明代广东儒学获得长足的发展，得益于明代文治教化一体化，使得虽遐方之地，声教所及，与中州无异。不过在国家认同通过儒学传播教化得以推进的同时，对本地文化的认同也在悄然建构。在儒学教育碑记中，可以看到相对于岭北官师以文化差势为前提推行儒家政治教化，广东的学者则用“孔子乘桴”“孔子居夷”来形容明代广东儒学的发展契机。丘濬引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语；湛若水说“求夫子乘桴浮海之趣，怅快乎当时居夷之怀”；他们用平等的眼光、文化自信的心态来看待儒学在边海地区的传播和教化，并且以传圣人之道为己任，希望“乡乡有义学，家家行古礼，人人读儒书，使中州之士，不以荒鄙待吾人，天下之人，皆以文献称吾邦”，不遗余力地推进乡里的儒学传播与教化。在名儒崇祀碑记中，还可以看到本籍儒者对广东道学传统的建构和自觉的传承使命。在理学传承的脉络中，他们挑战权威，越过程朱藩篱而直追韩愈、周敦颐，以道德性命之学、道体之学为学术志趣；心学方面，则大力弘扬本地学者陈白沙、湛若水的学术思想，提高其在儒学道统中的历史地位。这种别开生面的学术精神不仅促成了儒学思想的革新，也充分显示了本籍儒者对地方文化的重视和自信。
四
结语
综上，广东作为中国“极南”之地，边海地区的代表，是儒学南传的重要地区。明代广东儒学碑记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分布广泛，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典志文献互相印证发明，展现儒学研究的社会史和物质化、制度化新视角，有利于更大限度地考察明代广东儒学的社会功能、儒学传播与教化的实施路径，弥补社会史研究重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分析，轻意识形态研究的缺陷，探寻儒学历史建制，传承儒学精神价值。明代广东儒学碑记反映儒学在明代广东传播与教化的效应和特色，有利于重新审视儒学在岭南历史文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理解大一统中国与地方文化的密切关系。明代广东儒学碑记具有独特的文献特点及研究价值，将散落于各处的儒学碑记专题化，可为碑刻文献专题研究开发新的增长点。儒学碑刻文献广泛存在于东亚儒学文化圈，对明代广东儒学碑记的界定、分类，以及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可为儒学地域研究提供参照。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年上卷，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采编：金建峰
排版：刘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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