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一门被史家和社会公认的科学，同时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一种知识活动。历史学既是科学实践，也是社会实践；既有科学价值（内在价值），也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外在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历史学性质及价值的二重性原理”。
近代思想家、史学家为摆脱中世纪宗教及政治权威的束缚，大声疾呼“为学术而学术”，致力于使史学获得某种超然独立的地位。他们认为纯粹的科学不必理会社会功能，科学就是在确认的事实之间建立合乎逻辑的思想联系，发现隐藏其中的规律或真理。他们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和规范历史学，从而形成近代的史学观。但这只不过是他们一时的理念，实际上他们要重新设想史学在科学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近代史学在清除与旧意识形态的纠葛后，很快又面临民族国家对于史学社会功能的显著要求。史学在科学体系和社会体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内在张力，恰恰是这门古老的学科让人动情和滋生困惑的永恒命题。
历史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分析历史的四个范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再生产、人的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生产。借鉴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职业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即是历史知识的生产；当它进入公共空间以后，就发展为历史知识的再生产。职业历史学家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社群，他们在主观上或可忽视史学之社会性，但历史一旦以知识形态确立起来，就会在社会空间广泛传播，并被各种阶层、社会群体的成员重新塑造，形成历史知识的再生产。职业历史学的生产者是历史学家，公共空间的历史生产者则是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知识人。历史知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社会，而是经由公共空间的传播和衍化发生各种效用。历史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学实现社会功能的前提条件。据此而言，历史知识在社会空间的传播与衍化，显然是一个极具探索意义的学术领域。
历史学作品能有多少读者在阅读，社会公众主要通过什么作品和途径获取历史知识、形成历史意识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答案不言而喻。或许正是基于此，雅克·勒高夫特别提示：“历史的历史不仅要关注职业史学的生产，而且还要关注构成历史文化的所有现象，确切地说，要关注构成一个时代的历史精神的所有现象。”他认为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精神的所有现象内容包括历史教材、文学及艺术、影视史学等，都是属于公共空间的历史知识。公共空间是指在学术圈以外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场域，主要涉及基础教育领域（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公共教育领域（博物馆、艺术馆等）、大众传播领域（报刊、网络等）、文学艺术领域（历史题材的小说、影视、歌曲、音乐等）和日常生活领域（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
历史意识与公共历史知识
当历史知识进入公共空间以后，就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主流意识相互激荡、互为渗透，经过一连串的历史知识的再生产，凝练升华为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公共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指看待和评判历史的态度、立场，它是人们观察、想象历史和认识自我及其文化传统的思想框架。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历史意识之形成，首先取决于观察者在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地位。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流行的历史意识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近代世界是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舞台，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般思想界的主流意识。率先完成工业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西方世界采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借助于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和军事强权，控制欠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同时粗暴地输出西方的民主制度、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就如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基于上述世界历史的背景，形成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意识”。
第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来说，为抗衡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激发本国的民族主义，并从自身的历史脉络及其文化传统中建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它们被迫学习侵略者的先进文化，同时努力模仿并创造自己的历史学科。历史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独立意识的必由之路，由此产生与前者对立的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意识”。
第三，对于一切现代国家而言，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全都经历某种形式的社会转型，继而跨进现代社会，这是近代世界普遍的潮流和趋势。启动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和演变轨迹，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即如何看待和塑造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现代性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而彻底的变革。由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势，现代性一般以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这可以称为“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意识”。
第四，民族国家独立以后，各国以不同形式致力于各具特色的现代化，社会经济水平和文化财富的积累与日俱增，但内部日益扩大的经济文化差异却导致民族的、地区的、阶层的、群体的、性别的矛盾。统一的利益共同体被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冲突所撕裂，多元主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随之滋长，“文化多元论的历史意识”在后工业时代演变为世界性的文化景观。
历史知识的滥用和批判
1874年，德国哲学家尼采撰写《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警告世人不可滥用历史知识，强调人的历史感应有一定的限度。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以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为例，列举众多扭曲、美化和政治化历史的案例，向现代人类指出历史知识的滥用现象。公共空间历史知识的滥用问题，在当代世界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从满足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如此运用虽然可以理解，却并不符合历史学的科学属性。历史知识被人们运用于不同的社会领域，虽然“势所必然”，但它科学吗？它是否真正实现了了解人类自身包括各种文明，进而促进全人类福祉这一崇高的社会功能呢？
在笔者看来，从历史学的科学实践角度出发，批判各种类型的实用主义“运用”，才是捍卫历史学价值的正确道路。当务之急，首先，需要利用职业历史学早已发展起来的一系列考证求实的技术和方法，批判那些抹杀真实历史的“谬种”。其次，需要对于各种历史意识保持清醒的批判立场。先于观察者而存在的历史意识，会不会妨碍我们去探索、理解其他的社会现象？西方现代性所主宰的历史意识，大都倾向于认同现有制度及其价值，并运用历史的经验研究加以充分论证。譬如，美国人认为独立战争是他们真正历史的发端；法国人说法国大革命是新旧法国的转折阶段；中国人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国家都有类似的现代历史的起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思想家、史学家聚焦于阐明这些大变革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进步性。当现代性被质疑的时候，另一些问题应运而生。独立战争以前印第安人的历史和文化，难道不属于美国文明的一部分吗？新旧法国、新旧中国是不是仅有断裂而没有延续？旧制度、旧传统真的没有影响甚至决定各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吗？人类的历史进步和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以一种形式发展而来。跨文化的比较视野，或许是克服这一顽疾的一剂良方。
最后，历史学如何在兼顾事实、维护真相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推动实现人类和谐和共同福祉的伟大使命。我们必须回顾、总结历史知识在公共空间所发挥的作用，理性审视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用真实增长智慧，用理性揭露荒诞。
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洪斌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