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做客由华尔街见闻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联合主办的「Alpha峰会」，就2025~2026全球经济展望、特朗普2.0三大政纲的影响、924以来的一揽子经济政策、 即将出炉的第二轮政策，以及潜在的结构性调整的机会做出分析、展望。
以下为演讲精彩观点：
- 这一轮特朗普2.0版本的关税，对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和产业链的影响都会远远小于2018~2019年的第一轮关税。因为在过去六年多的时间，中国企业实现了两点：一个是多元化，另一个是升级。
- 多元化体现在，6年前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美国市场当时占到中国总出口的20%。今天中国对美国的直接依赖程度下降了，美国只占中国出口量的14%左右。升级体现在中国出口的12个主要门类里，苹果产业链只是其中一项，现在有更多更大的门类，比如说汽车产业链、高精尖的资本品、工业机器人、锂电池、新三样等等。
- 中国要打破特朗普2.0阶段的外部压力，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特朗普1.0 的2017~2020年，中国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不管是中国国内经济还是资本市场，表现都相当抢眼，抵御住了外部压力。
- 即便是进入了新时代，发展和安全要统筹并重，但是有一个认识不会变，那就是发展是安全的基石。
- 我比较看好924以来的这个转向，它不是为了某个季度GDP数据的保底，而是为了实现一揽子社会民生的全面好转，实现地方政府的良性运转，实现老百姓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预期迈向正循环。
- 924次以来的第一轮政策，只是一个序曲，而不是终章。因为第一轮政策，主要还是以货币和财政政策中解决存量债务问题、重组债务为主，它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 即使在调整阶段，结构性的机会仍然层出不穷。例如，新质生产力在中国扎根落地，我们发现了三个趋势：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绿色能源转型。
- 中国在AI应用落地阶段有独特的弯道超车的优势。美国不管是OpenAI的ChatGPT还是Google的AI工具，还是过于强调企业端。而中国的AI工具，不管是豆包还是Kimi，比较强调跟消费端的结合，甚至很具有生活性、趣味性、娱乐性。在应用阶段，中国往往有一些独辟蹊径的方式，产生针对消费者的杀手级应用并迅速地推广开来，那数据是海量的，应用场景是多元的。
- 一旦全球对人形机器人的潜在需求跟中国的产业链结合，可以迅速的把每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从5、6万美元降到2万美元左右，那就可以铺得开了，也许在未来5~8年，有高达800万个人形机器人的潜在需求，4000亿美元左右的市场，这也会为中国的企业继续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是邢自强。很荣幸来到华尔街见闻Alpha峰会。
刚才的演讲嘉宾也提到了很多海外情况的变化，美国和全球市场。我紧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概在三个礼拜前新鲜出炉的，2025年到2026年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前瞻。当然这也离不开海外大环境的变化。
我想最核心的，就像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一样，外部环境中“打西边来了一个特朗普2.0”。共和党在美国大选中大获全胜，特朗普带来了新的三大政纲，这对全球经济、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今天想着手的第一个话题。
就着这个话题延伸开来，我们也会谈到其他两个更为重要的国内话题，第一个就是9月24号开启了这一波一揽子政策提振信心，使得整个经济和物价回到正循环的序曲，但是市场信心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一波三折。
最近也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即将出炉的第二轮政策，它的后续力度解决通缩问题带来怎样的效果，我们做了一些分析、前瞻。
最后，我们聚焦到，哪怕走出通缩，使得经济回到正循环，还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构性调整的机会？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在中国扎根落地的一些具体的板块，这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三个话题。
2025~2026全球经济展望：特朗普关税的影响“今非昔比”
首先回到第一个话题，那就是2025~2026年的全球经济展望。避不开的就是美国大选结果出炉之后，美国新政府的三大政纲对全球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影响。这三大政纲总结一下就是，对外加关税，对内减税、严控移民。这是整个特朗普和共和党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三大政纲。我想很多人都担心就会把全球经济搞得一个天翻地覆，特别是对中国，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要对华加关税。但尽管特朗普2.0版本有很多不变的地方，比如说他对关税的热爱，他对国内减税、减少监管的热爱，以及他想严控移民这些社会问题的态度，但是美国更多的是变了的地方。
美国哪些地方变了呢？根据我们美国宏观研究团队的总结，当前的美国经济跟特朗普1.0时代，也就是说2017年他第一次上台做总统的时代，有天壤之别。当前美国经济呈现出“两高一后”的特点：高财政赤字，高通胀，经济处于后周期，即本轮经济和市场周期的尾部。这跟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美国经济处于刚刚走出通缩，百业待兴，急需要刺激是天壤之别。当时特朗普刚上台，通过减税、财政刺激、减少监管，等于一下重燃了市场信心，美国经济需要这些刺激。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市场信心、企业信心的回升，消化掉了特朗普的其他一些政纲。比如说2018~2019年对中国加关税当然也有不利影响，但是美国受益于其他的特朗普新政，消化了相关的影响。
但今非昔比了。今天美国的通胀比17年高得多，而且持续了好几年，尽管刚刚从高位有一些回落，但是通胀的粘性还是比较强的。同样，美国的财政赤字连续好几年居高不下，特别是疫情以后，拜登政府采取的很多刺激方案，使得财政赤字率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甚至在经济已经回升、通胀出现问题的2023、24年，财政赤字还维持在占GDP的6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左右，这也是比17年的财政负担高得多。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一轮的经济和市场的周期拉得很长了，它总是有规律的，树不能涨到天上，本轮周期可能接近尾部了。在这个时候去重复特朗普1.0阶段的政纲，可能造成的影响是难以忽略的。比如说这三大政纲，对外加税、对内减税和严控移民，首先通胀未上升。因为对外加关税，那么美国企业成本会往上走，不管是进口的物料成本，还是老百姓消费的物价成本，领得通胀水平水涨船高。
其次，他还想严控移民，实际上美国的移民，包括在过去3年多一些不见得完全合法的移民，帮助美国减少了通胀压力，形成了大量的劳动力的供应。但是共和党的新政纲要严控甚至驱逐移民，这会削减劳动力的供应，使得通胀水平进一步的上升。而对内它要减税，是要维持财政赤字处于高水平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由于对于外加关税、对内严控移民，美国的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降息的幅度也许不会像半年前大家想的那么激进，因为通胀比较高。但是降息降不下来，美国经济还会面临高赤字的困扰，每年它的联邦政府还款付息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如果看美国政府它每年的付息占GDP的比例最近几年不断的攀高，有可能到了明后年就达到历史最高点。那么市场会对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质疑。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新一届政府是高度重视市场反馈的。包括他任命的财政部长也是来自于华尔街的，这个后任的财政部长是比较重视美元的信用，包括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但是要实现美元信用的持续性，必须要进行妥协、折中。也就是说，特朗普目前2.0版本的三大政纲不大可能在同一时刻完全落地执行。它造成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美国也是形势比人强，最终需要在这三大政纲之间进行选择，取得一个折中的结果。
特朗普2.0下，中国经济要做好自己的事
正是因为如此，回想到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并不认为，一上来美国就会把对华关税加到竞选期间提到过的极致值。这样美国经济本身也受不了，更有可能的局面是，上来他会谈这么高的关税率，先把它“喊出来”。但是真实的落地的过程则是渐进的、分阶段的，也许会在2025年初期先加一波关税，15个百分点左右的涨幅，到了2026年第二阶段再次加关税，总的来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果我们的这个假设得到了各方面的验证，那对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和产业链的影响都会远远小于2018~2019年的第一轮关税。18~19年特朗普1.0阶段对华关税加了18个百分点，从2%左右的平均关税加到了20%，当时确实影响到了中国GDP增速一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
但是，那是第一次贸易摩擦，中国的企业和产业链应对起来是手足无措的，但是经历了过去6年，企业也不再天真了，基本上抛弃了幻想，认为全球化不再处于蜜月期，中美之间渐进的处于一些脱钩状态，非企业家和中国的产业链纷纷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今天在应对15%到25%的关税率的上调，绝对比18年更有经验了。
中国的企业和产业链实现了两点来应对关税，第一点是多元，第二点是升级。多元体现在，6年之前，2018年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美国市场当时占到中国总出口的20%。今天中国对美国的直接依赖程度下降了，美国只占中国出口量的1/7、14%左右。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过程中是因为中国企业出海，在第三方建立工厂营销渠道，有一些是通过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在东南亚的工厂，转出口到了发达国家。但是即便是把这些考虑在内，总体上，中国也发现了很多新的市场，市场结构多元化了。
譬如说2018年新兴市场，跟中国地缘政治关系比较友好的地方，像东南亚、中东、东欧、拉美、非洲加起来当时只占中国总出口的1/3不到。今天这些新兴市场加起来已经占中国总出口的43%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还是做到了利用一带一路和地缘政治上跟对华关系比较友好的国家，加强经贸往来，部分抵消掉了对美国出口量的减少，这是第一个，多元化。
第二点则是升级。过去6年多，大家听到很多的新闻，中美的贸易摩擦、关税以及地缘政治的困扰，很多企业要把一些产业链搬走了，不在中国生产了。那么听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像iPhone转移到了越南或者印度组装，那这种噪音是真还是假呢？我们仔细做了一些验证，发现是半真半假，那确实在部分产品类别，像手机和通讯产品，中国现在在全球出口的市场份额略有下滑，确实有一些工厂搬到了所谓的印度、东南亚。
然而，我们统计了中国出口的12个主要门类，这12个门类里面，苹果产业链只是其中一项，现在有更多更大的门类，比如说汽车产业链、高精尖的资本品、工业机器人、锂电池、新三样等等。在除了手机通讯产品之外的12个门类里面的其他11项，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过去6年都是不降反升的，这是因为企业不再满足于只是组装手机，大家朝着附加值更高的方向去攀升，做到了越生产越来越高精尖的产品，甚至跟欧洲、跟发达国家竞争，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升级的方式部分抵消了关税对中低端产品出口的影响。
所以，只要看到这两点，就可以想到，即便这一轮还有特朗普2.0阶段的关税，中国企业和产业链应对起来，是更有经验的，产生的对经济的影响一定是比18年到19年要小一些的。当然这里面大家也担心，万一特朗普他不只是对华单打独斗，他要全面出击，对全世界其他地方也加关税。譬如说，他已经通过发推特、社交媒体等方式威胁要对墨西哥加关税。如果说他对墨西哥、对欧洲、对东南亚都加上关税，是不是过去6年多，中国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好不容易要实现产业链多元化的一些努力，又付诸东流了？
这当然是一个风险，但是正如刚才我们开场提到的，形势比人强，对于美国新一届政府来讲，它如果上来就气势汹汹的，不只是对华单打独斗加关税，而且是全面出击，那它也会最终掂量一下，对于美国通胀、经济增长、企业信心甚至股市的冲击。
因为中国企业应对企业关税已经有经验了。但如果是全球其他地方，都要应对美国的关税战造成的信心的冲击，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冲击就远远大于2018年了。我们也通过经济学家的团队测算过，如果这些政纲都得到落实，同时对其他所有国家都加10%~20%的关税，那么美国未来的通胀可能会上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在两年之后可能会下行1.4个百分点，那这种组合，经济下行、通胀上行，相信也是比较重视市场反馈的，特朗普新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有这种风险，但我们认为它还不是一个基准情形，只是值得关注。
说了那么多美国的情况对中国的影响，总结一下就是，关税对中国的影响要比18、19年更温和，中国企业应对起来更有经验。
但是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地缘政治形势上的摩擦，比如说美国这一次的新政府，任命了很多咄咄逼人的官员，他不只是关税上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念，甚至在限制资本市场的投资，限制科技领域的竞争，出口的管制也是比较鹰派、咄咄逼人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我想中国要打破特朗普2.0阶段的外部压力，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也正是特朗普1.0阶段，2017~2020年，尽管中国也遭遇了外部的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的各种压力，但实际上当时把这个压力转化成了动力。在17~20年，大家可能记忆犹新，不管是从国内经济还是资本市场的表现，总体来讲还是相当抢眼的，抵御出了外部的压力。
这里面有很多政策既采取了短期的刺激，比如说2018年下半年之后，我们对影子银行的清理更加舒缓，对房地产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更多的是改革的心态。比如说18年上半年曾经出现过一些民营企业由于股权质押危机，内心比较脆弱，包括当时市场上也流传一种声音，“国进、民退”。但是到了18年的10月、11月，决策层非常果断的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比如说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一些政策的出台宣讲，来恢复企业家信心，再结合刚才讲到的短期刺激政策，一举使得经历了18年的贸易摩擦之后，19年、20年总体中国经济和市场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表现得非常抢眼。
924政策只是一个序曲，而不是终章
如果有这些经验的话，那大家就能想到，9月24号以来，已经有一揽子的政策转向，那么在经历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吹响了第二轮政策的号角之后，后续的政策力度够不够？要实现的效果是怎样？我想这还要回溯到为什么9月份产生了这一轮政策的转向。
在华尔街见闻的其他的一些活动里面，我跟见闻的主编以及邀请过来的专家也曾经聊过，在9月之初，我们是主要的研究机构中，第一个来预判政策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转向的研究机构。但是当时依据的是什么呢？我想就是经历了2018年以来的种种变化之后，在外资界，在一些企业家界，往往蔓延着一种偏悲观的论述基调，认为进入了新时代之后，中国尽管明面上是发展和安全并重、统筹，但是很多投资者担心变成了安全大于发展，发展褪居次席，导致很多政策可能不会因为经济数据的变动而做出及时的调整，因为安全大于一切，企业家和投资者是想分享发展的红利的，如果说发展趋于次席之后，它很显然心态上就变得悲观谨慎了。
但是我们是不大认同这种基调的，因为即便是进入了新时代，发展和安全要统筹并重，但是有一个认识不会变，那就是发展是安全的基石。因为必须有经济的改善，人民找到好的工作，老百姓的就业预期改善，收入往上走，有美好生活的进步，才更容易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石。
正是由于这个框架，在过去半年多，我和我的团队也一直在内部研发、编制了反映普罗大众对经济问题通胀通缩问题、资产价格上行下行问题的一个指数，叫做大摩社会感知系数。那这个系数的好处就在于，来回答在这个新的框架之下，发展还是安全的基石，那只要考虑到这一点，决策层一定会对民生的反馈做出比较灵敏的反应，进行经济政策乃至改革政策的重大调整。
那这个指数当然是基于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就业的情况、收入信心的预期调研、底层的一些福利保障的情况，和劳资纠纷等等。那么这个指数在历史上，每每进入一个相对比较软的区间水平之后，都能触发经济政治的重大调整，不管是2015年下半年，还是2022年年底，那进入今年的八九月份之后，这个指数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疲软的区间水平，距离15年下半年和22年年底一步之遥。正是因为如此，我相信决策层收到了足够多的民生的反馈，做出了9月份之后一揽子政策的安排。也就是说，这一揽子政策的出发点和它的宗旨是为了全面改善社会民生，使得地方政府的运转恢复良性，以及使得老百姓对于物价和资产价格的预期迈向正循环。
这三大目标，每一个都不容易，每一个都比GDP数字短期保一个5，要更艰难得多。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深刻认识到924次以来的第一轮政策，它只是一个序曲，而不是终章，因为第一轮政策，主要还是以货币政策和财政中的一些关于解决存量债务问题、重组债务为主，它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打破思维定式，已见胜利曙光
从去年7月份以来，我和我的团队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如何走出通缩、摆脱“3D”问题，即债务、通缩、人口，要打破这些结构性的约束，摆脱通缩，从去年7月份以来，我们做的框架主要就是要靠三部曲的实现。
这三部曲包含了重组债务，就是解决存量的地方隐形债和房地产债务问题。刺激经济，特别是刺激消费，使得整个经济的结构向消费转型，以及改革稳信心，让民营企业，让地方政府的营商环境恢复正常。
这三部曲从去年7月到今年9月份之间，一开始进展是比较慢的，但是经历了924以来的一系列政策转向，至少在第一步，重组债务上是大大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那现在来看整个进度条就是实现这三部曲，摆脱通缩，可能已经进度到40%左右了，比此前的进度要快了很多，当然还不够，因为剩下的两部曲，那就是刺激经济，特别是刺激消费以及改革稳定企业家信心，那大家可能还在观察，还在企盼。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吹响了第二轮政策的号角，大家也读到它的公告，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非常规政策的一些取向的定位，可谓是十几年来未有之积极。那到底它意味着什么呢？我想部分意味着，决策层正在尝试去打破过去约束自己的三大思维定式，迈出新的一步，尝试新的政策，来打破通缩。
这三大思维定式呢，因为在座的不少也看过华尔街见闻的一些访谈节目，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从去年底到现在，我们在不同的场合研究谈论的也比较多了。第一点，比如说对财政力度的思维定式，过往我们对中央财政的力度是比较谨慎，量入为出的，总觉得赤字率要安排在3%左右的上下限，不愿意做比较强力的中央刺激。但是全世界各国基本上抛弃了这种过去的金科玉律，都采取比较强力的中央财政的刺激。
第二点则是政策发力的方向。过去20年我们比较适应的是供给端发力，搞基础建设投资，搞产能改造，但是对消费端往往不够重视。那现在考虑到在供给端，中国的基建也好，产能也罢，多多少少有些过剩了，根据投资的回报，回报率越来越弱，是不是及时的转向刺激消费？
第三个思维定式则是，在这个过程中刺激消费有两个难点，一个是中国的储蓄率太高，老百姓有后顾之忧，不愿意花钱。第二是现在房地产还处于下行，这种负财富效应也约束了消费倾向。打破这两点都需要抛弃道德风险的距离，比如说要给农民工战略的中低收入群体建立比较良好的社会保障福利，那会不会过去我们太担心，一旦福利制度铺开了，对财政的影响，以及对大家的积极性的影响，会不会养懒人，这是一种道德风险，要抛弃。
第二点则是在房地产下行的过程中，是不是要动用中央政府的财政，资产负债表来介入，来帮助缩短这些痛苦的调整周期，实现不仅仅是救项目，还要救主体。这也是道德风险的辩论，还在拘留于大家的思路。
打破这三大思维定式，我们看到了一些曙光，那就是经济工作会议在种种表述方面似乎迈开了半步，比如说财政赤字，我相信2025年的财政赤字的安排会比24年上一个台阶，特别是官方的预算赤字率，一举打破3%上下的约束，给市场一个信心。
第二则是在发力方向上，尽管明年整体的财政方案里面，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设备更新、产能改造、基础建设的投资，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增加于消费刺激，包括对于消费体以旧换新的扩容，包括对于一些中低收入群体和生育群体的补贴。我相信会在25年出炉，也就显示了我们在逐步的试水，把过去的刺激力度过于聚焦建设端，转型到消费端。
最后则是道德风险的打破。我们也注意到，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在提倡要对2.5亿农民工在内的群体，在常驻人口居住地提供社保福利，提供户口，像小孩的入园、看病以及保障性住房，这些户口福利如果能够通过中央财政的方式去注资，来补上社保里面的亏空，实现农民工的落户，我想这是重大的一个利好消息，标志着我们彻底打破了三大思维定式的约束。
有了这些曙光，我就比较看好924以来的这个转向，它不是为了某个季度GDP数据的保底，它是为了实现一揽子社会民生的全面好转，实现地方政府的良性运转，实现老百姓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预期迈向正循环。实现起来不容易。所以有了第一步重组债务，就会有第二步财政的真金白银刺激消费，甚至将来会迈出第三步，那就是如何进行改革，稳定企业家的信心。
总的来讲，25年到26年可能是中国逐步在艰难探索这些政策，形成合力，最终打破通缩的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一开始经济的预期，企业的盈利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循环，那我们该怎么办？这就牵涉到今天我讲的最后一个话题，那么还在艰难调整的过程中打破通缩有了曙光，决策层的认知在不断的深化。但是距离形成一些专家学者不断呼吁的，把短期的刺激和长期的改革结合起来，动辄十万亿之巨的最优的组合方案还有一段的距离。
那在这一两年的调整过程中，大家作为企业家、投资人、个人该怎么办？我想也不用过于悲观，因为中国的体量比较大，结构性调整的机会，哪怕它的增量增速不如过往，存量调整的机会还是比比皆是。我们比较了中国跟日本的异同，尽管大家都很担心中国陷入日本式的通缩陷阱，但是日本在95年正式陷入通缩之际，第一，它的城市化已经完全到头了。第二，它的人均收入当时高于美国，没有任何追赶效应，也就是说潜在增速比较低了。第三，房地产的泡沫程度在日本是极大的，所以地产的下行对它经济的伤害程度是全球比较罕见的。
中国在这三个层面都优异于日本。首先我们的城市化还在进行当中，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随着中国农村和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不需要1/3的人口还被捆绑在农村，所以我们的城市化率会进一步的提升，到接近发达国家的75%，甚至80左右。在这个过程中，人口流入这些中大型的城市、省会级城市和珠江三角洲、长三角会继续形成生产力的促进效应。
第二，中国的人均收入当前是美国的1/7，远远不像90年代日本当时人均GDP一度赶超了美国，那中国相对还穷一点。这里面也有好处，就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改善的预期，企业家对于进行产业往上卷，进行更有价值链的这种出口的卷的程度，都远远的优于日本。大家还处于在追赶阶段，所以中国的潜在增速比日本当时要强。
最后就是房地产的下行造成的危害。日本在90年、91年房地产泡沫是处于全世界罕见的水平，当时它的房地产价值占到了GDP的5~6倍的水平，所以一旦跌下来了，很多参与了房地产泡沫的企业，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深受其害。未来十几年出现了资产负债表示衰退，要还债。中国哪怕是在房地产的顶点，2020年房地产全国的存量价值也只占到我们GDP总量的230%，远远的低于当时的日本，所以泡沫程度不及日本。在下行的过程中，尽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受损，但是广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实际上参与房地产泡沫的程度不深，受伤也不深，还有潜力继续挖掘。
人工智能、机器人、绿色能源……中国市场不乏结构性的机会
从这几个经验讲起来，中国是有独特的优势，可以让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继续扎根。让大家寻找一些结构性的投资机会，我就总结了三个机会。
首先是人工智能AI的落地阶段，其次是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崛起和广泛使用，第三是绿色能源转型。
第一个机会听起来好像在美国正如火如荼的发生，那就是AI。然而AI现在在2025年到26年，我们判断会进入一个落地应用阶段，之后中国独特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后发制人，尽管在芯片领域美国是领先的，但是一旦进入应用阶段，大家往往考量的不再是简单的芯片和模型，更多的是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场景，和消费者和企业端的结合。
这方面，经历过移动互联网阶段的投资者都很清楚，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说我在香港，大家经常使用国内和海外的AI工具进行比较，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各有千秋。但是美国的不管是OpenAI的ChatGPT还是Google的这些工具，它还是过于强调对企业端，形成跟企业深度捆绑的生产力的结合。
而中国的这些AI工具，不管是豆包还是Kimi，大家会发现比较强调跟消费者端的结合，甚至很具有生活性、趣味性、娱乐性，这个往往就是在应用阶段，中国有一些独辟蹊径的手段，让它形成一种针对消费者killerAPP迅速的推广开来，那数据是海量的，应用场景是多元的，这是后发制人的现象。
同样，除了AI的应用落地阶段，中国的独特弯道超车的优势以外，第二个则是机器人。机器人存在很久了，但是正因为有了AI，大家现在对于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崛起充满了希望。因为它可以通过大语言模型的应用，使得机器人对外在的环境作出实时的反应，第一次具备了在一些行业替代人工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重复性比较高，危险度比较强，同时劳动强度也比较大的这些行业。
我们总结一下有5个行业，比如说农业、采矿业、建筑维修业、路面清洁业和餐饮业，都是比较适合应用人形机器人的。但是大家也知道在美国大选期间出尽风头的马斯克，他强调他的公司要转型更多的做人形机器人。然而，他们推出的optimusgen2，现在物料成本就高达5万到6万美元，所以在美国、在全球算不过来账，尽管有潜在的需求，但是太贵了。
然而，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上下游领域的独特的产业优势是巨大的，特别是在零部件，在组装各方面，一旦这种全球对人形机器人的潜在的需求跟中国的产业链结合，可以迅速的把每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从5、6万美元降到2万美元左右，那就能算得过来账了，可以铺得开了，也许在未来5~8年，有高达800万个人形机器人的潜在需求，4000亿美元左右的市场，这也会为中国的企业继续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
最后，则是绿色能源转型。这块其实大家已经很有信心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特朗普2.0版本，它还有一条政纲，就是它对于这些绿色转型新能源不太感冒，它甚至可能会去修改美国拜登政府推出来的通胀平减法案，里面支持新能源的很多政策。这个对中国也不是坏事，因为全球其他地方，还是对新能源转型孜孜以求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管是从已经先发积累起来的技术优势，还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可能对巴黎减排协议的退群，中国可以去试图修复跟欧洲，跟其他地方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减少贸易摩擦的风险，实现共赢。
我觉得新能源转型领域，大家也会看到中国企业继续高歌猛进的全球扩张，这三个就是新质生产力，目前能看到的在中国扎根落地的一些行业，也是我们一些比较粗浅的认识。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打西边来了一个特朗普2.0”，它的政纲对中国、对全球的影响，拓展到924以来的一系列政策，经历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号角之后，下一步它的宗旨、可能期盼的政策力度，以及最终落脚到，未来几年可以投资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方向，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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