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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鲁迅先生是身处同一个时代，却深耕于不同领域的风云人物。
直到鲁迅先生逝去后，周总理开始频繁地参加鲁迅先生逝世的纪念活动。
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人还有另一层关系，周总理和鲁迅先生竟是同宗同源的亲戚，周总理还得管鲁迅先生称呼为“叔叔”。
新中国建立后，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受邀来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中做客，一进门，周总理就起身热切地握住了许广平的手，笑着说道：“广平同志，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
许广平年纪要比周总理小得多，忙不迭地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
周总理生长于江苏淮安，而鲁迅先生生于浙江绍兴。周总理的这番话使得许广平深感疑惑，这其中是有何说法呢？
周恩来认亲
周总理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四面环水，咫尺往来皆须得舟楫的古朴水乡。但是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浙江绍兴人，一直以来证件或者表格中填写的籍贯一栏也是绍兴。
绍兴是周总理的祖居地，那里有祖坟，有家谱。周总理对于这里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也经常以绍兴人自居。
抗战胜利后，他在会见来访的美国记者李博曼时解释道：“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说来，我是浙江绍兴人。”
战争年代，戎马倥偬，但祖居地绍兴一直是周总理所牵挂的。1939年春，周总理终于有机会来到浙江。借名回乡祭祖扫墓，回到了他的祖屋——绍兴保佑桥百岁堂。
这座具有明代建筑式样的砖瓦平房——“百岁堂”，曾世居着周总理的祖辈。直到周总理的祖父到淮安做官时，举家北迁，远离了这里。
从他的高祖开始，周总理的家族就踏上了作幕生涯。他的曾祖父兄弟以及曾祖母樊氏、祖母鲁氏等家族也都以作幕为业。
周总理的祖辈兄弟在他们的培养和影响下，继而都来到了淮扬地区一带做师爷，形成了延续100多年的师爷世家。
1964年，春寒交替之际，周总理出访非洲10国以及阿尔巴尼亚。有一次，周总理送客人走下宾馆主楼台阶时，雨天路滑，不慎跌伤有旧疾的右手。
回国后，到成都请著名骨科专家郑怀贤先生治疗。
交谈中，郑怀贤问到周总理是哪儿人？周总理直截了当地道：“浙江绍兴人。”
随即笑着趣说道：“那儿出绍兴师爷。”
凭着直觉，周总理感觉到，自己与鲁迅先生可能是同宗同族。周总理在绍兴的本家亲属众多，于是他就格外注意地去了解他与鲁迅的关系，查询“百草堂”的周树人与自己“百岁堂”的周家是否同族关系，甚至为此查阅周家族谱。
可以看出，周总理对于血脉渊源关系有着割不断的情结，追本溯源。经过调查之后，他与鲁迅先生的关系终于搞清楚了，他们的确是同宗同族，为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
鲁迅先生属于周氏鱼化桥支履盆桥分支，周总理属于周氏鱼化桥支保佑桥分支。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系周总理祖母鲁氏父亲的堂侄女。按照辈分，鲁迅先生长他一辈。
如此看来，周总理与鲁迅先生同宗同族的实情毋庸置疑，他们不仅是同宗，还是本家远房亲戚。
抗战时期，在纪念鲁迅先生的集会上，他才提到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
1969年4月上旬，在党的“九大”召开期间，周总理来到北京饭店看望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时，亲切地同周建人聊天。他亲昵地说道：“建老，我已查过家谱，你是绍兴周氏二十世孙，我是绍兴周氏二十一世孙，你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哩。”
由此也可以窥得，在周总理的心目中，鲁迅先生很显然是他一直尊敬的本家长辈。这份桑梓之情也是周总理和鲁迅先生“神交”的情感基点。
神交之友
周总理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鲁迅先生小了十七岁。纵观整个历史阶段来看，他们也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中，彼此间也有着不少相同的地方。
他们的一生，业绩辉煌，各领“风骚”。周总理与鲁迅先生的出生地相隔千里，考其家世，却都出自绍兴城的周家。
周总理和鲁迅先生都出生于破落的封建家庭。周总理的祖父开始是做幕僚，后来当过淮安知县。但从周总理能记事时起，这个封建大家庭已经开始败落了。周恩来的父亲为人老实忠厚，常年在外做小职员，每月工资甚微，只能养活自己，还经常失业。
鲁迅先生的家庭也与此类似，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也当过知县，后来到北京做官，但因犯了科场案，被革了职，坐了牢。鲁迅先生的父亲受到株连，被革去了秀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自然也被取消了。从此，鲁迅先生出生的大家庭也败落了。
他们的相同之处数不胜数，实在是巧得很。他们的夫人，既邓颖超和许广平还是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
生前从未见过面的两个人，却有着相同的爱国赤子之心。他们都在青年时期，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留学扶桑。
鲁迅先生1902年赴日本后，第二年剪去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题诗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磬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中之情，掷地有声地诉说着鲁迅先生怦怦跳动的热烈爱国之情。
十五年后，周总理辞别亲友，由天津登船赴日本求学。1919年3月，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他毅然放弃学业，坚决回国。
望着祖国的方向，回国前夕，他有感而发，抒发满腔热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涛海亦英雄。”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周总理一生的动人写照。
他们相似的行动轨迹，作下的两首诗立意相同，都是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留学日本的时期虽然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日语老师松本龟田次郎。
鲁迅先生应共产党人之请在黄埔军校作演讲时，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此时又已经离开了广州。后来鲁迅先生到上海定居，过着半隐蔽的生活。上海地下党对鲁迅先生所作的工作也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只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相见。
道是无缘却有缘，虽然他们生前不曾见过一面，但他们的信念是相通的，对敌人嫉恶如仇，对人民鞠躬尽瘁，对祖国赤胆忠心，他们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鲁迅精神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如果没有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精神，是不能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而没有对光明的坚定信念，缺乏光明目标的指引，斗争就没有动力，不能持久。
这两种精神要素的结合在鲁迅先生身上完美体现。鲁迅先生长期以来“以笔为枪”的战斗生涯中，闪耀着民族精神的要素和闪光点，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高风亮节，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鲁迅先生逝世后，他的灵枢上覆盖了书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这是沈钧儒先生所书，也是中国人民对鲁迅先生最中肯贴切的评价。
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预见与确信光明将来的坚定信念，便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
周总理在鲁迅先生身上看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看到了鲁迅先生的伟大，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
鲁迅先生逝世后，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周总理在他紧张的政治生活中，都不遗余力、倾注心血，借各种机会，弘扬鲁迅精神，扩大鲁迅的影响。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为了争取民主与和平，周总理置身于虎穴龙潭，面对危机四伏的局势，依然没有忘记对鲁迅先生的纪念。
他多次参加纪念鲁迅逝世的活动，结合当时的革命任务和形势特点，作了很多题词、演说，传播鲁迅事迹，颂扬鲁迅精神。
1938年10月19日，在武汉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遍地，武汉也处在危急之中。国难当头，战事紧迫，尽管情势危急，周总理依旧在百忙之中抽身出席纪念活动。
身形消瘦的周总理走到鲁迅像前，声音有些嘶哑，却又格外沉着。正是因为抗战危机，才更需要纪念鲁迅。周总理的话掷地有声。
他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盛赞鲁迅先生为铁骨铮铮的“劲草忠臣”，特别提倡“疾风知劲草”的鲁迅精神，鼓舞着人们抗战。
他题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兴起在即，重庆乌云密布，周总理毅然出席在重庆召开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会议。周总理在演说中高度赞扬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鼓励当时处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家学习鲁迅精神，加强团结，一起打击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时，八年抗战已经胜利完成，周总理在会上提出抗战胜利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要求大家要有鲁迅先生说的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人跟上去的精神，一代又一代地奋斗下去。
在上海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时，忙碌于国事的周总理直到下午才赶到会场。周总理准备发表演说是，全场掌声经久不息，致使周总理立于台前良久无法发言，群众的热情高涨可见一斑。
周总理在鲁迅先生像前，慷慨激昂地立誓：“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第二日，周总理专程前往上海西郊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他在濛濛细雨中，在鲁迅先生墓旁亲手栽种下一棵柏树，敬仰鲁迅先生意念永存。
周总理反复引用了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表示对敌人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人民要像对孺子一样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因为同乡同族关系，周总理自然会对鲁迅先生多一份亲近感。但对鲁迅先生恒久不变的尊重与敬佩，当然不是仅仅局限于地域观念和家族情感，而更多的是出于对鲁迅精神的认同、折服与崇尚。
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的书架上一直摆放着《鲁迅全集》，是周总理一直情有独钟翻看的书籍。
新中国建立后，周总理日理万机，依旧没有忘怀对鲁迅先生的追思。他对鲁迅纪念馆的建设十分关心，还专门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在这之前还批示同意，让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鲁迅夫人徐广平去上海直导纪念馆筹备工作，并约其一同参观纪念馆。
周总理对鲁迅精神推崇备至，不仅是热切弘扬鲁迅精神，自己更是切身力行。他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瞻仰。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名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这是周总理战斗一生的动人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