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内战不到两年，国民党军队损失好几百万，蒋介石为了稳定华北局面，权衡再三，只好让当时华北实力最强的傅作义当上了华北“剿匪”总司令，并留下一些中央军和其他一些杂牌军，统统交给他指挥，以示信任。
傅作义在弹庆贺的时候清醒地看到，偌大一个天津城，却没有一个得力的指挥官，此时此刻，他自然想到了与他出生入死的爱将陈长捷。
但是陈长捷奉好大哥的命令驻守天津，但他的好大哥却最后起义了，让他尽到了功德林中，经过多年的改造陈长捷作为第一批特赦的将领重新回到社会。
但是九年后1968年，却选择了杀妻后自尽，临终时大喊：“天杀的傅作义出卖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陈长捷天津被活捉
1947年12月，在傅作义的推荐下，陈长捷被蒋介石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但是陈长捷满怀信心地对傅作义说：“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必定万无一失。”
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在1948年11月23日进军天津，总前委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
在解放军攻城准备即将就绪时，中共中央军委通过天津前线司令部以罗荣桓的名义于1949年1月6日致信陈长捷，劝其仿效郑洞国，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和平解决天津问题。
陈长捷灵机一动，认为这是利于谈判摸清解放军攻天津动向和借故拖延时间的机会，还可以借此讨价还价，保存实力。
于是陈长捷派代表出城谈判，刘亚楼深知陈长捷是国民党军人的顽固派，为扼制其嚣张气焰，必须先发制人，迫其就范。
1月9日，刘亚楼在谈判中根据中央军委和天津前线司令部有关指示，首先向对方提出了谈判条件，即解放军希望和平解放天津问题。
天津国民党军应该自动放下武器，我方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与行动这自由，如不自动放下武器，我方将按计划进攻天津，城破之日，受邀反动分子将受到严重的惩罚，天津守军迟在11日上午8时前开始放下武器。
陈长捷的代表只好附身贴耳，答应回城如实汇报，10日，陈长捷又派代表出城谈判，声言同意放下武器，但应该推迟时间，刘亚楼识破了陈长捷的缓兵之计，当即答复，决不允许无故拖延时间，为了给你们必要的准备时间，准许推迟10个小时，即11日18时开始放下武器。
刘亚楼为了表示我方仁至义尽，还向对方指出，如陈长捷有诚意，只是两个军不愿放下武器，这陈长捷可让出所属阵地，由解放军胁迫两军缴械，陈长捷明知道刘亚楼的严正警告是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最后通牒，而陈长捷却表示：“军人绝难缴械，放下武器则不可能”，从而拒绝了和平谈判条件。
1月13日，谈判规定的时限已到，陈长捷仍然拒绝放下武器，刘亚楼则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和预定的部署，于14日10时向天津发起攻击。
随着三发绿色信号弹弹升起，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天津城防发起了总攻，见到信号弹，上千门火炮一齐怒吼起来，10分钟后，天津重要城防全面崩溃，随后在火炮，坦克的掩护下，西集团由和平门至南运河一线发起进攻，东集团由王串场，民权门一带发起进攻。
至11时，东西两支主力部队分别突破阵前城垣和防御工事，直插既定目标，下午1时，南集团由尖山一线突破，从南向北迅速发展，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奋勇进攻，
陈长捷情绪低落，言语不多，只是说“共军”的大炮很厉害，四周的工事基本被摧毁，自己的部队如何不怕死，正在努力和共军拼命，傅作义安慰他说，只要把今天顶过去就有办法，相信陈长捷是有所作为的，陈长捷说：“傅长官放心，我会尽力而为的，核心工事很坚固，就是和共军拼巷战也可以撑几天……”
正说着，突然冲进几个人来，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吼声：“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陈长捷和他副司令秋宗鼎等20多名参谋人员只好交出武器，束手就擒，陈长捷被俘后，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而此时陈长捷的老大哥傅作义已经成为共和国的水利部部长。
杀妻自尽
陈长捷被俘后，作为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还前往功德林看望陈长捷，陈长捷对此十分不满，对傅作义依旧怀有很大的怨恨。
陈长捷当了俘虏后回忆时所说：“傅作义在无线电上得到解放军宣布捷报“突入天津市”而震动关心，由傅作义那方向我急通的无线电话，我和傅作义通话尚未完，一个解放军的副营长只带了几个战斗员，已经站到我的后面了，我就是这样被俘于我问的指挥所地下室里面的。”
1959年12月，陈长捷作为首批获得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被释放出来，之后在中央的安排下，陈长捷被安排在上海政协秘书处工作，为此陈长捷表示：
“政府现在给了我公民的身份，我就应该从最底层的公民做起。”
但九年会后，陈长捷的生活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当时，包括陈长捷在内的昔日国民党将领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
陈长捷不堪重辱，他将患病的妻子用菜刀杀死后，随后选择自尽，临终前，陈长捷一直念叨着傅作义，他大喊道：“天杀的傅作义，我上当了……”
1979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宣布为陈长捷讨回公道，骨灰移放到上海龙华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