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连续三年的极端自然灾害是导致大规模饥荒的关键因素。
1959年，中国遭遇了五十年代最为严峻的自然灾害挑战，受灾范围广泛，波及4463万公顷土地，致使8043万人深受其害，这一数字远超1949年至1958年的年均受灾人数80%以上。
紧接着，1960年，全国又经历了一场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北方地区持续干旱，部分区域几乎一整年未见雨滴，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长时间断流；而东部沿海地区则暴雨连连，洪水肆虐。
短短五个月内，东南部沿海区域遭遇了11次台风侵袭，远超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甚至长达10至20小时，是往年平均数的三倍之多。
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11个省份受灾严重，受灾面积达993.3万公顷，直接导致5000余人丧生，全国受灾总面积更是高达6546万公顷。
到了1961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依然未散，全国再次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侵袭，受灾面积达到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的灾情。特别是河北、山东、河南这三个粮食主产区，小麦产量在1960年的低基数上再降50%。
同时，江南的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也遭遇了暴雨洪水的侵袭，多个县市被淹。海河、黄河平原的暴雨更是百年难遇，河北、山东的部分地区受灾严重，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54%，近百万公顷的土地颗粒无收。
直到9月，山东聊城、河北沧州仍有数千个村庄被洪水围困，280万人面临断粮危机。此外，东北的松花江流域也因洪水泛滥，导致7万公顷农田绝收。
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和安徽等地也频繁遭受台风袭击，洪水淹没大片农田，造成的死亡人数和损失均超过往年。
然而，除了自然灾害的肆虐，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三面红旗”在实施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也是导致三年饥荒的重要原因。当时，“浮夸风”盛行，各地纷纷上报不切实际的粮食高产数据，直接导致了“高征购”政策的出台。
例如，某地上报一亩地能产两千斤粮食，那么按照50%的征购率，就需要征购一千斤。但实际上，很多地方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征购之后农民就几乎无粮可剩。
同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影响下，国务院在1959年的粮食生产计划中盲目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与1958年相比，总播种面积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更是减少了20%，即减少了1亿1千万亩。这种大规模缩减粮食播种面积的做法，无疑为日后的全国性粮食危机埋下了伏笔。
“浮夸风”的严重程度在当时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例如，河北徐水的一个报道中，竟然声称一亩山药能产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能重达五百斤，小麦亩产可达十二万斤，谷子亩产两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等。
这些荒谬的数据不仅令人咋舌，更反映出当时浮夸风的盛行程度。当毛主席得知这些情况后，严厉批评了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并指示不要宣传这种浮夸的典型。
此外，“公共食堂”的兴起也加剧了粮食的浪费。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纷纷大办供给制公共食堂，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
然而，事实上，“放开肚皮吃饭”并没有带来“鼓足干劲生产”的结果，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浪费。毛主席在考察时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要加强公共食堂的管理，学会勤俭过日子。
同时，为了偿还苏联的巨额外债，新中国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口农副产品以抵债。
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粮食短缺问题。在1959年和1960年，全国出口粮食征购量均达到了较高水平。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宝贵的。如果当时位于一线的领导同志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三面红旗”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如果在两次重要会议期间，中央和各大局领导能够形成共识并合理纠错；如果庐山会议之后没有大张旗鼓地反右倾；如果没有实行“高征购”政策和大幅减少粮食播种面积；那么“三年饥饿”或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