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归于宁静，父母终将离我们而去，而“我们”也因此成为大人。一本书三代人，从费孝通笔下“搬不动的土地”迁移进入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同一场景下，每代人都在默默演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命史。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李经中先生新作《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中，作者对自己热爱的公益事业并未着一墨，相反，却以朴实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了父母与自己、孙辈共同走过的生命历程，这段生命历程不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同时也以“我”的视角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进行的真实记录和微观还原，而作者自己多年从事社会建设实践的经验，也为书中许多细节回想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史意义。
《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 李经中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
美国学者施特劳斯和豪尔曾提出一个奇怪的观点：“世界即一个群体，可以按生命长度进行划分。”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世代》和《第四次转折》两本书中以80年循环（大约是人一辈子的时间）看待社会发展史，认为每一个80年循环都会出现4个转折点，分别是“高昂”（high）、“觉醒”（awakening）、“解体”（unraveling）和“危机”（crisis）。
比如二战后美国社会80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高昂”情绪阶段，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觉醒”思潮阶段，以及随之产生的个人主义、导致制度和共同价值观的“解体”阶段，最终被带入现在的“危机”阶段。
施特劳斯和豪尔这种“世代循环观”以宿命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发展，受到后人的批判，但其将社会发展与个人命运结合的分析方法却受到社会学家们的肯定。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不同世代的共同努力，同时也为不同世代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埃尔德用美国奥克兰167个孩子的追踪数据分析了大萧条一代的成长经历，发现经济受损能够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斗志和适应能力；
周雪光、侯立仁两位社会学家用生命历程的方法分析中国“上山下乡”一代的返城之路，看到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体的主动性仍然能够为未来的发展争取到更多的可能性；
同样，日本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比较了出生于战后日本的“团块世代”及其子女“团块二世代”，提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国家刺激政策不断失灵，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老龄化和少子化，年轻人丧失了上进心和欲望，才导致整个社会的迷惘和困惑。
在众多关于世代与社会发展的著作中，李经中的大作令人印象格外深刻，原因之一在于以小见大的微观视角。作者从童年记忆中的乡土社会说起，既有祭祀祖宗的猪头，造福乡里的瓢神，端午辟邪的雄黄酒和烧纸钱上坟的传统仪式，也有插秧、挑堤、交公粮的集体化劳作。
辛苦劳作之余，父辈大家庭形成自己的发展策略，建立起家庭教育和养老照顾“互助组”，在这个“互助组”的支持下，原本传统乡土社会一些亘古不变的固定轨迹被打破。
首先，帮助原生家庭平安渡过动荡年代,背景下的种种灾难性事件，大家一起出钱出力出人，把桀骜不逊的主人公和表弟送进大学，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代际更替。
其次，隔代家庭顺利完成历史使命，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尤其令人感触的是，出生于1940年代的“40后”，放弃了故土和田园，在花甲之年，从江汉平原来到上海这座陌生的大城市，两进两出，“秋千”一般在城乡生活方式中来回切换，主要原因和动力是为了子女家庭的幸福。从原本坐车都要晕，不会操作家用电器的老人，到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后，又在垂暮之年回到乡村，完成自己的生命终结。
传统与现代在这个家庭中获得一种奇妙的平衡：父权制主干家庭在现代文明的冲击洗礼下，逐渐消解、演变转化成为夫妻轴、子女轴为重的扩大型核心家庭。这些从微观视角得到的“情境化”深描，是宏观发展研究和数据无法深入的细节。
作品令人回味的原因之二在于，双重镜像背后所隐含的发展动力。作者所记录的1980年代到2020年代，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年代，现代化的印迹深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物质资源实现了从匮乏到丰富的大发展，GDP总量从1980年的全世界第13位提高到第2位，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12600美元，作者也从自由奔跑不愿读书的“野孩子”成为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公益事业的领头雁。
其次，短短四十年间中国社会迅速发展，既有《繁花》里宝总和汪小姐等大城市精英的贡献，也有本书中60后寒门弟子和“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村父辈的默默推动。“60后”成长的年代，年青人不再像长辈一样守着“搬不动的土地”过活，相反，流动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显著的特点。
和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日趋保守静止的趋势不同，开革发放后的中国是“大流动大发展”的时代，从西部往东部，从乡村到城市，从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在这个流动开放的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个体生命与社会发展共生共荣。费孝通先生描摹的传统乡土中国的“宁静”被完全打破，喧嚣和竞争成为时代的主线。
和经济匮乏时期或大萧条时期不同，“父母的两个世界”都是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作者笔下，我们看到平凡又伟大的父母如何在艰苦年代里养育“60后”，又看到现代化进程里父慈子孝，“60后”如何反哺“40后”、两代人又如何以克制团结、互相尊重的态度共同培养“90后”。
小家庭的发展脉络既延续了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也具有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结合，个人生命历程与中国现代化历程共融，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第三种独特印象来自于朴实叙事所反映的“平等融合观”。作品开篇引用了印度诗人卡比尔的诗《一架秋千》“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心灵搭了一架秋千……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世界，都在秋千上摇荡，从不停息……”在作者心目中，家与国、城与乡、户籍与非户籍，这些不同的场域，都应该是平等交融的世界。
长期以来，理论界在讨论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关系的时候，有三种论点，一是融入观，认为外来移民应该主动积极融入主流社会，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二是熔炉观，认为异质性的群体会不断冲突交流直到形成新群体，三是马赛克观，认为不同群体可以互相嵌入，互不交融，形成多元包容的拼盘。
而老李夫妇的城乡融合之路却带来新的启迪，原来除了融入、熔炉和马赛克，还存在一种“以行动为中心”的平等融合路径，城乡群体完全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选择性，不被排斥，也不强迫融入，海纳百川的城市帮助新市民解决当下的难题，运转良好的社会提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政策环境和生活方式。
新市民以积极的态度适应新生活，小学文化程度的老李夫妇在晚年也可以重启人生，突破语言关、衣着关、饮食关、交通关、医疗关，学习和发现城市生活的魅力所在；作者夫妻为了父母来沪有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努力工作贷款购房置换，奔波千里让老人病有所治；政府致力解决外来人员的公共服务问题，实现异地医疗保障衔接、加强外来人员权益保障立法和养老看护；而当老人想落叶归根时，小家庭也支持他们，重回故土去寻找生命的慰藉和价值的皈依。
有选择的人生才是完满，放手也是一种尊重和感恩，字里行间作者表面的淡然释怀下所想表达的这种现代价值，想必也是其心目中理想家庭的家风家教的一种传承。
（包蕾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