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南京城里秋意渐浓,梧桐叶开始泛黄,片片飘落。许世友将军此时正赋闲在家,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他每日练练书法,打打拳,偶尔和老战友们通个电话,回忆回忆峥嵘岁月,日子过得平静而惬意。

这一天,电话铃声打破了午后的静谧。许世友拿起听筒,爽朗的笑声从电话那头传来,是老战友陈锡联的声音。“老许啊,在家怎么样?是不是闲得慌啊?”陈锡联打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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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

“哈哈,你老陈还不是一样,咱们现在啊,就安心在家养老吧!”许世友笑着回应,言语间充满了老友重逢的喜悦。

两人聊起了各自的退休生活,轻松而愉快。然而,就在这闲聊中,陈锡联突然语气一转,带着一丝沉重说道:“老许,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

“什么事儿啊,你这语气,弄得我心里怪不舒服的。”许世友不禁坐直了身子,心中隐隐升起一丝不安。

“王建安同志……上个月走了……”陈锡联的声音低沉下来,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你说什么?”许世友猛地站了起来,手中的听筒差点滑落。他怀疑是自己听错了,急切地追问道:“你说谁走了?老王?你再说一遍!”

“是王建安同志,他7月份的时候就……”陈锡联再次确认道,语气中充满了惋惜和悲伤。

电话那头的声音仿佛一道惊雷,在许世友耳边炸响,他顿时感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阵发黑,手中的电话再也握不住,“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踉跄着后退了几步,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有“王建安走了”这几个字反复回荡。

许久,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颤抖着问道:“怎么走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他这个级别,好歹也要发个讣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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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

“唉……”电话那头的陈锡联长叹了一口气,将事情的原委娓娓道来。原来,王建安同志走得很突然,而他生前为人低调,坚决要求丧事从简,不搞任何仪式,不惊动任何人。家属遵照他的遗愿,没有开追悼会,没有送花圈,甚至没有通知生前好友,只是在事情处理完后,才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讣告。

“这个家伙,真是招人恨啊!”许世友听着,眼眶渐渐湿润,豆大的泪珠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滑落。他抹了一把眼泪,语气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

陈锡联心里清楚,王建安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一贯的作风,节俭、要强、奉献,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却唯独没有留给自己一丝一毫。

许世友和王建安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为何许世友会说这个家伙遭人恨呢?这就要从两人的特殊关系和抗大的那件事情说起了。

王建安是湖北红安人,许世友的家乡虽然被划到了河南新县,但是老将军自始至终都认为是自己是湖北麻城人,所以两个人算得上是老乡。

他们两个都参加过黄麻起义,而且之前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那就是都曾在吴佩孚的部队当兵。

相对来说,王建安的文化水平会更高,因此他在红军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政工干部,而且有不俗的指挥作战能力,是红四方面军公认的“军政兼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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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王建安升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次年7月,原红四军军长王宏坤调任方面军副参谋长,许世友接任军长,自此与王建安成为搭档。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大多数高级将领都进入了抗大学习,这其中也包括许世友和王建安。

随着西路军的失败,延安掀起了“批张运动”,很多四方面军的将领也被牵连其中,受了不少委屈。

性格刚烈的许世友气不过,联络了四方面军的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一共30多人,打算回到四川大巴山,投奔曾经的部下刘子才。

制定好行动方案和出走路线后,王建安却在关键时刻醒悟了,他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事,经思虑再三,向上级作了汇报。

最终,许世友等人被控制起来。经毛主席的批示,此事件的参与者都被从轻判处。其中,许世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而中途醒悟的王建安也被判了六个月。

从某种意义来讲,王建安的行为实际上是挽救了许世友等人。但是许世友并不买账,对王建安的“告密”始终耿耿于怀,此后也不再理睬王建安,即使见面了也不说话。这或许就是许世友说,这个家伙遭人恨的原因之一吧。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世友和王建安都战斗在齐鲁大地,一个是胶东军区司令员,另一个是鲁中军区司令员,虽说大家都同属山东军区,两人却鲜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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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在山东

许世友性烈如火,快人快语,认定的事情便如磐石般坚定不移。每次与王建安相遇,他总是冷眼相待,甚至怒斥王建安为“叛徒”,言辞激烈,毫不留情。

两人间的隔阂,自然逃不过毛主席的洞察。深谋远虑的毛主席深知,这两位都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将才,骁勇善战,智勇双全。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解放战争的号角即将吹响,正是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关键时刻。如果任由两人心存芥蒂,势必影响军心士气,更不利于作战指挥。

毛主席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批评教育,更没有用领导的权威强行“和稀泥”。他深谙人性,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唯有解开心结,才能真正化解矛盾。于是,他巧妙布局,准备借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为两人搭建和解的桥梁。

解放战争初期,攻打济南的战略计划摆上了毛主席的案头。这座历史名城,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易守难攻。攻克济南,对于我军来说意义重大,势在必得。而选择谁来担此重任,毛主席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人选。

他深知,许世友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攻坚战正是他的拿手好戏。而王建安足智多谋,善于谋划全局,运筹帷幄,如果能协助许世友,定能事半功倍。于是,他特意安排王建安担任攻城副总指挥,并特意将王建安叫到身边,将自己的良苦用心和盘托出。

听到毛主席语重心长的分析,感受到主席对自己和许世友的关心和期望,王建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主席这是在用心良苦地为他们创造和解的机会,用心良苦地化解他们之间的隔阂。王建安当即表示:“主席,您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把仗打好!”

听到王建安的郑重承诺,毛主席欣慰地笑了。他知道,这场仗不仅要打赢,更要打出我军的团结和气势。为了坚定两人的信心,也为了给这次合作增添一份特殊的意义,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很好,那我们就来一出《失空斩》!如果打不下济南,就先斩许世友,再打你军棍,我也请罪,官降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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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和毛主席

毛主席的一番话,看似玩笑,实则饱含着对两人的信任和期望。王建安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力以赴,与许世友并肩作战,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离开延安后,王建安马不停蹄地赶赴山东。此时,许世友正因腿疾复发,在烟台栖霞艾山汤疗养。当他接到中央的电报,得知毛主席点名让他担任济南战役总指挥时,心中顿时燃起熊熊战火,仿佛所有的病痛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主席亲自点将,这是何等的信任和荣耀!”许世友激动地挥舞着手臂,恨不得立刻飞到前线,率领部队攻城拔寨。他也知道,王建安将担任自己的副手,共同指挥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

许世友心中暗下决心:“主席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绝不能辜负他的期望。老王这次不计前嫌,来当我的助手,我更要和他精诚合作,打赢这场硬仗!”

于是,许世友提前结束了休养,急匆匆地赶往部队,投入到紧张的战前准备中。

王建安抵达济南城下时,许世友早已等候在那里。看到王建安风尘仆仆地赶来,许世友没有摆出总指挥的架子,而是快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王建安的手,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老王,你来了!你能来帮我,我心里踏实多了!”

一句“老王”,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也融化了多年来积压在两人之间的坚冰。王建安也被许世友的热情所感染,他紧紧握住许世友的手,激动地说:“老许,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们要齐心协力,打赢这场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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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为王建安

当晚,许世友特意吩咐炊事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为王建安接风洗尘。两人把酒言欢,回忆起当年在红四方面军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感慨万千。几杯酒下肚,所有的隔阂和误会都烟消云散,两人开怀畅谈,就如同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般。

“老王,我知道你过去受了不少委屈,我这个人脾气直,说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酒过三巡,许世友打开了话匣子,真诚地向王建安道歉。

“老许,都过去了,还提那些干什么!当年,我们都是为了革命,现在,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王建安举起酒杯,豪情万丈地说。

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果然,在“山东双雄”的密切配合下,我军经过八昼夜的浴血奋战,攻克了济南城,全歼守敌10万余人,活捉了包括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在内的国民党高级将领23名,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建国后,许世友和王建安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不一样的是,许世友仕途一帆风顺,连任大军区司令员25年,还三次进入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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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为王建安

而王建安作为一名战功卓著、资历较老的上将,却长期屈居副职,甚至不如一些中将、少将受到重用,连叶帅都曾对他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生前,他曾留下五条遗嘱:一是不开追悼会,二是不送花圈,三是不组织遗体告别,四是不通知好友,五是不请同志送遗体火化。

因此等王建安去世一个多月后,他的那些老战友和老部下才知道这个消息,大家都震惊不已。

许世友得知这个消息后,同样感到震惊,悲伤的同时,也说这家伙真是招人恨啊。他觉得王建安对自己太苛刻了。他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即使在病重的时候,也应该让老战友们知道,让他们有机会去看看他,陪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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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和夫人牛玉清

为了表达对老战友的哀思,许世友特意委托陈锡联代为前往王建安家中慰问,并转达他对王建安将军家人的问候和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