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仲宝，原越军第一军区第346师第246团第3营（该营战后被越南国会授予“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通信排无线电班班长。他的回忆录《高平前线-1979年2月》，是极为少见的越军老兵对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的长篇回忆，是了解当时越军情况的重要资料（他作为上传下达的通信兵，对作战情况非常熟悉）。现将其回忆录全文翻译连载，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在解决营房问题的同时，我们继续建设防御阵地，准备接收和训练新兵。晋升军衔和提升职务的弟兄们准备到新的单位担负新的任务，排长范华未和班长何忠利也准备去上任。我们排的1个排长和3个班长，徒步通信班班长阮文丹在战争中阵亡，现在阿未和阿利也要离开了，整个通信排就只剩下我是1975年入伍的人。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范华未和何忠利坐在一起闲聊。我们三人都知道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久了。我们聊到了各种各样的往事，从在北太省大慈县入伍分配到团通信连，到在河江地区修筑公路，再到刚刚过去的战争。漫无边际的聊天最后又回到了我的身上，为什么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得到奖励，没有晋升军衔，没有被提拔任职？我撇了撇嘴：“ 算了，伙计们！我也厌倦了，你们两个都要走了，我想他们也会让我退伍的。我的军旅生涯可能即将结束。至于为什么，谁知道呢，还有什么好知道的？”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刚刚走进门的助理参谋裴德寿听到了我们三个人的对话，他开口了。我们都把目光转向门口，只见阿寿的肩上背着一个背包，他被任命为连队干部。他是来向我们告别的，马上就要去新的单位工作。阿寿把背包放在桌子上，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你被指责和营主力失去联系掉队之后，不遵守纪律，不服从军衔最高者的命令，擅自带人与达那村的民军联系......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让你手下的士兵拿走老百姓的玉米和大米......”
我对阿寿说的话感到惊讶。在掉队，被中国军队包围的情况下，任何单位都只有到村子里去寻找食物，收集老百姓留下的土豆、木薯和玉米吃，这样才有力气战斗，才能回到部队，因为当时没有补给。如果这样就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话……我突然感到焦虑和困惑。阿寿犹豫了一下，然后补充道：“最严重的是......你甚至被指控使用阿片！”
更令我惊讶的是，阿寿说，我的错误是一次营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讨论的，当时他们正在评议战争中集体和个人的功劳与战绩。阿寿没有详细说明，但是我明白了，指出我问题的人当然不是别人，正是阿遵中尉。我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我。我同样也无法解释这些事情到底有多错，到底对不对。阿遵中尉被晋升为上尉，并被任命为副营长。现在，他去了一个后方训练单位工作，该训练单位位于高平市附近的河安县。
在离开的时候，阿寿仍然在安慰我。我勉强地笑了笑，说 ：“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没什么好想的。祝你一路顺风，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像风筝一样扶摇直上。”阿寿离开了，我和阿利、阿未的闲聊也停止了，因为快到晚点名的时间了。我突然感到空虚而悲伤，我走出房门，穿过老邮局，朝着通往那迎村的路走去。出乎意料的是，我遇到了从那造村方向过来的营政治员（相当于我军的教导员）黄国营。
我向他打招呼，他看着我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又没有开口。据说，政治员黄国营已经晋升了军衔，并被任命为团长。但他还没有离开第3营，因为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我想祝贺他晋升，可是我也很尴尬。我猜他是要鼓励和安慰我，但像这样在街上见面，又不方便说话。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有些事情永远无法弄清楚是非对错。
战争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我们在战争中能够做到绝对理性吗？如果站得更高一些来审视我的观点，我显然犯了错误。因为我没有严格遵守部队的纪律条令，执行最高指挥员的所有命令。当中国军队对达那村形成包围态势时，我拒绝立即撤退，并试图留在那里和民军一起战斗。最糟糕的是让士兵们任意拿玉米和大米，抓老百姓的鱼。
尽管现在村民们不当回事不予追究，依旧是违反了群众纪律。如果仔细调查，我可能还有其他的错误，这样的想法令我更加感到焦虑。听说在谅山方向，一名士兵因为用枪射杀了老百姓的一头牛而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我的问题可能没有严重到要上军事法庭的地步，但万一受到警告或者批评，也是很糟糕的。在部队里，别人得到奖励，而我受到纪律处分，这算怎么回事？这种担心让我每天都情绪低落。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