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并称“民国三疯子”。
章太炎16岁参加“童子试”，时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章太炎面对此题，想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软弱无能，任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作威作福，这样的清国何“灿烂”之有？于是他挥毫疾书，将满腔积愤凝于笔端，最后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小时，章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他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再看其文，大骇。此时章正要步出考场，主考官拍案而起，喝止道：“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一片哗然。主考官怕事情闹大，便令两名差役将章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吓得面无人色，但章却神情自若。后黄侃的《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记录：“愤异族之君中国，即立志不仕进。”
章太炎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力主革命，时蔡元培请章到爱国学社做排满革命的讲演，讲演内容随后发表在《苏报》上，引起清政府的震怒。恰巧当时邹容写《革命军》一书，请章太炎为之作序。清廷便查封《苏报》和爱国学社，没收财产。因章太炎在序言中毫不客气地称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
因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当时，满清政府曾向西方列强许下了沪宁铁路的特权、白银10万两引渡章太炎、邹容，但在舆论重压下，西方列强称：“租界事，应当在租界处理。”章太炎等人的案件仍由列强的会审公廨审理，得以不被清廷引渡。
当时被清政府通缉的共有六人：蔡元培、章太炎、邹容、吴稚晖、陈范、宗仰。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纷纷出逃，蔡元培避难青岛，吴稚晖逃往欧洲，陈范东渡日本，宗仰则躲在上海的哈同花园。但章太炎哪里也不去，这晚，有人告诉他巡捕前来抓人的消息，章太炎毫不在乎，只说“小事扰扰”，随即就回屋睡觉。他还劝邹容不要躲，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第二天，外国巡捕再到爱国学社缉捕时，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对巡捕说：“章炳麟就是我。”然后痛快地被巡捕抓走了。当时邹容已成功地从后门逃脱，但章太炎在狱中写信劝他自首。邹容不忍结义大哥一人患难，第二天便前去自首。
章太炎被捕后，上海《新闻报》上有文章，嘲笑章太炎主动送上门，“不去为愚”。章看见此文后，写下《狱中答新闻报》一文，刊登在最后一期《苏报》上。章在文中称：在当今的时代，必须实行革命，而“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之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最后，章太炎嘲讽《新闻报》的记者说：“斥鹌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滚开吧！新闻记者。请看50年后，巍巍矗立于云表的铜像到底是我？还是你？坐以待之，用不着多说什么了！”从此文足见，章太炎当时就有杀身成仁的想法。
章太炎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新婚不久的章太炎顾不上蜜月，扔下新婚妻子，从上海跑到北京找袁世凯算账。临行前，妻子朋友均劝阻他，章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时为冬季，天气异常寒冷，章太炎足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下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直闯总统府。总统府的接待员让他出示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声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耐着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袁世凯还不见他，便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说罢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
之后，章太炎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能在宪兵教练处过夜。他满腔怒气耿耿难消，又指名道姓怒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大骂整夜，看守他的卫兵都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耳朵。
章太炎闯总统府还有一个版本，据说，章太炎到总统府后，投了一张一尺五寸长的名片，上面只写了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袁世凯一直不敢见章，只是派手下出来搪塞，结果被章太炎给骂了回去。为了表示愤怒，章太炎将总统府的招待室砸了个稀巴烂。见章太炎盛怒，袁无奈，派执法处长陆建章前来。据说，陆硬着头皮出来见章太炎，鞠躬说：“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今天派我来迎先生入见。”章太炎不疑有诈，便跟着陆建章上了马车，一路被骗至某军事废校，后移居龙泉寺。
章太炎
据说，章太炎被移往龙泉寺关押，杀人如麻、被人称作“陆屠夫”的陆建章亲自骑马在前开道以示恭敬，人们都感到奇怪，从没见过对一名囚徒如此礼遇的情况。问陆，陆回答说：他日太炎若能为我草一檄文，则我可少用十万兵马，安得不尊重。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便有当日同盟会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为向舆论交代，但又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将章太炎幽禁。
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亲自前来送锦缎被褥，但未敢面见章太炎，只是让人转交。章太炎觉得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便立即入室点燃香烟，将被褥上烧出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由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章太炎被软禁后，袁世凯曾要接章的家属来京与章同住，章以为是“诡术”，汤国梨也怀疑袁有什么阴谋，都谢绝了。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来看望章太炎，让章住到他的家中，章太炎默不作声，最后作罢。
章太炎开始并不知道他被软禁之事。一日，他乘车外出赴宴时，宪兵也跳上车，呈前后夹卫状，宴后归时，夹卫如故。章颇觉奇怪，问吴宗慈，吴没有如实告知。第二天，他去拜访胡培德，胡对他说：“此为袁世凯派来保护者。”章闻言大怒，抄起手杖把宪兵打得抱头鼠窜。章这才心情大好，对吴宗慈说：“袁狗被我赶走了！”吴宗慈只能唯唯以对。宪兵被章太炎驱赶后，便着便服而来，和吴宗慈、张亚农谈判，说他们是奉上边的命令来保护章先生的，虽然触怒了章先生，但仍不敢怠慢，所以易服而来。吴、张二人不便拒绝，只能同意，不让章太炎知道此事。
章太炎
袁世凯为了收买章太炎，曾派陆建章的秘书秦某去给章送钱。秦某刚把怀里的五百元钱掏出来放到桌上，章太炎站起身来，将钱扔到了秦某的脸上，并瞪着眼睛斥责道：“袁奴速去！”秦某吓得落荒而逃。
章太炎曾致书袁世凯，要求袁释放自己，但袁并不理会。后黎元洪进京，章致信黎。黎接信后，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黎再见袁，为章求情。袁于是打算给章一个虚职，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但章要求袁拨开办费20余万元，并让其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袁世凯只愿意给15万，最后双方未谈妥，遂作罢。 后来，章太炎的得意弟子黄侃到北大教书，前来陪侍，章太炎便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夤夜不辍，章才不觉寂寞。
章太炎说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启超）反对杨皙子（度）；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章此言当时广为流传。
1936年6月7日傍晚，章太炎遵医嘱，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外出散步，不料昏倒。在医生的抢救下，章太炎虽脱离了危险，从此却卧床不起。六天后的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达40度。次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再次恶化。7点45分，章太炎病逝。
章太炎与家人
章太炎的遗言为：“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黄侃评价乃师章太炎：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
黄侃与章太炎相识于日本。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唯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教。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章很以为奇。到黄侃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太炎说：“北京找刘申叔（刘师培）吧。”他答：“暂时不想去北京。”太炎说：“只讲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去不了。”太炎说：“那怎么办？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侃才认真地磕头，算是拜了师。从此黄侃位列章太炎门墙，章太炎对黄的学识也十分激赏，曾夸道：“恒言学问进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黄侃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采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黄侃向来目空一切，对其老师章太炎的经学，有时候也会批评一声“粗！”。
黄侃在北大教书时，很是器重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但后来傅等人倒戈向胡适、陈独秀的《新青年》阵营。据罗家伦回忆说：“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些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入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于是，黄侃就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著名词章家吴梅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黄侃某日邀请吴梅赴蟹宴。两人蟹足酒迷，不能自已，忽而吴梅激辩己理正确，黄不认为可。盖此时他也醉酒，就一个巴掌打过去，吴梅也回手相敬。两人转而跳出座位，拟角斗，为同事拉开。酒醒后，两人和好如初。
黄侃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从此就与中央大学脱离关系。
私立中华大学聘黄侃为该校教授，黄侃是个拿干薪的伙计，根本就不到学校去上课。学生就找校长陈时吵，说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说，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没有办法陈时多次到黄季刚家中去做工作，请他去给学生上堂把课。黄侃上了课堂开口就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就是他在中华大学上的唯一一次课。
黄侃在南京期间，偶遇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问他：“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正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已经入选。”这里“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选》中“昭明”的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戴季陶不知所措，一时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黄侃狂傲，之前在北大骂遍同僚，蔡元培、师弟钱玄同等人亦不放过。但对刘师培他始终以礼相待。问其故？他答曰：“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学问，但每次谈到经学，刘师培就三缄其口。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没有传人时，黄侃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玩笑话，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道：“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道：“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侃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刘师培
刘师培与陈独秀、章太炎等人交往后，开始投身革命。“苏报案”发生后，刘师培马上作反清专著《攘书》，此书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时在苏州读书的钱玄同费尽周折买到了一本，读到一半，便激动不已，马上就找剃头匠剪辫，以示“义不帝秦”。
五四时期，北大的古文家刘师培先生与今文家崔适先生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因两人在学术上观点相左，因此在课堂上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
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到北大教授经史。刘师培口吃，又身患肺病，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像个疯子。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发讲义，往台上一站，想到什么便开始说，声音微弱，从不写板书。若不是北大学生钦佩其学问，早被有赶教授传统的北大学生轰出门去了。
到北大任教时，刘师培虽只有33岁，但病怏怏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陈独秀是文科学长，二人交往十多年，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只是讲，不写板书。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当时刘在黑板上划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对此，陈独秀一笑了之。
刘师培惧内。有一天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刘师培
刘师培一生提倡“三不生活方式”：衣履不要整洁、不要洗脸、不要理发。
刘师培自小“体素羸弱”，“癯瘠秀削如不胜衣”，他十几岁便患肺结核，秋冬天时常咳嗽，咳中常带血。刘师培好吸烟，烟瘾很大，他的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经常有烟烧出的洞。他喜欢边吸烟边看书，有时看得太入神，常将烟蒂错插入墨盒中。
但刘师培先是背叛革命，倒向清廷，后又襄助袁世凯称帝，为时人不齿。
刘师培变节后，黄侃对其十分鄙夷。刘师培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帝制时，曾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称帝。刘的话未说完，黄侃即起身严词拒绝：“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但刘师培远离政治，到北大教书后，在北大的黄侃对刘师培再执弟子之礼。章太炎在为黄侃撰写的《黄季刚墓志铭》中说道：“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又往执挚称弟子。”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无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临逝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侃）的手里”，并嘱咐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
刘师培病故后，黄侃作《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悼念老师：“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师表哀。……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后又作《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也说：“拜辞既歉阙，闻信翻疑犹。”
黄侃说起刘师培这位只比自己大一岁的老师时，无限慨叹道：“真是天才，有清一代有三个天才，都是36岁就去世。前清有孔广森，中间有戴望，晚清有刘申叔。可惜可惜。”还曾评价老师刘师培曰：“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后世，贻人笑柄，至可痛惜！”
如章刘黄三位民国文人，生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时期，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师们历中国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不知是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但他们这一代人的风流终不会被雨打风吹去，其流风余韵，也足以映照当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