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8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抓；同年当月22日，杨勇被抓。这一切都是有预兆的，66年运动初期，北京军区负责组织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群众的安全。一天，毛主席对廖汉生和杨勇说，那个“副帅”讲你们北京军区封锁他。
毛主席一脸严肃，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杨勇跟廖汉生，是1959年、1960年先后到北京军区工作的，两人合作共事6年多了，配合得非常不错。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封锁”指责，两人不由一愣，都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封锁”从何说起？
1972年7月，被解放的杨勇，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主管作战、边防工作。一次他到北京的京西宾馆参加边防会议，曾经老搭档、老战友王平的秘书李子平，恰好也在这个宾馆开会。李子平听说杨勇也在京西宾馆后，特地登门看望。
两人闲聊时，杨勇讲起当年所谓的“封锁”一事。杨勇是这样讲的：“我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军事上向总参请示，政治上向总政请示，我按照组织规章制度办事，是不能到他那里去报告的（即‘副帅’，同时也不用。”
杨勇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如果他跟廖汉生经常跑去“副帅”那报告，恐怕包括毛主席在内的很多人，晚上都睡不好觉。
对于“封锁”一事，廖汉生说，毛主席喊他们要尊重“副帅”，要多请示、多汇报。
廖汉生说自己跟杨勇到北京军区工作时，正值59年这个特殊时间点，“副帅”身体不佳，长期在家或在外地养病，不管什么会议都很少参加，部队也很少下，只在临近年底时才会通过总部机关发发指示，指导全军下一年的工作；当时军队的日常工作和相关会议，长期由贺龙、叶剑英、罗瑞卿三人主持。
廖汉生说自己跟杨勇在工作期间，军区的大小事务都会及时向中央请示和报告。但是，他们不会超出工作范围外，特地向哪一位领导进行私下请示或报告，更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去打扰长期养病的“副帅”。还有件事，49年后“副帅”基本就不坐办公室了，向其请示或报告工作，基本得往他家里跑。
杨勇和廖汉生有个不知道算不算“毛病”的问题，就是不爱往领导家里去，串门也是能免则免，尽量少去打扰、不去打扰；更不会跑去领导家里，问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不好。66年前，廖汉生除过年时候去贺龙家里走走——两人有亲戚关系，其他元帅家都没去过。
廖汉生去贺龙家很自在，不需要事先通知，也不用看贺龙在不在家——他跟贺家每个人都很熟。“副帅”就不一样了，即便是老部下罗瑞卿登门一趟，也是颇为麻烦；抛开必要的公务外，基本也不怎么拜访。
毛主席说“封锁”后，杨勇和廖汉生回军区后，立即派人翻箱倒柜地查。最后只查出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考虑到挨得近，一般走文件——其他大军区走的都是电报，电报规格比文件高，不管大小事都交中办，文件则挑挑拣拣，有相当一部分送不上去。
最后，杨勇和廖汉生颁发军区新规：以后凡是给中央的报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走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