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我带村里女人去打工，后来她大肚子赖上我，见人就喊：我老公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人名地名皆是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德明哥，求求你带我走吧，我真的不想在这个村子里待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小梅跪在我面前痛哭的样子，她的眼泪滴在泥土上，晕开一片深色的印记。

雨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那时的我不会想到，这个女人会在日后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叫王德明，1975年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里只有一条泥巴路，下雨天就变成泥浆，晴天就扬起漫天的灰尘。每天清早，鸡叫声和收音机里播报的天气预报声混在一起，打破山村的宁静。

那时的农村，贫穷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印记。我家更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之一，父亲常年咳嗽，母亲有风湿病，家里能种的地都被我爹变卖了去买药。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和弟弟只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在学校里经常被其他孩子笑话。

我最好的朋友陈大勇，村里人都叫他铁柱，家境比我家好些。他爹是村里的老木匠，虽然挣不了多少钱，但至少不用愁吃穿。铁柱从小就爱看电视，特别是那些关于大城市的节目。

"德明，你看看人家广东多繁华啊！电视里说工资有好几百呢！"铁柱经常这样跟我说，"咱们这辈子非得出去闯闯不可！"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远处零星的灯光发呆。那时候电费很贵，村里人都睡得早，只有知了叫声和蛐蛐的声音作伴。

19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那天早上，铁柱突然跑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他叔叔在南方开了个小工地，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德明，机会难得啊！叔叔说包吃包住，还有四百块钱一个月呢！"铁柱眼睛发亮地说。

我心动了，但又担心父母。那时候家里只有几百块钱的积蓄，都是我爹的药钱。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趁着天没亮，偷偷拿了家里仅剩的三百块钱，在灶台上留了张纸条，跟着铁柱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们一样的打工者，有人带着蒜苔咸菜，有人抱着旧被褥，还有人提着装满干粮的蛇皮袋。

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和劣质烟丝的味道，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对未来的期待。铁柱坐在我旁边，兴奋地说着电视里看到的城市有多繁华，而我却一直在想着家里的父母，不知道他们醒来发现我不见了会有多着急。

火车开了整整两天两夜。到了地方，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街上到处都是说着听不懂话的人。铁柱叔叔在站台接我们，骑着辆破旧的摩托车带我们去了工地。

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工地条件很差，我们住在用铁皮搭的临时工棚里，夏天像蒸笼，下雨天到处漏水。更要命的是，铁柱叔叔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讲信用。说好的四百块工资，到手总是缺胳膊少腿，说是要扣伙食费、水电费，连毛巾牙膏都要收钱。

我没干多久就受不了了。一天晚上，我偷偷收拾了行李，趁着铁柱叔叔不在，去了市区闯荡。那时候城市到处都在盖楼，只要肯干活，总能找到工作。我从小工干起，起早贪黑，一天能干十四五个小时。慢慢地，我学会了各种技术活，从砌砖到贴瓷砖，再到水电工。后来认识了几个老师傅，跟着他们学了不少本事，还认识了一些包工头。

1997年的时候，我已经能带着十几个工人干活了。虽然累，但工资比以前好多了。每个月除了自己的开销，还能给家里寄几百块钱。记得第一次往家里寄钱的时候，我特意把钱压得平平整整，塞进信封里，还写了一封长信，说我过得很好，让他们不要担心。

1999年春节前，我终于攒够了钱回家。临走前，特意去了趟批发市场，给父母买了21寸的彩电、收音机，还有一堆衣服。想起临走时偷的那三百块钱，心里还是有愧，这次要好好补偿他们。

回村的路上，我发现家乡变了不少。村口的泥路修成了水泥路，有些人家盖起了两层小楼。但我家还是那间蓝砖房，只是墙角的裂缝比走时更大了。

"娘！爹！"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娘听到声音连忙擦着手从厨房出来，看到我手里大包小包的东西，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这孩子，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就回来了？"娘一边抹眼泪一边数落我，"你爹刚上山去捡柴火了。"

我把东西一样样搬进屋，彩电放在正屋最显眼的地方，新棉袄给他们换上。娘心疼地说不用买这么多，但眼里的高兴怎么也藏不住。

村里人知道我回来了，纷纷过来串门。他们七嘴八舌地问城里的事，我就把在工地的见闻说给他们听，但把辛苦的部分都省略了。铁柱早在去年就回村结婚了，现在在县城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还不错。

"德明现在可是包工头了！"有人这样说，我不好意思地笑笑。确实，这些年我也算是小有成就。村里人羡慕的眼神让我觉得这些年的苦都值了。

过完年，我打算返回。清早收拾东西的时候，杨小梅来找我了。

那是个阴冷的早晨，她穿着件褪了色的棉袄，站在我家门口欲言又止。我认得她，是村里孙寡妇的女儿，今年二十出头，长得清秀，但总是愁眉不展。

村里人都知道她的遭遇：她亲妈三年前改嫁了，留下她跟着爹过。她爹去年又娶了个后妈，那后妈成天打骂她，日子过得很是凄惨。

"德明哥......"她低着头，声音很小，"听说你要走了......"

我点点头："嗯，明天一早的车。"

她突然跪在地上，哭着说："德明哥，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我什么活都能干，扫地洗碗都行！我真的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我一时语塞。带个年轻姑娘出去，总归不太合适。可看她可怜，又想起村里人说她后妈虐待她的事，一时心软，就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了返程的车。路上，小梅很少说话，就是怯生生地坐在我旁边。到了工地，我给她在工地食堂安排了工作。她很勤快，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准备工人们的早饭，晚上收拾完了才休息。工友们都说她懂事，人缘也不错。

但我总觉得她有心事。有时候看到她发呆，眼神空洞。

有时候又看到她偷偷在工地后面的小树林里和一个染着黄毛的男人说话。那个人就是阿强，开着辆摩托车，衣着光鲜，一看就不是干活的人。

我原想提醒她几句，但转念一想，人家的私事我也管不着。再说小梅已经是成年人了，她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分得清。

谁知三个月后，小梅突然说要辞职。她收拾东西的时候，我问她去哪，她支支吾吾地说要跟阿强去发展。说人家在开店，能挣大钱。我虽然觉得不妥，但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叮嘱她要注意安全。

小梅走后，工地上少了个热心肠的人，大家都觉得可惜。我也渐渐习惯了没有她的日子，只是偶尔会想起她煮的面条特别香。

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一个雨夜，我正在工棚里算账，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我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