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那年刚好是腊月二十八，天冷得像要冻裂骨头。
那天，我从城里赶回老家时，连夜赶路的疲惫还没来得及消散，耳边却已经被母亲的哭声和一屋子的哀嚎填满了。
堂屋中央，父亲的遗体被白布覆盖，四周缠着一圈圈白纸幡，昏暗的灯光映在他冰冷的脸上，让人透不过气。
母亲一看到我进门，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哭得涕泗横流：“大军，你可回来了！你爸这一走，咱家可怎么办啊？你是老大，你得撑起来啊！”
我喉咙一哽，愣是没说出一个字。旁边三个弟弟站成一排，个个眼睛通红，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他们是小伟、小刚和最小的小春，老二今年刚大学毕业，老三还在上师范，老四才读高二。
我低头看着他们，心里像被人用刀子剜了一下——父亲这一走，这个家以后所有的担子，都得我一个人扛了。
那天晚上，我跪在父亲的灵前，头磕得生疼，心却是木的。
母亲身体不好，三个弟弟还没长大，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倒了，我这个长兄，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扛起这个家。可扛得起扛不起，谁又问过我？
父亲的葬礼匆匆办完，母亲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那年春天，母亲病倒了，医生说她需要住院治疗，可家里早已一贫如洗。
我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还是不够，只能四处借钱。乡里乡亲的帮了点忙，但杯水车薪。我看着瘦骨嶙峋的母亲，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抽了一夜的烟，最后咬咬牙，辞了城里的工作，回到老家种地。
邻居张婶偷偷跟我说：“大军啊，你一个人撑不住的，不如让你弟弟们辍学回来帮忙。小伟不是大学刚毕业吗，赶紧找份工作贴补家用。”
我摇摇头，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快听不见：“不行，他们不能辍学。家里已经这样了，再让他们没了前途，爸妈在天上也不会安心的。”
那几年，我过得像是一头倔牛。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给母亲熬药，日子苦得咬牙都能尝到血味，可我不敢倒下。
母亲还需要人照顾，弟弟们还需要学费，我这个家，不能散。
最难的一次，是老四小春高考那年。家里连学费都凑不齐，我去镇上找人借了三天三夜，才勉强凑够了钱。
那天晚上，我坐在堂屋里，看着小春一脸羞愧地站在我面前，低声说：“哥，我要不然不读了吧？反正咱家也没钱，我……”
话还没说完，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吼道：“你闭嘴！你要是敢不读书，我就打断你的腿！”
小春吓得不敢再多说一句话，眼泪却直往下掉。我看着他抽抽噎噎的样子，心里又气又疼。可我知道，他必须读书。家里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他们走出去，才有可能改变命运。
母亲最终还是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得像一阵风：“大军……别太苦了自己……好好过……”
我点头答应，可心里清楚，这辈子，我的日子，怕是好不了了。
日子慢慢过去，三个弟弟都出息了。老二小伟大学毕业后进了国企，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老三小刚当了老师，娶了个贤惠的妻子；最小的小春考上了公务员，在县里买了房，成了亲戚们口中的“有出息的娃”。
村里人见了我，总是感慨：“大军啊，弟弟们都争气，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我笑笑不说话，心里却五味杂陈。是啊，他们出息了，可这个家呢？还是我一个人守着。老家的土房子已经快塌了，下雨天屋里漏水，冬天冷得像冰窖，可我没钱修，也没心气修。
去年过年，三个弟弟带着一家老小回老家过年。
饭桌上，老二小伟喝醉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哥，这些年你辛苦了。咱弟兄几个商量好了，等过完年，把你接到城里去住。你一个人守着老房子，也不是回事。”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他们是真的想接我去城里，还是觉得带着我这个“穷哥哥”能显得他们有情义？过完年，他们各自回了城里，我又成了那个孤零零的守家人。
今年腊月，三个弟弟又打电话来说：“哥，今年过年我们回老家团聚，多热闹啊！”
我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不用了，你们各自忙自己的吧。”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老三小刚试探着问：“哥，是不是觉得我们做得不够？你说，我们改。”
我叹了口气：“你们没做错什么，只是老家这地方，已经不是你们的‘家’了。你们每次回来，只是图个团聚的热闹，可你们不知道，这个‘热闹’，对我来说是负担。”
电话挂断后，我一个人在堂屋里坐了很久。其实我不是不想他们回来，而是觉得，‘家’这个东西，早已经变味了。
我坐在父亲留下的老木椅上，点了一根烟，心里想着：或许，对我来说，最好的团圆，早就在父母去世那年散了。
这个家，还叫“家”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