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哲：
你好，欢迎来到故事开放麦，这里是 故事 FM 的全新单元。我们去线下收集故事，面对面的见证一段人生，然后把其中一些带回来转交给你。今天你会听到四个故事，来自于 故事FM 11 月 30 日在北京举办的线下活动，这次的故事开放麦主题是「平常看不见的人」。
这次的四位讲述者，可以说还是来自我们不熟悉的四个领域、四个世界的故事，也是关于助人和自助的故事。
第一位讲述是杨青风，他来自一个没有光明又充满了光明的世界。青风是金盲杖自主生活品牌的创始人，也曾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还曾是 2008 年北京残奥会的唯一视障记者。青风 说，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他有他的盲杖。一根盲杖，不但帮助他走 出封闭的个人世界，还带他走了川藏线，谈了女朋友，建立了自己的终身事业，还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杨青风
大家好，我是 杨青风 ，是金盲杖公益品牌的发起人。
来这之前，主办方就跟我讲，要不要提前来几个小时。她说，要先走一下台，不然你会紧张。我心想，我哪会紧张，反正我目中无人（笑）。看了上台顺序，第一个上台，我有了点压力，后来又一想，合理，活动主题就叫「平常看不见的人」，我就平常看不见，我任何时候都看不见（笑）。
不知道大家对盲人有什么印象？做按摩、戴墨镜，行动不能自理，什么都得靠人带？但我想跟你说，这个可能是一个传统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视障小伙伴，他们已经可以走出来了，而且在做的工作也不只是做按摩。只是平时大家接触的会比较少。比如，我现在就在做一个公益的工作，培训更多的视障者独立生活的能力，特别是培训他们的独立出行。
其实我跟我的很多同事，我们平时就是自己上下班的。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行程，我昨天晚上七八点钟从福建的三明去做了一个训练营，然后自己从三明坐火车到福州，然后坐飞机回到北京，然后再回我家。今天早晨是从离现在这现场 50 多公里的地方自己坐公交、坐地铁，然后导航到活动现场的。
对，这就是我的日常，也是我的工作，帮助更多的视障者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特别是独立出行，让大家生活方便，走出来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之前也不是这样，也不是拿起盲杖想去哪就去了，也很紧张，不爱出门。后来因为一件事我就不得不出门，就是得谈恋爱，这个后面再讲。
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都是在一所盲校里上学，那管吃管住，我记得那会儿我家长是两个星期接我一次，我其实在我同学里边还算挺幸运的，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些同学一个学期也回不了几次家。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老想回家，有一次周末我就特别想家，周五我就跟着一些回家的同学，还有接他们的家长一块混出了学校，坐上了第一辆公交。
下了这个公交以后，我就凭着印象自己往前走到下一个车站，结果怎么走也走不到，然后我想，唉，这怎么回事？走错了？停下来一听可了不得了，就觉得周围左边、右边、前面、后边全都是走着的汽车。我当时吓坏了，我觉得车随时有可能把我撞死，我就停在那，情急之下，当时我还是个小孩，我就一边哭一边呼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有一辆车停在我面前，从车上下来一个女士，把手伸给我，问我想去哪？我下意识用两只手抓住她的胳膊，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没错，那个画面就是咱们小时候写作文一个经典的画面：扶盲人过马路。
她把我带到了下一个车站，反正就这么着，一路上我是边问边走，就硬着头皮也得走。最终提心吊胆回到家，推开家门的那一瞬间，我们家人都惊呆了，说：唉，你怎么回来了？说，你怎么回来的？我当时拍拍胸脯跟他说，我自己回来的那一瞬间，我感觉一路上经历的艰难坎坷都不算傻了，心里边充满的都是自豪。
好家伙，我既然能从好几十公里的学校自己回家，这这这我这事我都能干，我世界上我什么事我干不了，就是一种自信油然而生，所以从那儿我也就对独立出行有了一个特别的向往，尽管是向往这个自己出行，但是真正拿起盲杖独立出行的时候还是几年以后了，是因为我觉得我生活里头好像总靠着别人，但是别人又不一定有时间，他不一定愿意，所以很多时候想去的地方不能去，甚至连买个牙膏牙刷可能都得等人家有时间，我就觉得特别受限制。
比如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好朋友，我们是住在一起。有一次他就带我去吃饭，那饭店离我们那地儿不太远，他就带着我，我也没拿盲杖，我那时候不像现在似的，上台都得拿个盲杖，那个时候就是有人带就不难。吃着吃着饭，他突然接了个电话。我听着这意思就是有急事就得走，然后他就看我做，他又不好意思走，然后我就跟他说走，因为我想反正离我们那也没多远，就百八十米，一百多米这意思了，就是我说我自己回，他说你能自己回吗？我说能，然后我就一边催他，一边跟他说走，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我自己吃完饭就慢慢往回溜达，这一路上是又撞汽车，撞完汽车撞摩托车，撞完摩托车上撞自行车，翻了减速带，还有蛇形门，反正一路上就很多很多的障碍，我没拿盲杖，平时这么就他带我走我觉得毫无压力，怎么自己走起来这么麻烦？当时特别懊恼，其实不光是这一件事，每次都是遇到一些不能走带来的一些问题和尴尬。比如我想上厕所，突然就没人带，我也不敢去，就可能就得憋上个一两个小时。如果想去个什么地方，即使别人能带我去，可能也得先跟他去办一件事，这样可能很长很长时间就过去了。
又一次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终于觉得我得拿起盲杖，我得自己走一下。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做独立出行训练营的一个原始动力。我希望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能够通过出行改变被动的生活状态，拿回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主动权，这是我的一个初心。
当然了，这出行对于我来说还有个天然的动力，就是恋爱嘛。我上大学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她是外校的，我们就约定每个星期日下午见面约会。我刚才讲了，一般情况我出去都是找人带，但这事它不是一般情况，不太好找人带啊。虽然他们都很想带这件事儿（笑），我说还是我自己去吧。我就想好了一个地点，又问了很多人周围可以在哪吃饭，可以在哪休息，反正就做到心中有数，壮着胆子就走出学校。经过一番问，一番探索，终于到了车站，然后坐上去约会地点的车就反正一回生两回熟，一来二去，这个独立出行就变成我的一个日常了，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这段经历能让我既独立出行，而且也能过上吃饭、约会这样的生活，特别是跟大家的生活离得越来越近了。这是我特别觉得高兴的。
这个盲杖我已经换了很多根了。我现在越来越习惯拿着它，因为它带我走出了我自己的小圈子，认识了很多朋友，当然这很多朋友里头就包括我现在的媳妇。有了这根盲杖，我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也参与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盲人广播的节目制作广播团队。那我作为赛会的注册记者，报道了 2008 年残奥会的盛况，甚至 2009 年我还拿着这根盲杖跟另外一个市场伙伴走了川藏线。
我印象深的是在坐着车翻翻越折铎山的时候，特别是即使坐在车里边，也会觉得太阳特别炙热，特别的烤。因为盘山，太阳一会在左边，一会在右边，一会又跑前边，一会又跑后边，感觉特别明显，我就想，这是不是就是离天、离太阳特别近的感觉？还有在西藏的一个地方，我站在一片草地上，听见远处有呼隆隆、呼隆隆、好像过火车的声音，我就问身边的游客们，这里是不是有火车经过呀？这周围有铁路吗？青藏铁路吗？他们说没发现有铁路啊。
后来有人说那是冰川，我说为什么冰川会这么大动静？我心想那我走近了看看什么样。我拿着盲杖，顺着这声音往前走，嘿，结果越走声音越小，最后，声音变成了潺潺的流水声了。
后来旁边的人跟我一块分析发现，是因为冰川。当你在远处听的时候，它是从四面流下来的水，水是从山上千年积雪流下来，位置很高，所以从四面流下来就是那种呼隆隆的声音，但是如果你走到面前，面前就是个山，它流下来的水就是这一面的声音，声音就小多了，就像流水一样，哗啦哗啦的，唉呦，当时我特别震撼。
其实对怎么去感受西藏的风景，我没有任何的期待。但这个自然的景象却通过声音的方式给我展现了它的巍峨，它的变幻莫测。它在自然中的一种可大可小的美。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盲人旅游是有意义的，不是去了白去的，而且也不光是吃东西。从那开始我也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出行可能改变的不只是一个视力障碍人士的生活，可能更会改变他的世界观啊。
我刚才讲我那个我们组建了一个盲人广播的节目制作团队，实际上我做了 10 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就是给这个小伙伴们报道残障人的生活，还有他们需要的资讯，也有很多小伙伴很羡慕我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我们平时怎么生活，怎么做广播节目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暑假，广州盲校有个初二的中学生自己来北京。他来到我们这里学习广播节目制作，他怎么学的技术我不怎么记得，但是我记得我们自己出去吃饭，去剧院看演出，我们拿着盲杖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一个多月后，小孩已经学会了广播节目制作，离开了北京。又过了几个月，他妈妈给我打电话说，青风老师，我们家儿子今天自己拿着盲杖坐地铁回家了。我原来觉得这孩子看不见，本来就够可怜的了，我再让他拿根棍就更可怜了。现在我觉得这根棍对他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后得鼓励他拿。后来就有好多人陆陆续续来我们这儿，有工作的，有实习的，有来小住的，反正就各种人就来。当然很多都是视障者，大家无一例外都从我们这儿开始了独立出行的脚步。
其实我们在盲校的时候都学过出行的技术，包括怎么用盲杖，但是很多人都没走出来，可为什么来我们这儿以后就会了呢？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一群本来就每天自己上下班、本来就独立出行、甚至我们对独立生活有一种信仰的这一群人对他的影响，因为我们拿着盲杖走了，所以他们也就自然跟着我们走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他及时就问我，慢慢慢慢就练出来了。
我在想我们全国有 1 000 多万视障者，如果他们周围都能有我们这样的人去影响，那是不是更多的人就能走出来？后来我就创办了我们现在这个「金盲杖」自主生活训练营，训练营采用盲人老师带盲人学生，在真实的环境里边进行训练。我们的经验就是你必须得在真实的环境里边，才能练就应对各种困难的方法。
因此，金盲杖的训练都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进行，街头、公园、商场、路口，公交站、地铁上，都能看到视障老师带着学员出行的场景。由于真实环境通常比较复杂，加之视障老师带队，我们要求每个学员都要精神集中听老师说话，做到步调一致。
有一次，一位老师给大家上如何安全行走的课。这位老师讲课的过程中，一位学员一直在跟人聊天，还不时边抽烟边溜达。老师几次劝解都无济于事，情急之下，这位老师大声说：「你不听我说，一会儿走路就可能有安全问题。咱们都看不到，能不能相互理解一下？」
那位一直跟大家聊天、自行其是的视障学员很惊讶，他问：「老师，你也看不见吗？我听着你前后溜达，还以为你看得到呢？我想，你是看得见的，所以不理解我们的感觉，我为什么要听你说呀！」得知我们的老师完全看不到，并实际感受到老师的出行能力，大家不但开始认真听讲，而且出行问题也多了起来。
从那次以后， 每一次上课之前我们都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位老师的视力情况，一方面使大家更加认同，另一方面也使学员们更加相信看不见也能独立出行。
即便可以依靠盲杖探索路况，视障者出行的过程，依然免不了需要周围人的帮忙。
我们的训练营中有一堂特别的沟通课，要求学员在偌大的购物中心找到规定的商家。这时候学员不仅要依靠盲杖在商场行走，还要通过不断询问周围人才能找到目的地。但张嘴问人这件事，对很多内向的人来说并不容易。有次沟通课后，我们复盘沟通技巧，一位中途失明的小伙子激动地说：「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把脸放在兜里了！」
「原来我出门不好意思问人，有时候明明目的地就在旁边，因为不愿意问人就是找不到，最后啥事儿也没办成。今天我的经验就是，问就问了，也没啥丢人的，人家知道我看不见还更愿意帮忙呢。」
小伙子的感触让我一下子感觉到，在他放下面子的时候，其实放下的更是视障这个包袱，他比过去对自己的视障有了更多的接纳。
从 2018 年到现在，金盲杖已经为将近 500 位视障者进行了出行培训。每期训练营的最后，有一个红毯仪式，每个视障者拿起盲杖走红毯，站上舞台接受象征独立生活的金盲杖徽章。几乎每个红毯仪式，都有视障伙伴哭得泣不成声。
我想，那些眼泪是获得独立的欣喜，更是一种挣脱束缚、获得自由的激动。我经常看到金盲杖的学员独自去了某个地方，然后兴奋地发朋友圈，每当读到这些朋友圈，我都能回想 起自己刚刚独立出行时的激动，同样的感受让我从内心为他们感到自豪。
前段时间，我到一个很大的公司去看望学员。我走到公司前台，告诉这位学员我到了，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哒哒哒」的盲杖敲击声，伴随着声音由远及近，这位学员走到前台。我们互相叫着名字，走到了一起。他和我一样，完全看不到，但在偌大的公司，他带着我签到、上楼，参观他的办公室和公司的各个部门，最后我们一起到餐厅吃饭，一切都十分流畅和自然。「我们培养出的人是什么样子，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还有一次去宁夏，一位金盲杖的学员带着我们几个外地视障者去万达广场吃饭，偌大的商场几个盲人敲着盲杖自然的走在人群中间，可能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几条可怜虫，但我们当时的心情却真的不错，关键是当地的学员找到的餐馆的确味道很棒。每当回忆起类似的经历，我都充满自豪，我觉得金盲杖给我们这个人群带来的不只是一种出行技能，而是一种自由、从容的生活方式。我想这种生活方式，也将对人们看待视障群体的观念产生新的影响。 谢谢大家。
爱哲：
今天的第二位讲述者带来第二个世界，它是一个充满诱惑又让人痛不欲生的世界。讲述者是叶亮，叶亮是点亮公益戒毒工作室的创始人。但他也曾经是一位吸毒者，有 6 年的吸毒史，从染上毒品到戒断，他像从地狱一路爬回了人间。不止如此，他不仅救了自己，后来还救了更多的人。有请叶亮。
叶亮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宜昌市宜林区点亮公益戒毒工作室的 叶亮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故事开放麦现场，也是第一次在首都北京和这么多的朋友来分享我的故事，以及我和我的同伴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对于我和我的同伴来讲，毒品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每一次当我面对公众去讲一遍我们吸毒到戒毒的过程，就等同于把好不容易结痂的伤疤又重新撕开一遍，疼痛倒还在于其次，最重要的是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但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还要去讲，我们还要去做，我们还要去改变，因为比起我们身心和精神上的痛苦，社会上对我们的一些不接受和对这个群体的误解，才是我们这个群体康复路上的最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讲出来，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既然我曾经吸过毒，那么就让我们的故事从我接触毒品的那个时候开始。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爸爸妈妈从小就很注重对我的教育，也十分期盼我和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一样，长大了之后能够有出息，能够光宗耀祖。我在成长过程当中也一直非常好学，没有停止过努力，也在三十岁的时候顺利成了家。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大学毕业之后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湖北省一家大型上市国企的副总。
2008 年，在当时的状况下，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年薪 30 万，也建立了良性的一些社会关系。成为了我们宜昌市的政协委员，也建立了非常广泛的一些人脉。总之那个时候，在家人、朋友、领导和同事的眼里，我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我也很满意在当时我的生活状况，一直到 2008 年的冬天......
应该是在一个很普通的聚会中，我喝醉了。
迷迷糊糊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那一幕就像是刻在我内心最深处，他递给了我一颗麻古。他说这个东西可以解酒。这个麻古在 2008 年的时候，相对来讲还比较普遍，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之前聚会的时候我听说过，我知道它是毒品。麻古的主要成分实际上也就是甲基苯丙胺，是冰毒的一个粉剂，虽然说它的毒品纯度并没有达到冰毒那么浓，只有很小一颗，是大家平常吃的普通止疼药的 1/ 4大小。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强烈的药物反应，而且它真的可以解酒。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很强烈的精神满足，也就是这样的一次接触，那种前所未有的刺激让我就再也放不下来。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会产生去吸食麻古的念头和冲动，当时也就是在一个很相对来讲比较封闭的小环境里面，就是我的圈子里面的一些朋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事业家庭都还比较顺风顺水，经济条件也还算得上优越。虽然对毒品的危害有一定认知，但是我太自信了，总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小资情调的娱乐品，偶尔玩一玩没有关系，不可能会上瘾，也更不可能被它控制，恰恰就是这种过度盲目的自信，让我流连其中，乐此不疲。
渐渐地，随着吸食毒品的次数增加，我的身体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对它产生了依赖，我已经不再满足于特定小圈子和朋友酒会、聚会、接待之后的使用，而变成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合肆无忌惮地吸食。甚至在吸食的过程当中，为了追求更大的感官刺激，加入了一些纯度很高的冰毒。前前后后，我记得应该是 2008 、2009 、2010 这样一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瘾君子。
最可怕的是，我对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很深刻的感觉，当我一次次痴醉于毒品营造的幻境时，毒品如同恶灵一样改变了我。我开始上班迟到，我的行为开始变得暴躁，工作的时候也好像失去了道德和规则的约束，开始觉得对身边的人真不真诚无所谓。
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我的工作伙伴，我曾经被津津乐道的那些优秀品质，对家庭的责任，在事业上的上进心，甚至是社会影响力，在我的眼里慢慢失去了价值。我开始编造各种谎言去逃避工作，夜不归宿，终日流连于赌博、毒品、色情之间。大家都知道黄赌毒不分家，我整个人就变得自私、野蛮，在我现在来看来，甚至是下流和污秽。
总之，大家平常在禁毒宣传当中看到的吸毒者的故事，在我身上一页都没有跳过。最终在毒品的作用下，我离开了工作十几年的企业，多年积攒下来的将近 300 万的家庭存款，也都在我的灯红酒绿中化为了袅袅毒烟。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最窘迫的时候，我为了支付吸毒开销到处借钱，甚至连我女儿存钱罐里的硬币和压岁钱都被我偷去买了毒品，生活过得一塌糊涂。
由于长期吸食毒品，我的身体机能和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幻视，成天胡言乱语，疑东疑西，并且伴有严重的暴力倾向，经常闹的左邻右舍日夜不得安宁，甚至对家中亲人拳打脚踢、横刀相向。
当时，我们集团有一个酒店有 38 层。我经常因为吸毒产生严重幻听，半夜爬到 38 楼顶楼，在那里大喊大叫。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封神榜，幻觉中我成了大明法王，到处找如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孔雀。连续半个月，我天天晚上在 38 楼大喊大叫：如来，你在哪里？我要跟你比武。就是一个神经病。
万般无奈下，我的父母将我锁在屋里强行戒毒。毒瘾上来时，心里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在爬、在咬一样，浑身颤栗，连进食和睡眠都无法正常进行，每天要靠吃大剂量安眠药和镇静剂才能让消停一会儿。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不能持久，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趁父母不注意时溜出去到处找毒品......我也想过改变，想戒断毒瘾。可身边已空无一人的生活，毒品更加变本加厉，刺激我的神经、挑逗我的记忆、消磨我的意志，我一次一次发誓戒毒，又一次一次地重新拿起吸管……
一直到了 2014 年的 12 月 24 号，也就是以平安夜的那一天，我被送进了湖北省强制隔离戒毒所，在那里接受了强制隔离戒毒的治疗。只有这种极致的办法，才能够对抗毒品的无孔不入。说简单一点，一旦沾染上毒品，靠个人的意志，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戒毒成功的，请大家一定要记好这句话。
强制隔离戒毒是一场灵魂的博弈，它让你感到痛不欲生的时候，它也让你脱胎换骨，我偏离的人生方向慢慢被拨正。在强戒所，我开始不断反省。父母对我的倚重，妻子女儿对我的依赖，我对事业的依念。这些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都因为我的过错而错过了，我是真的很后悔。
用一场战争形容强制戒毒一点不为过，对每一个戒毒者来说，几乎是从毒品的地狱里面一步步爬回人间的，当然，还有人终生都爬不回来。
2016 年，我离开强戒所回到家中。爱人、女儿、父母都非常支持我，但他们没有看到过身边有成功戒毒的例子，所以很担忧，不知道怎样帮助我。我看到了他们的担忧，也想打消他们的担忧，让他们对我有信心，所以我和沙洋强戒所管教民警、公安禁毒民警、禁毒社工成为了朋友，他们给与了我很多的支持，特别是给我引荐了国内比较知名的戒毒康复典型和老师，指导我持续的参加戒毒同伴小组活动，也参加了一些公益禁毒宣讲，我重新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也慢慢抬起了头。
我希望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让我身边的人、尤其是家里人知道，他们的丈夫、儿子已经变了，他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不堪了。
2018 年，我和几个戒毒的同伴一起，成立了点亮公益戒毒工作室。目前是湖北省唯一由戒毒康复人员发起成立、专业从事社区公益禁毒宣传、组织戒毒康复及预防复吸训练、禁(戒）毒同伴教育、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涉毒家庭关爱、就业创业帮扶等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的社区矫正类社会组织。
发起成立这个组织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害怕自己又走老路，走上复吸的回头路，那就完蛋了。人和人之间是有能量交换的，我在向戒毒时间比我长的前辈学习时，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榜样，重要的是要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改变和进步，让自己能够有信心坚强起来，好好活下去，重头再活一次。
一直以来，我们做的是倡导「远离毒品，但不要歧视和抛弃戒毒康复人员和他们的家庭」。但很多时候，人们做毒品预防教育，习惯把毒品的危害和吸毒的人联系到一起的：只要你吸了一口毒，就永远戒不掉，只要你吸了毒，就会拿刀拿枪，变成红眉毛、绿眼睛。这种方式当然有一定作用，可以帮助青少年和普通社区居民提升识毒拒毒、自我防范的意识，但反过来，也会让很多人对戒毒康复人员另眼相看，甚至排挤和仇视我们。
你会怎么界定一个戒毒康复人员呢？他首先是毒品犯罪的受害者，因为如果世上没有贩毒的、没有毒品存在，也就没有吸毒者；第二，他是一个违法者，从事违法交易、吸食毒品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最后，也是常常被大家忽略的，他也是吸毒带来的滥用药物导致成瘾的病人。
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很多人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伴从戒毒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就把自己关在了家里。因为家里人不能够理解他，他也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就会把自己关在一个两三个平方的小房间里，我们身边一个同伴， 8 个月没有出过房间，他觉得只有在戒毒所里面才会有人去理解他。
站在更大的范围去看涉毒家庭，也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真正的最底层。过去在我吸毒的时候，我是我们整个大家族的耻辱。甚至我的堂姐到家里去看望我爸爸妈妈的时候，对我爸说，大爹，你最好劝叶亮死了算了。我爸爸一直到今年都还在念叨这句话，他感到非常羞耻。不光是我的父母，因为我，我的爱人、我的女儿，他们都抬不起头做人。
吸毒是可耻的，但戒毒也可以成为一个人崭新的起点。你可以通过努力去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工作室成立 6 年来，我们持续地实施了一个项目，它的名字叫做点亮新生戒毒康复人员社会融入服务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拥有了党员干部禁毒民警、禁毒社工、戒毒康复人员、涉毒家庭家属和普通社区居民共同组成的点亮新生公益禁毒志愿服务队。
我们的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了 500 名，就在我们宜昌，其中 85% 是我们的戒毒康复青年，已经在我们湖北的 124 个社区开展了禁毒宣传、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涉毒家庭关爱、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帮扶等各种形式的资源服务活动。我们活动开展了 600 多场次，服务人群突破了 11 万人次，直接为 3000 多名我们的戒毒康复同伴提供了同伴教育、预防复习训练、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帮扶等社会服务，为超过 1000 名我们的涉毒家庭的家属提供了心理疏导、家庭关爱服务。
2018 年，机构刚刚才起步的时候，因为缺乏活动经费，我带着戒毒康复同伴在我们夜市摊子上，抱着盘子去推销饮料，因为我们要筹资金。湖北宜昌大街小巷都是有烧烤，都有夜市摊。我们去推销 8 块钱一杯的饮料，给我们的提成是 3 块钱。有一次在推销饮料的过程中，突然之间有个 30 多岁的小伙子出现了，好像是我们集团下属二级单位的一个副经理。他看到我，很热情给我递烟、叫「叶总」，我记得很清楚，是一包软中华，当时就抽了一根烟、然后他就很纳闷问我，叶总怎么这几年没看见你了啊？我当时带着大概有四五个同伴，我就实话实说，我说我刚才戒毒出来不久，他听到这话之后，很轻蔑地瞟了我一眼，把要递给我的第二根烟又装了回去，转身离开了。
这一幕我现在都感到特别羞辱，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觉得自己可怜。我还带着这么多同伴，只有咬咬牙，抱着盘子再去找下一个客户。这个过程是无比艰辛的，但是当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坚持做下来了之后，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在我们团队中很多的同伴被评选为我们湖北的最美志愿者、宜昌好人等荣誉称号。这样的一些收获给了我们莫大的一些情感支撑，虽然我们帮助别人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但好像也得到了超出意外的一些社会的奖赏。
比如我们做的「家属课堂」，是针对戒毒康复人员家属进行的培训，培训的内容涵盖了几个方面：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吸毒，我的老公他为什么会沾沾染毒品，他吸食的是什么毒品，有什么药理作用？从这些培训中，让戒毒康复人员重新获得家庭理解与包容，之后，再让他加入到助老助残助幼的社区志愿服务中。
通过社区内的人群传播，这个戒毒康复同伴的自信心就会慢慢恢复了，更为关键地，他的生活交往圈子就会扩大，开始有正常的朋友圈。那些「正常」的朋友当然会保持警觉，但是那同时那对戒毒康复同伴也是一种勉励，「我不能再做出亏待大家信任的事」。
除了这些尝试，我们还设计了「公益禁毒工具包」，其实就是一整套戒毒康复人员的帮扶路径，包括「戒毒所前置教育、禁毒社工讲堂、涉毒家庭家属课堂、社区志愿服务、新生驿站建设、戒毒康复个案辅导」6大版块，每个版块都有相应的教材、课程、教案，活动方案，还有评估机制，可以根据具体需求来参照实施。
光靠我们机构的力量还是有限，我们希望这一套工具包，未来能够免费让更多的机构、社区、组织和家庭甚至是公安司法机构来参照使用，所有人共同努力，才能帮助更多的伙伴找到适合自己的康复路径，早日回归日常生活。
戒毒是一条漫长的路，再过几天，也就 12 月 24 号，那天既是平安夜，也是我的结婚纪念日，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沾染毒品的日子。今天距离我最后一次沾染毒品，已经过去了整整的 10 年，但我仍然不敢放松。我每一天还在坚持去总结我自己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同时也在根据自己的心理历程和伙伴们的表现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服务，希望我的身边的伙伴们能够早日为社会贡献价值，走出他们的困境。
今天很高兴能够把我的故事分享出来，因为我的个人经历和我们机构的成就，我经常受到媒体的采访，也受到很多政府的表彰，是很多人眼里的戒毒典范，甚至有人说我是战胜毒品的英雄。但这一路走来，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这条路有多艰辛，有多惨烈，有多考验人性，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战争，我不是什么强者，在我和毒品纠缠抗争的这十几年当中，我给我的家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伤害，恐怕是我用余生都无法挽回的。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也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更不是个优秀的爸爸。代价太惨痛了，即便是我走上了公益禁毒的这条道路，也只是把我的生活恢复到了正常人的一个起点，我们只能够让自己慢慢再好一点，有了能力再向家庭、向亲人去做弥补。我也深深知道，有些伤害不是嘴上说就可以的，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再去弥补了。
而真正的强者，是那些能够抵御欲望的侵蚀、能够坚守道德底线的人，是那些对身边的不良诱惑说「不」的人。
原本我想讲一些我们如何帮助戒毒人员康复的事例，但机构的工作，总归属于事后的弥补，所以我还是想把自己的吸食毒品和戒毒的经历讲出来，希望听者以我为鉴，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永远不要尝试毒品的「第一口」。
但如果事情已经发生，我们愿意做永远陪伴你去改变的那个人。
爱哲：
下一位讲者是一位叫韩娜的 90 后，她来自一个慢一点的世界。韩娜因为求职，进入了心智障碍公益组织，一做就是七年，这七年间，她认识了一群很慢的人，也因为认识他们，她看到了一个被困住、被误解、被看轻的群体，也看到了一个更加单纯的、很直接表达爱的群体，她想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有请韩娜。
韩娜
大家好，我叫 韩娜 ，是一名九零后，我从事心智障碍服务已经7年了。我大学的专业应用心理学，在校期间曾经做过早期康复机构的志愿者。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心智障碍者。早期康复机构的心智障碍者年龄都还小，看起来和普通小朋友没什么两样，但因为知道他们是有障碍的小朋友，内心自然生发了同情，但也有明显的距离感，尤其在老师介绍过各种注意事项之后，更不敢过多接触他们了。那时候我还太年轻，和很多人一样，有同情心，有同理心，但不了解情况的同情心，能做到的事情是十分有限的，也容易招致一些误解和麻烦。
最后，我决定真正走近他们，倒不是怀揣着什么伟大的理想，或者有多大的悲悯，只是觉得这个领域我可以尝试。面试的时候还挺跃跃欲试的，当老师介绍到大部分心智障碍者有情绪问题时，他们非常严肃，让我考虑清楚，不要一时上头来选择这份工作，我有点蒙了，不过，老师的劝诫也没我退却，我最终也如愿面试成功，走进这个行业。
第一天上班时，带我的老师和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保护好自己。
啊？这是什么高危的工作吗？为什么要保护自己？还没等我多想，突然一个二十多岁、长相干净的男子，面带微笑走到我面前，当着我的面，一下子脱掉了自己的裤子。我又懵了，又强压内心的恐惧，不敢有什么反应，看我没什么反应，他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我这才靠着墙，深呼吸，自我安慰边拍胸口边说没事，靠墙站了一会，才慢慢缓过来，回家时，我家里人聊天今天的工作时，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需要时常面对的奇奇怪怪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做某些事情意味着什么，如果是普通人，这种就叫露阴癖，是可以报警的，但心智障碍者可能就是刚好突然因为什么机制，触发了这个行为，也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表达方式，他们只是想要和别人互动，但无法选择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甚至只是为了求得一点关注，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我跟老师反馈了我遇到的问题，老师指出，只有让他们看到我的友善，我才能找到和他们互动的方式，他们才会慢慢信任我，如果我躲着他们，他们也能感知到，就会找事情求得一些关注。
于是我慢慢学着去接近他们，主动打招呼，主动和他们分享想法。我没想到的是，努力的成果来很出乎意料，得到他们的信任之后，他们会反过来关心我，照顾我，把自己的零食分享给我。我们在机构里面，称这些心智障碍者为「伙伴」，当有的伙伴有情绪针对我的时候，会有其他的伙伴出来给我打抱不平，有一次，我甚至收到了伙伴用自己挣的钱给我买的礼物。说实话，我甚至感觉和他们的交流，要比和普通人的交流更加容易，他们不过是想到得到别人的看见和尊重罢了，一旦得到，他们会非常会表达自己的爱。
我们机构有个伙伴叫小宇，今年二十一岁，我来讲讲我遇到他的故事。大概是去年十月，我第一次线下看见小宇时，他看起来瘦瘦高高，戴着一顶棒球帽，一直低着头，很想把自己藏起来的样子。
我那时候已经工作了六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上去和小宇打招呼，告诉他室内是可以脱掉帽子的。但小宇一直摇头，不说话。我以为他是担心帽子丢了，便说你可以把帽子放到自己桌子上，放心，很安全，没有人拿。他又摇头，然后问我，你扎过针吗？
我说，我生病的时候打过点滴，扎过针。他这才抬头看向我，说，我每天都扎针，扎在脑袋上，我问他为什么扎针，他说我有病，有癫痫，要在脑袋上扎针，我就问他，谁给你扎呀，他指了指站在他不远处的女人说，我妈给我扎，我妈可厉害了，她包里有很多针，我一犯病，她就拿针扎我，扎好几个。
他妈妈见到我和小宇说话，走过来告诉我，帽子是小宇自己也要带的，「经常扎针，他怕丑，就戴帽子遮一下」。通过和小宇妈妈的交谈，我才知道，小宇的智力只相当于一个 5 岁的儿童，而且还是弱视，看东西的时候，需要把东西贴在眼睛上才能看清。日常生活根本离不开人，平常用的物品都放在指定的位置，所以他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
小宇妈妈为了治疗小宇的癫痫，去学了针灸，她说起来语气中带着骄傲，但更多时候，她看起来很焦虑，也很憔悴。癫痫经常发作，很多机构不接收小宇，外婆年龄又大了，她实在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因为小宇的情况，家里人什么也不让他做，连倒一杯水，也是家人倒好，再递到小宇手中。
听到小宇的故事，我们决定开始帮助他。我们得知小宇很喜欢车，对车牌非常感兴趣，只要看到车牌，就能准确说出是什么地方的车。小宇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辆自己的车。我就问小宇，买车需要钱，你准备多少了？小宇说，他没有钱，妈妈有钱，妈妈买。我说，可那钱是妈妈的，不是你的。他说，很多人的车都是父母买的，为什么我不能？小宇也很聪明，一旦妈妈对他提出要求，要他做什么事，他就用发脾气的方式来抵抗。
我们初期和小宇妈妈一起尝试制定了一个买车计划：家务奖励金打卡。做一次家务，就给一次钱，而且家务要让他自己选，只要家务做完，立刻给钱，以此来增加他的信心。可是计划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成功，第一个月还可以，之后，小宇要么谈条件，要么拖延时间，妈妈的耐心也耗尽，很无奈，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当时正好机构设计了一款「自煮方便面」大赛。对，就是这么简单的技能大赛，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根本不用学。可对于心智障碍者来说，可能需要专门学习。好在它简单好操作，很容易学会，再加上有奖金和奖品，吸引力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邀请了小宇来参加，小宇妈妈一口就回绝了。小宇是弱视，看东西都很费劲，更不要说煮面了。我就请小宇的妈妈先问问小宇的意见，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想办法跨过家长的判断来做尝试的。不出所料，小宇一听说有钱，想着有钱之后就能买车，热情高涨，一心扑在了做面上。
因为小宇弱视，所以得先找到适合他的工具，小宇的妈妈先后找了很多种不同样式的锅，让小宇尝试煮面，终于找到一个款小宇能容易操作的锅，只要妈妈在旁边指导，他就能把面煮好，他们还梳理了煮面的流程，用图片和文字打印出来，做了各种贴纸标识，然后就是练习，练习，不断练习，最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小宇终于可以独立煮方便面了。他们报名了大赛，还把煮面的视频发到了抖音上，收获了很多鼓励和夸奖。就是那段时间，家里得一直吃方便面。
小宇从小有外婆陪伴长大，学会煮面之后，小宇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外婆八十岁的生日时，给外婆煮长寿面吃。妈妈很支持小宇的想法，把外婆爱吃的几样菜也告诉了小宇，陪小宇去买菜，练习切菜，整整练习了一个月。外婆八十岁生日那天，小宇背着他自己的锅，去到外婆家，给外婆煮了一碗长寿面。
外婆看着小宇趴在桌上切菜，每一刀都要找位置，她一直心惊肉跳，怕小宇切到手，怕小宇误操作了什么开关。可是一切顺利，外婆吃到了小宇亲手做的长寿面，她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小宇居然可以给她煮一碗面。
这之后，小宇的生活也丰富起来，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爷」，成了经常要给家里人做饭的暖男，经常背着锅到亲戚家，给家人煮面。有一次，小宇问我喜欢吃什么，说要请我去家里做客，让我尝一尝他的手艺。
学会煮面的这半年时间里，小宇开始关注他自己之外的事情，开始主动照顾家人，主动学习买菜，学习自己坐公交车。小宇妈妈没有以前么焦虑了，小宇能做一些事情，情绪上也稳定很多，小宇妈妈因此也终于放下心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小宇是我们一个非常成功的帮助案例，但大多数的心智障碍者，还处在传统的认知里，家里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接触到类似我们这样的机构，去打开心智障碍者的生活，给他们非常实际的、而且要非常有效的激励和支持。
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心智障碍者从零岁到死亡都是需要支持，而且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需要多种策略和方法的尝试，而且他们接受和尝试的过程和时间，要比正常人慢很多。
说到心智障碍者，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认知，但具体的心智障碍，包括孤独症、唐氏综合征、脑瘫等等，他们小的时候会在康复机构，到了学龄阶段会去融合学校或者是特殊学校，到了青少年，少部分就会去职业学校，康复机构，成年的，能够就业都是少数，一部分在康复机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而他们大部分的一辈子都是在被选择或者被安排下生活，小的时候去康复，上学被学校挑选，长大了，被机构挑选，这一辈子，很少有自己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机会。
我们经常讲，心智障碍者的权力都被我们最亲近的人给剥削了，哪里还有自己的想法，甚至说不的机会都没有，发一下情绪都是他们的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有负面的新闻报道他们，很多人还称他们是傻子，疯子。甚至见到心智障碍者，会本能的躲避、害怕，或者嫌弃，当然也有很友好的人。但人们对于心智障碍者的看法，会因为慢慢了解而改变，很多看似不友好的本能反应也会在了解中得到纠正，很多刻板印象就会被打破。
幸运的是，在我从事心智障碍服务的7年时间里，我看到了他们的笑脸，听到了他们的想法，比如小宇，他就不是刻板里面的心智障碍患者，他喜欢汽车，想要赚钱买车，为了买车去学习煮面，又因为煮面慢慢能够独立做更多事情，更拉近了和亲人的关系，这一系列良性的循环，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之前，我们向机构的伙伴解读「心智障碍者」的词汇时，他们明确表示，非常讨厌这个「心智障碍」这个词，他们说，他们是用心生活的青年人，要我们叫他们「心青年」。
关于「心青年」的故事还很多很多，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故事开放麦分享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想让更多普通人听到我们的故事，看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的机构叫北京市丰台区利智康复中心，我们已经在社区做心智障碍者服务做了二十多年。
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们一直被注视，但并非被重视，当我们带着心智障碍的「孩子们」到公园玩耍，总能遇到邻居的质询，你们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有的人，甚至和我们一起在同一个社区做了二十年的邻居，有时候，公园的保安也会一直尾随我们，还总会问「你们什么时候走？」，当我们行走在路上时，家长会迅速拉开身边的孩子，乘坐公交地铁，周围人都主动让座，并赶紧离我们远远的。当我们向陌生人介绍自己时，很多人的回应是：太可怜，不容易。当我们向陌生人问好时，他们有时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们，有时候会甩来一句「有病」。
我们意识到，让心智障碍者能够多一些生存技能，多一些社会化，只能解决心智障碍者向内的处境，但外部的处境，要不断地通过向社会展现他们的生活和状况，向外界展示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真正的改善他们的外部处境，才能真正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也让心智障碍者的家庭，得到更多社会的理解和尊重。我们能做的改善他们的内部处境，他们也是一样的普通人，也想交朋友，想看世界，不需要做太多，只需要在有他们出现的地方，以平常心，以一个对待普通人的心态和目光，平等地对待他们，这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如同礼物一样的善意。所以我也希望借助 故事FM 的平台，希望大家多一些了解、体谅和尊重。 谢谢大家。
爱哲：
最后一位讲述者是梁锋。他带来的是理想主义者跌跌撞撞的世界。梁锋是一位全职的公益人，国家中级社会工作师。他因为一腔热血，扑进了小县城的公益事业当中，15 年跌跌撞撞的走来，无数次遭遇质疑、无数次怀疑自己，也倾尽了人生所有。有请梁锋。
梁锋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瑞安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的 梁锋 ，浙江瑞安人。
很感谢有故事开放麦这样的一个分享平台，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的故事。我出生在农村，见过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我当时就想，长大以后要赚很多的钱去帮助他们。这只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与其他同龄人相比还是另类了一些，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词汇。
从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一个大型商业公司工作，我以为年少的梦想已经抛到了脑后。但在 2009 年意外接触公益领域后，我就想跨界做工公益了。一开始非常简单，就是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一些钱，也有一些底气。方式比较简单粗暴，就是在瑞安的街头摆摊义卖筹集善款。同时也想通过让大家看到募集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人来加入，当时我是利用自己的周末的时间出去摆摊，为了赚足人气，我去瑞安本地的这个 BBS 贴吧去发信息。
很多本地热心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周边城市的陌生朋友都会到现场来支持我。我们每次筹集的善款都不一样，有多有少，经过大半年的义卖，其实只义卖了一千来块钱，十五年前在这个小县城，一千来块钱虽然算不多，但也算不少。带着钱，我去当地的慈善总会，捐给了当地的慈善总会。后来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去慰问，第一次全程参与帮助他人，我非常高兴，感受到了比工作赚钱更有意义的满足感跟获得感。
做了几次的善款筹集之后，我的想法也慢慢变了，感觉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应该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成立一个团队去做事情。说干就干，我马上开始在贴吧摇人，没想到有几十个人响应。我给大家拉了一个 QQ 群，我们的自发小团队很快就成立了。随着我们的工作开展，当地的慈善总会找到了我们，建议我们成立一支义工队伍，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部分团队伙伴的反对。
反对的伙伴认为公益就应该是自发的，也是自由的，成了义工队，不就等于变相被收编了吗？他们认为违背了他们做公益的初心，但我认为应该建立一支正式的队伍，这样我们师出有名，社会的公众对我们以后更加信任，做起事情也更加便利，最终有十个人认可了我的想法，留了下来。
我用诗人顾城的诗句，给我们的义工队起了名字，就这样，「瑞安市黑眼睛慈善义工队」诞生了。「黑夜、眼睛、光明」三个词是我希望能够为弱势群体寻找到属于他们的光明。
瑞安是个小县城，当时的民间公益服务团队很少。而「黑眼睛」成立之后，就开始大街小巷和往返贫困山区做活动和做服务，很快，黑眼睛就在小城「出名」了。当人们在路上看到乞讨者或者有人需要帮助，他们会第一时间拍照发到贴吧，向我们寻求支援。备受信任和认可，我们非常高兴。
可是很快，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已经不是一支简单的义工小团队能够承受的了的，尤其是有癌症和白血病这种重疾患者家属找我们，要几十万、上百万的捐款。我们当然拿不出来，患者在着急之间，也会用脏话问候我们的家人，说我们是虚假公益。
这件事情让我一度反思，我是不是不应该或者不适合做公益？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探索，我发现我们最大的症结在于泛而不专，只要有需要就帮忙，这是一种比较朴素的善意，但真正做公益，不仅需要善意，还需要专业，才能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光有好心不一定能办成好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明确了服务范围，那么也不会给人有我们无所不帮的印象，造成受困者一些过度甚至错误的期待，也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求救时间。因此，我打算开始做减法，把原本综合性的服务，改为只聚焦在青少年帮扶的领域。
机构聚集到青少年领域之后，我专门去学校进修了「社会工作」专业。后来也迎来了一位需要专业帮助的 16 岁少年。他叫小光，一名失足少年，因涉嫌盗窃关押在看守所。小光两岁爸爸意外去世，妈妈受不了打击精神失常，从小跟随常年吃药的爷爷长大。因家庭变故和贫困影响了他的性格，没有朋友，除了爷爷没有人关心他。他渴望得到朋友和关心，他不断地去讨好别人。初中时期，为了几个所谓「好兄弟」，他被威逼利诱去盗窃，从一瓶饮料开始，直到多次盗窃被抓。这些钱都是用来还债给「好兄弟」的，原来是好兄弟给他买过饮料，带他打过游戏。他以为的好兄弟之间的友善，却变成了债务，变成了高利贷，利滚利，他要不停地偷窃去还这些债，他们一次次威胁不还钱就曝光他的偷盗行为，只能一次次逼迫参与盗窃。
当地检察机关找到我说，小光是未成年人，犯案情节较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从轻处理，直接释放，又怕达不到教育目的，检察机关希望能够将小光委托给专业公益服务机构，进行「教育、感化、挽救」，这刚好与「黑夜、眼睛、光明」的公益理念方向一致。
这里先说一下「黑眼睛」帮教的三个阶段：前期，「社会调查」，中期，「考察帮教」，后期，「跟踪回访」。
第一步是社会调查。我们接受了检察院的委托，先对小光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包括他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违法因素、帮教条件等等。之后，我们向检察院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包括我们之后的具体帮教方案。调查报告提交后，小光获得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检察机关对他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考察期为6个月。
「附条件不起诉」是一个法律术语，简单地说就是附加条件的不起诉，如果在考察期内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不起诉的机会。
第二步是对小光进行考察帮教。小光回到家中，回到爷爷身边之后，我们会联系学校或者校外的一些辅导机构，对小光做学业辅导，也有专人对他做相关的心理辅导。与此同时，我们会对小光的家庭做具体的经济救助，比如帮他爷爷寻找合适的工作，解决基本生活的问题。另外，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对他做一些法律法规的知识普及，也让他能够多与他经常往来的朋友交流心得，也就是我们的朋辈教育群体的构建和引导服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帮助还是少年的小光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在我们的多方努力下，小光顺利通过了六个月的考察帮教期，争取到了不起诉的决定书，从原本要判刑的犯罪分子，成了复归学校的学生，人生又重新回到正轨。
最后是跟踪回访。6个月的帮教期结束后，我们并不会立刻结束对小光的帮扶，而是会持续一到两年，密切关注小光的生活情况，如果他重新需要帮助，我们会继续给予支持，帮助小光度过缓冲期和适应期，避免小光因为个别困难，重新陷入过去的旋涡，从而彻底走上正轨。
令人欣慰的是，小光在我们的帮扶下，现在也已经成年。毕业后，他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开始承担起家庭责任，赡养爷爷，生活也回归了平静。很多像小光一样差点成为少年犯的孩子，在我们的帮扶下，让过去的一时失足，成为了一段小插曲，最终过上了正直、坦荡的生活。
未成年犯罪的问题，并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而且一旦被判刑，人生就会有社会性的「污点」，他们还是未成年人，未来的一生，都将要与这个「污点」对抗，对抗不过的，就会重走老路，等到成年之后，很多事情就很难挽回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涉罪未成年人都适合做附条件不起诉，他需要满足多个条件才可以，未成年人、案件情节较轻，有悔罪态度，达成谅解等诸多因素。
像小光这样的孩子还很多，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机构一对一的帮扶，有些事情还是鞭长莫及，我们也有帮扶困难的对象，他们一旦在帮教期走入社会，不确定因素太多，就很容易左右他们的意志。
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我带着团队，筹集了一百万的资金，在瑞安建了一个未成年人的关护基地，我给它取名叫「葵园」。
瑞安属于沿海地区经济相对不错的县城，外来流动人口较多，葵园不仅可以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服务，还可以为「三无困境未成年人」提供临时庇护，他们是无监护人在身边，或是无固定居住点，或是无工作的未成年人。
葵园建成之后，接纳了很多像小光一样的迷途羔羊。十余年间，我们服务了 900 多名涉罪未成年人，已成功帮助 318 名涉罪未成年人复归社会，其中已有 22 名「迷途羔羊」复归学校后考上大学。后来比较遗憾的是，因为租金上涨等问题，葵园被迫不再续租了。但看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孩子都逐渐走上了正途，我感到「黑眼睛」也找到了它终身的公益使命。
葵园虽然被迫关闭，我们的服务并没有停止。
葵园之后，我们联合了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一些社会组织、公检法、教育等部门，发起了进入学校关注陪伴未成年人服务的一些项目。与此同时，我也深感到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的局域性，我们即使做得再好，做得再专业，我们的服务也是只能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做，全国还有那么多的孩子需要帮助，尤其是国内专注做这个领域的公益组织其实是不多的。这些孩子的家庭情况比较差，父母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怎么办？我们又不能直接在全国各地去覆盖，或者说去做服务，人力物力来讲都是无法办到的。
于是我带着我们机构的伙伴开始梳理总结我们的服务模式，筹集资金，举办行业交流会议，赋能其他区域的 300 多家公益组织，与当地公检法部门合作开展服务，让更多的涉罪未成年人得到帮教和服务。
很欣慰的是，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推动和参与了国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的出台，规范”不但填补了该领域无国标的空白，也惠及了全国 3 亿多未成年人和关注涉罪未成年人服务的公益组织。
到今天，我已经做了 15 年公益，身边有掌声，也有质疑声，因为在不断摸索，犯错，全职做公益，同行的公益人不认可我的尝试，家人也不理解，为了工作，我常常缺失对孩子的陪伴，多年前妻子也在不理解中和我离婚了。坦白讲，即便是周围有掌声，我的心里也无数次产生动摇，想放弃，但每当我带领团队帮助一位位迷途羔羊回归家庭，他们离开时抱着我们依依不舍，看着小光这样的孩子复归学校，重启人生新篇章时，又选择了继续在这条路上孤勇前行。
可能有人会说我有过重的助人情结，即使被伤得遍体鳞伤，始终没有离开这条路。即便是现在，我依然在放弃与继续之间摇摆，但只要在做公益的一天，我就会把这件事情往好了做，尽量帮助更多的孩子，也要以公益之力，去尽量改变公众包括公益人的观念。
最后，我想奉劝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不能因为热血，因为一时冲动，就一猛子扎进公益中。公益除了需要情怀、激情，专业的技能外，还需要勇气和坚守。从 26 岁到 41 岁，我人生最好的 15 年，走的有些坎坷，付出的代价有点大，错过了孩子的成长，这是我不希望未来的年轻公益人去经历的。公益应当是一份良性的美好的事情，我在努力促成这件事情的发生，希望未来能越做越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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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讲述者 |杨青风、叶亮、韩娜、梁锋
主播|@寇爱哲
制作人|九度
声音设计 |陈磊
文案整理 |九度
运营|鸣鸣
实习生 |俞柯伊
BGM List
01.Storyfm main theme acoustic - 彭寒
02.比闪烁更遥远 - 桑泉
03.爱情的复杂性 - 彭寒
04.尘埃 - 彭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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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声音故事传媒「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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