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讲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张冲，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
从中长期来看，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以投资驱动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打造以消费驱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本文认为，中国应给予中小企业足够的发展空间，着力提升居民部门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由供给创造需求向需求拉动供给的转变。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了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新冠疫情冲击以来，中国通过拥抱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方面，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渐复杂。民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全球化明显受阻。国内方面，中国经济正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做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的新部署。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都是目标，但新冠疫情冲击以来，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不畅、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现实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新发展格局被正式提出。2020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消费成为重要的战略基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成为重要议题。面对有效需求不足，中央多次定调扩大有效需求。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激发有潜能消费”。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促消费和惠民生的结合显示了中央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认知与工作方式的转变，对有效解决该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供给创造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也拉开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序幕。此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推进。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
同时，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使中国经济完成了从国内大循环到国际大循环的过渡。1987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和方法。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为中国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打下坚实基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速度进一步加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在对内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8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达到9.5%。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1978—2023年，中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3.39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2万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77年的不足10%提升到2006年的64.5%，后下降至2023年的37.3%。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供给创造需求的过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借助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承接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工厂，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不断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投资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外而言，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对内而言，通过县域竞争吸引企业投资落地，以达到经济增长目标。在危机时，则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走出低谷。特别是自1998年中国住房商品化和2002年土地招拍挂制度确立以来，逐步形成了“土地出让—招商引资—经济增长/房价上涨/地价上涨—土地出让”的循环，有效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供给创造需求增长模式的条件和问题
供给创造需求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运行需要至少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二元经济体制，二是供给不足或需求过剩。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中，基本满足这些条件，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逐渐出现劳动力数量达峰、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发挥作用的条件逐步减弱。
第一，有关劳动力供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保证了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数量从1978年的5亿人升至2015年的7.8亿人，之后开始回落；中国农民工数量从2008年的2.25亿人升至2023年的2.97亿人，但在2012年之后，农民工数量增速显著放缓。劳动力数量的回落预示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作用开始减弱。
第二，有关供给过剩。在改革开放后的前30多年中，中国通过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阶段，不论国内需求，还是国际需求，都十分旺盛，中国并未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格局。2012年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产能过剩问题。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外部环境的不断恶化进一步加重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2015年末，中国开始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重化解重点行业产能过剩问题。
第三，有关有效需求不足。新冠疫情冲击过后，想象中的报复性消费并未出现，反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有效需求是指消费者既有购买欲望又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该定义来看，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都是制约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尽管两者都对有效需求造成重要影响，但支付能力不足是制约有效需求根本性原因。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占GDP下降。据万得数据和笔者计算，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3.42%降至2017年的47.51%；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来看，中国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由1992年的68.09%降至2023年的59.67%。从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民工平均收入增速看，新冠疫情冲击后明显下滑。另一方面，中国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世行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升至2010年的0.4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8，至2022年回落至0.47，仍然较高，显示出中国收入差距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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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12月刊总第133期
编辑丨周茗一
责编丨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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