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僵局，部分伊朗政界人士已经不满足于在原有基础上小修小补，而是开始呼吁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次性解决诸多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了修改早在1979年就颁布的宪法，要对政权的根基开刀。
在伊朗改革派媒体组织的一次谈论会上，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巴霍纳尔（Mohammad Reza Bahonar）、前议员侯赛因·马拉希（Hossein Marashi）以及前总统鲁哈尼的高级政治助理马哈茂德·瓦伊齐（Mahmoud Vaezi）一道讨论了伊朗国家体制存在缺陷，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
这三人中，巴霍纳尔一直被视为是保守派人士，马拉希与瓦伊齐则属于改革派。但这三人现在都认为，伊朗需要进行一次深入骨髓的改革。
三人现在能够达成共识的核心原因，是伊朗国内经济困难重重。
简单来说，伊朗确实构建起了一套通过在诸多领域实现独立自主、减少经济领域对外依赖，从而降低制裁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抵抗经济”模式，但随着西方制裁的层层加码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GDP增长缓慢、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一系列问题仍旧困扰着伊朗。
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影响到了伊朗基础社会供应体系的运行。甚至在近期出现了全国31个省中26个省的政府办公室与学校，因为电力短缺而暂时关闭的情况。
在伊朗这样一个产油国，这种情况的出现很能说明问题。
伊朗也不是没想过进行改革，改善国家发展情况，但伊朗现在施行的共和体制整体上属于偏保守的一种政治制度，政坛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分，也是在这种总体偏保守的制度下出现的，这就使得即便是改革派执政，伊朗也只能做到在总体保守的政治基础上进行微调。
再加上外部环境突变等因素影响，之前的小修小补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
而瓦伊齐等人现在提出的改革，则是在向着伊朗的整个政治体系开刀。
这三人目前公开提出了部分重点改革方向。
首先就是抛弃伊朗现在的反美外交思路，这其实也是伊朗改革派的一贯想法，即通过停止反美外交活动，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解除制裁枷锁，进而推进经济的发展。
而第二点改革方向，则是拿伊朗革命卫队开刀立威，他们非常渴望限制伊朗革命卫队在国内的影响力，也就是这三人说的“伊朗的政治不应该交给军事组织”。
他们提出这一改革观点，主要是因为革命卫队现在已经是伊朗国内的一股特殊力量，在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生活、国防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地位。革命卫队与伊朗政府之间，事实上处于一种博弈与合作、团结与争斗皆有的特殊关系。
这种特殊关系之下，最高领袖可以通过平衡政府与革命卫队的微妙关系，确保自己始终处于权力核心，且在伊朗正规军的牵制下，革命卫队很难做到一家独大，通过武力手段彻底掌权。
至于第三点改革诉求，是要对选举制度进行调整，修改整个伊朗宪法。用巴霍纳尔的话说就是“除了涉及共和国政治制度性质的少数条款外，宪法的所有条款都可以修改”。
伊朗媒体认为，巴霍纳尔此言是在暗示废除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机构，甚至有可能要修改赋予最高领袖特别权力的条款。
这三人也都呼吁建立类似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如果这三人所说的改革能够进行并取得成功，伊朗最高领袖的权力必然会受到限制。
以废除宪法监护委员会为例，这个组织的主要职权就是监督立法、选举活动，并拥有最终的宪法解释权。没有了这个机构等于是断掉了伊朗最高领袖的一臂。
可以看出，这三个主要改革方向都是在对伊朗国家政权的基础开刀，甚至可以说是将矛头指向了伊朗最高领袖。
一旦改革开始必然会遭遇极大的内部阻力，不仅会遭遇来自革命卫队等方的强力反制，也基本不可能得到足够的高层支持。
况且，这种改革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伊朗社会的全面动荡。伊朗政坛似乎没有任何一股力量，有足够的魄力与能量，来推动一场这一大规模的改革。
同时，任何一国想要进行内部的重大改革，都需要有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可在当期阶段，伊朗面对的外部环境太过复杂，如果此时伊朗内部因改革出现动荡，美国、以色列等方必然会暗中推波助澜，推进伊朗政权的更迭。
因此，伊朗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的内外部条件似乎都不成熟。
但无论是否有人能够开启这三人预想中的大规模改革，这种相对激进的改革论调出现，都足以说明伊朗当前的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了政坛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悲观。
伊朗要想走出这种困境，也仍旧要回到在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进行结构性调整的道路上。伊朗各界现在真正要考虑的，就是变革的具体力度，以及如何确保变革不会动摇国家的根基。
而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伊朗的外部环境短时间内不会好转的情况下，伊朗政府最多就是尝试为未来的全面改革打下一定基础，伊朗政治制度等领域问题的全面解决，很有可能被哈梅内伊留给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