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的最后两个月，国际局势震荡连连：德国红绿灯政府垮台，法国政府崩溃，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却迅速失败，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在内外夹击下也被推翻。短短数周，世界像是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状态。
这是巧合吗？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大变局的前兆呢？
从眼前的事件回溯历史脉络，我认为，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化体现，而现在，这场大变局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什么是大变局？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世界格局自三五百年前西方崛起以来，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重新调整。过去，西方国家凭借工业化、大航海、全球殖民等方式积累了巨大优势，确立了主导全球的地位。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新兴国家加速崛起，旧有的国际权力分配正在逐步失衡。
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震荡。 从西方国家的衰退，到新兴力量的崛起，这种权力重塑必然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只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西方国家还未等到新兴国家发起真正的全面挑战，就先在内部“自爆”了。
首先一个就是德国朔尔茨的“红绿灯”政府的撕裂和倾倒。朔尔茨的德国联合政府被称为“红绿灯政府”，即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然而，这种松散的执政联盟在治理国家时却问题百出。内部意见分歧严重，民众对能源政策和经济复苏的不满逐渐累积，导致支持率直线下降。最终，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政府班子，只能在嘲笑和谩骂中黯淡离场。
其次是法国的马克龙政府陷入危机。法国的政治一直是欧洲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更是雪上加霜。高涨的通胀、移民问题、社会分裂，使得马克龙政府压力巨大。随着政府丧失议会多数，法国再一次陷入政治僵局，甚至在动荡中崩溃。
再一个是韩国尹锡悦政府的戒严令闹剧。尹锡悦因为和共同民主党的党争危机陷入僵局，试图通过宣布“紧急戒严令”的方式来扭转局面，结果却适得其反。尹锡悦的政府治理能力异常低下、内部矛盾重重，所有这些都让他的冒险举措迅速遭遇了失败，并引发韩国社会上下更强烈的反弹。韩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投机者”，其脆弱性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德国的多党联合、法国的总统制困局和韩国的高频内斗，无不反映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难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德国、法国和韩国的现状看似偶然，其实有深层次的共性。从更广的视角看，这些国家都属于西方一元论的既得利益者。它们的繁荣无不建立在西方过去几百年来的全球化红利上，然而这种红利正在迅速枯竭。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德、法和韩三国的经济发展潜力都比较有限。一个是自然资源匮乏，德国、法国和韩国的资源禀赋相对有限，与非洲、东南亚等地的新兴经济体相比毫无优势；另一个是人口基数劣势，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是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经济增长缺乏强劲动力。
此外，全球化带来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普通民众不再享有过去的优越感。八二法则的影响加剧了社会不满，使得政治更易陷入内斗。
至于叙利亚局势的骤变，我认为那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另一种体现。长期以来，叙利亚作为大国博弈的前线，已经成为多方代理人的战场。2024年年末的一场剧变，让苦苦支撑了多年的阿萨德政府的草台班子最终轰然倒下，并使得叙利亚境内的各方势力再次陷入了大混战。
叙利亚的命运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脆弱国家的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将会更加难以维系，它们也因此更容易沦为地缘政治重塑的牺牲品。
叙利亚的剧变，是这场大变局的另一面—— 全球力量重新分配，不仅动摇了西方的地位，也让脆弱国家更加举步维艰。
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深水区之后，旧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内爆现象将继续加剧。德、法、韩三国的例子只是开始。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以及全球影响力的丧失，将使得类似的“内爆”越来越频繁。
而与此同时，世界舞台上的新兴力量将会迎来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国家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崛起，全球化让它们在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中实现了突破。 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将成为未来全球舞台的主角。
此外，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冲突也将变得更加复杂激烈。从叙利亚到乌克兰，区域性冲突将继续上演，并有可能演变成大国全球博弈的新引爆点。
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秩序的重塑进程将悄然加速。无论美西方有多么不情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都已经无法回到西方主导的“单极时代”了。未来的国际秩序，势必会变得更加多极化，并伴随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同时新老力量和新兴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将变得更加激烈。
总之，不管怎么说，我们所面临的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这不仅意味着旧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新规则、新秩序的诞生。 在这场大洗牌中，只有那些真正具备战略眼光和内生动力的国家，才能在未来占据有利位置。
德法韩的内爆，叙利亚的变天，都是这场大变局的缩影。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如何在这场巨变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作为个体的我们，也需要更加清醒地看待未来，理解这场大变局对生活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