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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悦的政治生涯，在风云变幻中，似乎早早注定了结局。2024年12月3日晚，这位韩国总统凭借发布戒严令试图稳住自己的政权，然而，不到几个小时，“戒严令”分崩离析。
尹锡悦的戒严令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政局的变化，而是因为他的妻子金建希的诸多丑闻——诸如干预选举、挪用公款等罪行被在野党抓住了把柄。以反女权为噱头而上台的政客，如今却因为一个女人而下台，不由得令人唏嘘。
尹锡悦的总统选举之路，显得异常戏剧化，年轻女性的支持率几乎成了他登上权力巅峰的关键。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尽管尹锡悦自始至终秉持“反女权”的立场。
2022年选举时，他还是成功赢得了20岁年龄段女性31.5%和30岁年龄段女性32.8%的选票，成为这几位候选人中支持率最高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本应支持女性平等的年轻女性选择了尹锡悦呢？
韩国女权运动
韩国的女权运动，起初的目标非常简单且直接：争取女性在职场、家庭和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几十年来，韩国女性经历了从被压迫到逐渐争取权益的漫长历程。最初的斗争，是为了摆脱对女性的传统束缚，争取教育、就业和法律上的平等待遇。
最早，韩国女性争取的是基本的社会权益。70年代到90年代，女性开始涌入职场，争取公平薪资、平等待遇，尤其是在家庭暴力、性骚扰等问题上，深受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深受儒家文化中的“糟粕”：男尊女卑等思想影响，韩国女性一直备受压迫，其中《熔炉》、《82年生的金智英》等韩国文学作品都在揭露这个国家女性最沉重的一面。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逐渐在教育和职场上崭露头角，女性在韩国社会中的地位有所提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权运动却开始逐渐走向极端，尤其是在面临工作压力和性别歧视的情况下，一部分人开始走偏，放大了性别对立，甚至开始妖魔化整个男性群体。
极端女权的出现
而掀起极端女权运动的导火索：“N号房事件”，揭露了韩国黑暗角落中滋生的性犯罪的问题。尽管这件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让许多人开始思考女性的安全和尊严，但也有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将整个男性群体视作加害者，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
然而，随着社会对女权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部分极端女权主义者开始走出更激烈的立场。尤其是在年轻女性中，某些激进观点逐渐浮现，认为“所有男性都应为女性的不公负责”。这些声音将焦点从平等的追求转向了单纯的性别对立，逐渐在公众中形成了负面的印象。
“4B运动”便是这种转变的代表。最初，4B运动是为了呼吁女性在职场中的平等待遇，但随着极端言论的出现，它变得越来越极端，部分激进的参与者开始要求男性为女性的所有困境负责，甚至主张“女性优先”。
Bihon 不结婚
Bichulsan不生孩子
Biyeonae不约会
Bisekseu不发生性关系
这种情绪化的呼吁，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加剧了性别对立，甚至让一些支持女性平等的男性也开始反感这一运动。女性追求的是平等和公正，而极端的女权主义反而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分裂和不满。
这种极端的思维，不仅未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让女性运动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他们的眼中，所有男性似乎都是敌人，这样的立场只能进一步加深性别之间的对立和敌意。随着韩国女权运动的激进化，韩国社会的性别对立变得愈发严重。
这种极端化的女权思想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争议，也对全球女权运动产生了影响。其他国家的女权运动者开始质疑，过度激进的性别对立是否真能推动社会进步？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女权运动本应是为了争取平等和合作，而非一场无休止的性别战争。
韩国的极端女权主义者将男性妖魔化，甚至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男性，导致一些本应团结起来的力量，反而陷入了对立。韩国的女权运动教训深刻。它提醒我们，女性的权益应该是基于平等与合作，而不是极端化的对抗。
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我们不能让仇恨和极端情绪充斥其间。极端女权主义的蔓延，不仅未能改善女性的处境，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正如韩国所展示的那样，过度的性别对立可能让原本应当成为社会进步动力的运动，变成了一场不可收拾的灾难。
这一切警示着我们，女权运动的未来，必须摆脱极端化，回归理性与建设性的对话，才能真正为全球的性别平等贡献力量。